袁紅冰：民怨民怒沸騰，暴政四面楚歌(圖)

【看中國2015年07月06日訊】《自由聖火》編輯部：用民主大革命摧毀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經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主流意志，中共為之驚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傳機器和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劉路之流，開始不斷發文，企圖論證中共暴政是不會死亡的萬年帝國。面對這種情況，徵得出版社同意，摘發袁紅冰所著《決戰二〇一六》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經是屍居餘氣，處於滅亡前的迴光返照之中。

《決戰二〇一六》第二章

第二節 民怨民怒沸騰，暴政四面楚歌

——東亞大陸反抗中共暴政的歷史大潮湧起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東亞大陸成為歷史關注的重心。引發關注的，是隨遮天蔽日的沙塵暴一起湧向蒼穹之巔的經濟奇蹟。從華爾街的肥貓到北美和歐洲信奉淺薄的功利主義哲學的政客；從中共收買的各國「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到中國的偽自由知識份子，都把驚嘆艶羨的目光投向暴發的中共強權，而忽略了東亞大陸上人權大劫難的浩蕩悲歌。在這個奉「經濟決定論」為圭臬的墮落時代，對人權的關懷相當程度上是一樣偽善，因為，「經濟決定論」哲學分泌出的物性貪慾獲得生命價值之王的權威。

然而，即便上帝和人類都忽略了人權大劫難，宿命地活在東亞大陸上的各個族群卻無法忽略，因為，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所有權利之後的苦痛悲愁，構成他們生活的主調——他們就活在人權大劫難中。

這個只懂得諛媚金權的時代，把滾滾如黃河濁浪的溢美讚頌之辭，獻給創造出經濟奇蹟的中共強權，同時忘記了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奇蹟般崛起的經濟不能給東亞大陸帶來普遍幸福；或者說，為什麼經濟奇蹟崛起卻使社會遠離普遍幸福？

這個問題猶如猩紅的血跡迸濺在時代的眼球上，只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才能準確預言中國的前景。探尋自由臺灣的出頭天，當然需要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準確評估。既然如此，就讓我來回答上述問題，以為自由臺灣謀。

權貴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經濟奇蹟之母；鄧小平則是權貴市場經濟的「總設計師」。

一九八九初夏，北京浴血，中共又一次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作為統治者，竟動用數十萬大軍，佔領本國的首都，血腥屠殺本國人民——鄧小平之惡，神人共憤；中共又一次摧毀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

面對嚴峻的統治危機，基於政治黑手黨式的陰晦詭詐的天性，鄧小平決策實施權貴市場經濟，以重建中共極權專制的「合法性」。他要通過權貴市場經濟，使中國人的良知在物性貪慾中腐爛，從而抹去其留在中國人記憶中的反人類重罪——記住罪惡需要良知；良知腐爛了，社會就喪失記住罪惡的道德基礎。

權貴市場經濟是從政治黑手黨化的中共統治危機中長出的一個經濟怪胎。它以挽救中共統治危機，強化一黨獨裁的極權專制為宿命，而不是以實現社會普遍幸福為天職。這正是當代中國經濟奇蹟與社會普遍幸福南轅北轍的本質原因。

所謂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一言以蔽之，乃是以腐敗的專制權力為軸心，以人性中的物性貪慾為原初動力，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運行的一種經濟系統。這種由物性貪慾和專制權力主導的經濟系統必然導致特定的社會效應，即社會財富如天河倒灌，滔滔不絕，湧入中共權貴以及作為權貴白手套的奸商惡賈的錢袋——這種社會效應又必然以社會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作為結論；在人的自由權利受到政治否定的專制體下，社會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也必然以社會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作為補充。

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雙重意義上的極端兩極分化，意味著對社會普遍幸福的絕對否定。在中共極權專制背景下的兩極分化，又有其特定的內涵，即由千萬貪官污吏構成的「上層一萬家」，不僅是擁有暴發的財富而毫無良知正義的一極，而且表述國家權力空前絕後的極端腐敗，潰爛入骨；由十五億普通民眾構成的另一極，則既要承受生活的辛勞，甚至艱難，更要時時承受千萬貪官污吏以及奸商惡賈從他們沒有權利保障的尊嚴上踐踏而過的精神苦痛。

