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喜愛閱讀與借鑒的書籍(圖)

 

或達官顯貴，或赳赳武夫；或鄉紳雅士，或一介草民，讀書，是傳統中國人難以割捨的情結。於繁重的黨國事務之餘披覽古今，潛心研修，博覽群書則是蔣介石的嗜好。

（一）

1931年印行的蔣介石《自反錄》第一集卷二，收有他開列的《選讀各書目錄》，所列書目大致能反映蔣介石青年和中年時期閱讀的情況。這篇目錄，開列圖書43種（類），大體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諸子及其它文史書籍：《五經》、《四子書》、《孔子家語》、《左傳》、《戰國策》、《六韜》、《孫子》、《吳子》、《管子》、《莊子》、《韓非子》、《離騷》、《史記》、《資治通鑒》、《清史輯覽》。二是軍事書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韜》、《孫子》外，還有《普法戰史》、《拿氏戰史》、《日俄戰史》、《歐戰史》、《巴爾克戰術》、《戰時正義》及各種軍事學。三是名人文集、全集：《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叢書》、《曾國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駱秉章全集》、《李鴻章全集》等。

他在附記寫道：「右書手自選定，以資悉心研究，茲附抄於此。」由此看來，蔣介石讀這些書，絕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要「悉心研究」的。

宋代之後的理學家都將《大學》當作治國的綱領，蔣介石似乎也不例外。他在《大學中庸新義》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

「他還談到，治國者要以《中庸》為指導：「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否則就有過猶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為政治了。」

蔣介石對《孟子》也推崇備至，他對蔣經國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囚禁中的蔣介石，待驚魄稍定，除了每日誦讀《聖經》外，還「閱必須熟讀《孟子》」。關於《易》，他也有自己的獨特看法：「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不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

和絕大多數傳統知識份子一樣，蔣介石十分重視家庭教育和後代品德的養成。在這方面，《曾國藩家書》是最好的教材。

1937年4月27日，他寫信給蔣經國說：「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於‘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全國掀起了抗戰高潮，蔣介石還不忘叮囑經經國「你此時應專心研究國文」。

晚年的蔣介石對陸（九淵）王（陽明）心學頗有心得。1969年，他專門撰文闡釋自己的見解：「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於陸像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其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

作為軍事家，在「手自選定」的書目中，軍事方面的書籍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其中，他最推崇的兵書是《孫子》和戚繼光、曾國藩、胡林翼的書。1929年1 月12日他在《精神講話》中說：「我們中國很多寶貴的古書，都是治兵的重要書籍......尤其以孫子十三篇為中國治軍最要緊的法則。」

「關於教兵練兵，大家有幾部書必定要看，除了總理的書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第二是曾國藩胡林翼的書要看的多，這三種書湊合研究起來，便曉得我們中國人的心理。便曉得要怎樣的訓練，才能訓練出中國的精兵。1941年8月24日，他寫信給蔣經國：「此時（五十歲）而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

（二）

對於中國的傳統經典，蔣介石也並非照單全收。1932年2月29日，胡適與蔣介石在漢口共進晚餐，同席者有陳佈雷、陳立夫、顧孟餘等人。因無單獨與蔣談話機會，胡適送了一冊《淮南子》給他。胡適為什麼要送《淮南子》給蔣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適在給羅隆基的信中寫道，據他的觀察，蔣介石管得太多，「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

前在漢口初見蔣介石，「臨行時贈他一冊《淮南王書》，意在請他稍稍留意《淮南》書中的無為主義的精義「。又說：「去年我第一次寫信給蔣先生，也略陳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為然。他誤解我的意思，以為我主張‘君逸臣勞'之說。......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為政之大體，明定許可權，而不‘侵官'，不越權。如此而已。《淮南》說的‘處尊位者如屍，......屍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也。'此似是淺訓，但今之為政者多不能行。」

置身於權力之巔的蔣介石哪裡會顧及胡適的良苦用心。書生謀國，大多仗義直言，罔顧其餘。殊不知，政治權力爭鬥中的波譎雲詭豈是一介書生可以知曉。任憑胡適如何苦心孤詣，結果都只有一個。

作為一個政治家，蔣介石當然不贊成死讀書、讀死書。「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果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 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裏明白，拿一句話，實地可以使用著就好了。學以致用，讀書之要。明白了這一點，胡適的冷遇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

《西安半月記》中記載，1936年12月14日下午，蔣介石移居高宅後，張學良毫不客氣地批評蔣「太專制」。「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蔣介石並不同意張學良的說法，反唇相譏：「爾是以馬克思資本論與共產主義等書為新書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蔣介石此言絕非空穴來風、信口開河。其實，早在五四時期，他就讀陳獨秀的《新青年》、羅家倫的《新潮》，看杜威、胡適的作品。好一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熱血青年！

大約在1923年到1926年之間，蔣介石開始涉獵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間有心得，輒悉心記錄。他案頭的書籍包括《馬克思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等。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今日看《馬克思學說概要》完，頗覺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厭棄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多玄悟，手不忍釋矣！

1925年11月，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所作的序中，明確提出了「精神出自物質，宇宙只有一原的唯物觀和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的誓言。足見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其影響之深！

1925年開始，蔣介石開始關注列寧的著作。11月21日，他曾評價《列寧叢書》：「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皆經驗之談也。」也就是從列寧的著作和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實踐中，他深切地意識到：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中國共產黨也是革命黨，但革命的領導權只能掌握在國民黨手裡。這大約就是後來國共分裂的誘因吧！

作為歷史人物，對於蔣介石的功過是非自是仁智各見，無知的鞭撻或者肉麻的吹捧都是淺薄和幼稚的。於平凡生活的點滴中去發現一個人、解讀一個人，不失為還原其歷史真相的一條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