被閹割掉道德原則的資本，為追求暴富的貪慾，如漫天蝗蟲般湧入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除此之外，中共創造經濟「奇蹟」的內在因素主要有兩個：其一，對三億五千萬農民工奴工般勞動的二十餘年的剝奪；其二，對東亞大陸壯闊山河間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毀滅性的開發利用。第一個因素背叛人性良知，摧殘社會正義；第二個因素悖逆人類理性，戕害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

進行上述討論是為得到一個基本結論：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無論從起點到歸宿，也無論從本質到運作的具體邏輯，都違背良知與理性，所以，中共在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也在創造人民對它的憤怒；中共在飛速積累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社會全面危機也在迅速積累——全球的庸人政客和瑣碎的學者為之驚艷的經濟發展指數，同時在詮釋社會危機的深刻和激烈程度；豪華的經濟奇蹟的外觀後面，末日的喪鐘已從地獄深處隱隱傳來。

從二十一世紀初葉開始，東亞大陸腹地的「群體性事件」就年復一年日益增多；由最初每年數萬起，增至前年，即二〇一三年的三十萬起以上。中共公安部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實質就是規模不同的「人民起義」——起義，為反抗中共政治黑手黨的貪官污吏對天賦人權的踐踏；起義，為反抗財富和權利極端兩極分化所表述的社會不公正，以及維護這種社會不公正的極權專制。

由於還沒有受到歷史機遇的祝福，大量分散崛起的規模不同的「人民起義」，迄今沒有形成導致前蘇聯共產帝國崩潰或者「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全民反抗，而是在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鎮壓下表現為前仆後繼、生生不息的失敗過程。不過，失敗既不是終結，也不意味著絕望；相反，每一次失敗都為重新崛起積累更強悍的能量，人民反抗已經獲得不死的靈魂——正是中共強權對人權的踐踏和社會正義的缺失，構成人民反抗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之源。暴政的逼迫是人民反抗的根本原因；暴政退出歷史之前，人民反抗必定呈現為「動盪不息的大海」。

中共的政治辭典中，其統治下的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稱為「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除了同漢人一樣承受千萬貪官污吏的經濟剝奪、政治壓迫、人權踐踏，還不得不為堅守民族宗教的生存權和心靈的神聖感而浴血。東亞大陸之上，當代反抗中共暴政的大潮中，「少數民族」的反抗形成最壯麗的波濤；其中維吾爾人和藏人對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反抗，則是血海淚滔書寫的追求自由的史詩。

對於相信人的本質是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塊物質或者一堆肉的民族而言，摧殘心靈是比屠殺肉體更深重的罪孽；也可以說，心靈受到強權戕害的悲愴，比肉體承受的酷刑之痛更慘烈。維吾爾人和藏人就是堅信人的本質在於精神的民族。

中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天性，只在於摧毀維吾爾人和藏人從祖先承繼的精神價值信仰，把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心靈關進共產黨專制文化的巴士底獄，使維吾爾人、藏人淪為魂飛魄散的行屍走肉和中共暴政的精神奴隸。形象地講，中共要用極權專制之刀，剜出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心，然後給他們換上共產黨文化的魔鬼之心。所以，維吾爾人和藏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是維護精神價值之戰；他們的抗爭證明維吾爾人、藏人是忠實於心靈的民族。

二十一世紀以來，抗爭暴政成為維吾爾人的政治主題。新疆地處玉門關之外，距中原萬里，但是，中共卻把維吾爾人的反抗視為心腹之患。中共對維吾爾人反抗的焦慮在於下述兩個方面：

其一，十二億人的伊斯蘭信仰世界構成維吾爾人反抗的天賜的國際背景，這種國際背景使維吾爾人的抗爭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而且水勢滔滔，難以斷絕；根深本固，生機盎然。

其二，維吾爾人的反抗表現出受到堅逾鐵石的宗教信仰加持的強悍風格，以及銳利的鋒芒。如果這種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影響到中原地區每年數十萬起「群體性」抗爭暴政的事件，那將意味著中共極權的末日。

為斬斷對維吾爾人反抗的國際援助，杜絕維吾爾人反抗對中國內地的影響，中共除用新聞封鎖的鐵幕把新疆同世界隔絕之外，更通過其絕對控制的輿論宣傳系統，指控維吾爾人的反抗是「恐怖主義」，並以此為其對維吾爾人實施大屠殺辯護。但是，中共的指控是魔鬼的謊言；中共對維吾爾人的大屠殺是魔鬼犯下的反人類重罪。

「恐怖主義」是指，為實現特定的政治和宗教意志，用造成社會普遍恐怖的方式和手段，危害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財產的行為。確實有維吾爾人實施了針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攻擊，不過，那並不代表維吾爾人反抗的主流。絕大多數維吾爾人反抗行為的打擊對象，是構成中共極權國家暴力機器的各種機構，諸如警察局、武裝警察、中共黨和政府單位等。

偉大的盧梭提出，一旦暴政剝奪了人民用和平方式表達意志的可能，人民就擁有起義的權利。盧梭提出的，乃是屬於人民和自由的真理。近代史上，歐洲和北美大陸正是通過人民大起義，才把人類歷史推進到自由民主的時代；當時如果人民放棄了起義的權利，恐怕直到今天歷史還只能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徘徊。現在，維吾爾人的反抗正是行使人民在暴政前起義的天賦權利。

中共強權在恐怖主義的問題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之際，我們有必要指出，當代橫行東亞大陸，荼毒天下蒼生的，只有一種恐怖主義，即中共強權的國家恐怖主義。中共寡頭將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發揮到血腥的極致，用精神鐵幕、酷刑黑牢、政治司法迫害，甚至軍事屠殺，摧殘自由的靈魂；中共暴政是東亞大陸上的恐怖主義之源，而且是唯一的根源。

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反抗恰是在運用人民起義的權利，否定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維吾爾人對中共強權國家統治機器和暴力機構的打擊，是針對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統治實施的正當防衛。我之所以就中共暴政對維吾爾人的誣陷性指控，為維吾爾人的抗爭作上述辯護，乃是基於一個信念：維吾爾人反抗暴政所展示出的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意味著一種英雄意志的啓示；所有祈盼擺脫中共政治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只有讓自己的抗爭獲得英雄意志的祝福，才可能實現作自由人的理想——極權暴政的葬禮和自由的慶典，都需要英雄之血的獻祭。

如果説維吾爾人以其反抗的強悍風格和銳利鋒芒，令中共暴政如刺在喉，寢食難安，藏人的反抗則因為對心靈的忠誠，而使中共滅絕藏傳文化的國策折戟沉沙。

一九五九年，用英雄之血點燃雪域高原的全民大起義，拉開了當代藏人反抗中共暴政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序幕。其後數年間，近一百二十萬藏人死於軍事屠殺、鐵牢酷刑、勞改營的苦役，以及大飢餓；屍橫萬里，血浴荒野，聖潔的西藏高原，淪為人間地獄。

然而，藏人對心靈的忠誠比國家恐怖主義的中共暴政更頑強。一九八九年春，先於「天安門運動」爆發了拉薩起義；二〇〇三年，全民抗爭席捲雪域高原；二〇〇八年被藏人學者稱為「鐵馬年革命」的復國運動崛起於雲端；二〇一二年起至今，已有近一百四十餘名藏人，為自由西藏燃身獻祭，讓自己的生命化為金色烈焰，用璀璨的痛苦證明藏人對心靈的忠誠和自由的苦戀。

半個世紀以來，藏人的反抗猶如雅魯藏布藍火焰般的波濤，起伏動盪，連綿不絕，湧向歷史的天際。藏人的反抗以一次又一次從浴血失敗中的重新崛起，呼喚自由西藏的理想，預言強權暴政必將最終敗於藏人對心靈的忠誠。

國際社會常把對「自由西藏」運動的關注聚焦於海外的流亡藏人社區，不過，「自由西藏」運動的主體卻是磅礡於雪域高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中國近十年，思想自由的春風湧入東亞大陸。十世班禪大師借思想自由的春風，推動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這個歷史進程中，新建或者恢復的各類藏文化學院如雨後春筍，在廣大藏區生機蓬勃。藏人把這些學院稱為「班禪學校」。

現在，「班禪學校」培育出的當代藏人知識份子群體，和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中湧現出的新一代僧人學者一起，已經成為境內「自由西藏」運動和藏人反抗運動的中流砥柱。《開天闢地——藏歷土鼠年和平革命》一書的完成和公開發表是一個標誌——它標誌著雪域高原的知識份子群體，正式承擔起為境內藏人反抗運動鑄造思想之魂和政治目標的天職；「自由西藏」運動從此獲得更加豐饒的精神內涵和更加明確的政治意志。

二〇一二年，流亡藏人「行政中心」的司政洛桑森格，一個從沒有在雪域高原上留下過自己足跡的政客，基於愚蠢至極的功利主義算計和猥瑣不堪的投機心理，公開向世界宣示，他不挑戰中共強權在西藏實施的政策，不追求實現民主制度，也不試圖改變中共對西藏的政治統治。

洛桑森格就用上述宣示表明，他決意背叛已經淹沒了半個世紀的藏人為自由而湧流的血海淚滔，決意背叛藏人為反抗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而承受的烈焰焚身的苦痛。不過，洛桑森格可以背叛，雪域高原境內的藏人卻絕不會背叛自己的歷史，因為，屬於藏人的當代史，是刻在英雄額骨上的對自由的誓言，是與焚身的金焰一起燃燒的對心靈的忠誠；為在雪域高原重建心靈的家園、精神的故鄉而與中共暴政決死戰——這是藏人的神聖宿命。

西藏高原是自由長風的故鄉，然而，自由卻不是藏人獨有的祈願。二〇一四年，香港人以「佔中運動」步入歷史中心，展示作自由人的意志。

中共宣稱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但是，中共實際作的，卻是通過極權政治的邏輯，選擇董建華、梁振英一類天良泯滅、物慾如熾的奸商惡賈，作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統治香港，並讓民主程序淪為騙局。

在英國統治下，香港人沒有民主選舉的權利，但能夠得到思想、言論自由和法治正義的祝福。中共統治之下，腐敗的權力和骯髒的金錢通過官商勾結形成魔鬼同盟，法治原則逐步敗壞，法的正義日漸枯萎，思想和言論自由處於危險之中，同時，中共又試圖操控「民主選舉」，剝奪香港人決定自己政治命運和香港前途的權利。中共權貴想要實現的政治目的，就是讓香港人也如同內地十五億人那樣，變成極權專制下的政治奴隸。

香港人同中共強權的抗爭關係到香港人的根本命運——作政治奴隸，還是作自由人。這個抗爭將持續下去，直到歷史對暴政作出末日審判。香港雖然地處一隅，人口也只數百萬，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背景，香港人追求作自由人的事業將噴薄出遠遠超過其地域和人口數量的能量，作用於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之後，內地地火奔行般的「群體性」維權運動，維吾爾人熾烈得能把刀鋒燒紅的反抗，藏人英俊壯麗生命中升騰而起的為自由獻祭的金焰，香港人的「雨傘革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族群，以中共暴政為公敵的自由人權運動的大同盟橫空出世。

上述抗爭中共暴政的大同盟並不是任何人主觀意志的設計，而是歷史邏輯運行的自然結果。歷史邏輯的自然結果即天意——是蒼天的詛咒，把中共暴政置於萬夫所指、萬民唾棄的人民公敵之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