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當時夠殺頭罪的這五個字 誰寫的?(圖)
他「沾」了一點右派的光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余華良晚年生活有幾分滿足了。故土難離,他不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鄉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戶口都由「五七」難友幫忙解決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難結案的所謂反革命反標案,也隨著大批右派改正一風吹了。說起這場噩夢,要不是在舊檔案中查出了他確實被內定為右派份子,也屬於落實政策範圍,給立案結了,他這口黑鍋不但要背到棺材裡,還要累及子孫!離開無為時,曾對送別他的難友們說,他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對那場「陽謀」運動,是該心存感激呢,還是該詛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運動時期更多!無為縣農業局是反右的重災區,許多人莫名其妙地栽進反右的陷阱裡,包括三位局長。運動在橫掃階段,即大揭發大檢舉過程中,大字報滿天飛時期,他所在的局屬獸醫站,也是一片混亂,造謠生事,爾虞我詐,胡亂上綱上線的事時有發生。余華良不是未想過,像他這樣出身舊社會,還有一個哥哥在香港經商的人,雖說未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工作中一貫兢兢業業,但畢竟不會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麼時候被人編造出幾條所謂反動言論來,再上綱上線戴上帽子,打入另冊,不是沒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沒有力量改變當時運動發展趨勢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謹言慎行,不該說的話不說,該做的事盡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職重用,只盼能平安過日子,就足夠了!
應該說,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縣農業系統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鬥爭高潮由顛峰狀態開始出現回落時,他依然平安無事。獸醫站是個干實事的單位,是全縣幾十萬頭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後者的健康又直接關係到全縣的農業生產。余華良學歷不高,也就一個短期培訓班結業,但他工作認真為人聰明,獸醫主要又是一門實踐性的工作,實際工作經驗是可以彌補理論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材匱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術骨幹。那時他心裏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獲罪的。所以他既不寫一張大字報,政治學習會上也盡量不發言,實在躲不過去了,也就說點與敏感話題不相幹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裡會想到,大抓右派時他只能說是暫時未揪出來,其實掌控運動者早已備好刀俎了,他的命運也早已確定,只等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方式而已。正當他還存有幾分僥倖時,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里氏劍,終於嘩然落下,差一點就要把他劈成兩半!
同是縣農業局的一位右派難友F君告訴我,他是余華良在一個冬夜裡突然被公安局銬走的目擊人。現在回想起來,依然不寒而慄!因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幾天前,F君已經在煉獄裡走過一遭了,隨時再扔進煉獄裡,本是平常的事。
筆者聽完余華良的全部故事後,知道1979年餘華良在為自己案情申訴過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幫助。曾笑著問F先生,你這麼盡力幫助他,是否感到余華良是在為他人也包括你受難,因而有一點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爾一笑說:「這話真難說,局裡當時發生那樣的所謂驚天大案,一時人人自危,特別是我們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鐵銬銬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華良突然被銬走,我們多少有點豁然輕鬆之感。我們明知余華良決不會幹這種蠢事,那豈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腦袋的!但劍畢竟是劈在別人身上,總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著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見笑了。」我連忙說:「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時期能不栽贓誣陷他人,不干落井下石勾當的人,就是好人了。何況你以後那麼誠心誠意地幫他忙這忙那,你這樣的好心人,應該長壽的!」
我接著說,不就是那五個字嗎?幹嗎就能坑倒那麼多人,又嚇倒那麼多人?看看今天的報紙電視上,兩黨常來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勢。可是在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為這可怕的五個字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F君對我說,那天夜裡的事,雖說過去五十年了,因為刺激太深,稍一回憶,一切都歷歷在目。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快十二點了,我突然被局整風領導組成員杜副局長和另一積極份子從被窩裡拖起,拖到一公共廁所裡。廁所裡沒燈,門外不遠處有一盞路燈,藉此燈光廁所內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納悶他們深更半夜的,帶我到廁所裡幹啥?只見他倆突然打開手電筒筒,照到坑位對面的牆上,冷冷地問我,看到了什麼?能看到什麼!一天幾次來過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牆嗎?他倆見我不開口,就惡狠狠的又說,再看看,再看看!唸唸!邊說邊把手電筒的光圈對準牆上新出現的幾個字上。說是新出現一點不假,當時大家都上公共廁所,牆上有這麼危險的字樣焉能不見?一定是當晚夜深人靜時剛寫上去的!我循著燈光定眼一看,噓!頓時倒抽一口涼氣!兩腿禁不住在打顫了。這時求生的本能告訴我,一定要鎮靜鎮靜再鎮靜!決不能有半絲慌亂,在這樣幾近生死抉擇的嚴重關頭,有半點差池,一生就徹底完了!於是我強作鎮靜地湊上前去,扮作仔細辨認狀,字像是用燒焦的樹枝寫的,有點書法寫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寫的平常,說不上什麼功力,瞅了好一會,在他倆一再催逼下,低聲一字一頓地念道:國、民、黨……下面的萬字,本來拐彎的最後一筆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沒問題的。我故意說這個字看不清。他倆這次是疾言厲色地追問了,並要我連著後面的字一起念。後面清清楚楚寫著一個「歲」字,連在一起就是「萬歲」二字,五個字一起念就是「國民黨萬歲」。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會被認為是做賊心虛!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心想你們讓我念我就念了,就憑這你們能認定是我寫的嗎?果然,我話音剛落,他倆連珠炮式的向我發起攻擊:什麼反動立場大暴露啦!什麼休想抵賴啦!什麼人贓俱獲啦!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啦!什麼什麼沒完沒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會受他們的威逼誘騙,果斷地回答他們,我未寫!他倆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還在不停地追問,這時我也惱火了,說你們鬥我右派問題,我也承認過有些話說錯了。但是你們想把我扯進這樣的政治大案裡,是決不可能的。我家世代書香,從無人在國民黨政府裡任過職,我幹嗎要喊它萬歲?你們說我寫的,有什麼根據?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斬釘截鐵的態度還真的起了點作用,如果我是心虛膽怯吞吞吐吐的嚇得語無倫次,倒真的可以被他們抓個現行呢!歷次政治運動中,為所謂「反標」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殺的案例還少嗎?
話雖這麼說,那晚之後的很多天,真不是人過的日子,我當時雖年輕也知道這種純屬無頭案,是百口難辯的,纏上誰別說能斷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歷史反革命案,有敵偽檔案可查;不像經濟案,再複雜的賬目,總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謂腐化案,要捉姦捉雙!這種誰信手胡劃幾個字,然後消失在人海裡,到哪兒找人去!而有了帽子總得找個人頭戴上,既然戴誰頭上也是冤,也只能聽天由命了!余華良未銬走之前,F君說全局裡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種難名其狀的狀態裡。不但見不到平日常有的閑談,也不再有人串門,皆故作若無其事的莊重樣子,似乎都在做無聲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幹的!別找我麻煩!其實這種表面故作的鎮靜,正企圖掩蓋內心的極度恐懼!看來那天晚上被召到廁所裡辨認字跡的,決不會只是F君一人。那麼懸在各人頭上的達氏劍,最終會落到誰的頭上呢?
利劍終於訇然落下,劈到了無辜的余華良頭上!別的無辜者得到了暫時的輕鬆。大家都未做這樣的傻事,有權利輕鬆,不存在余華良在為誰受過!如果不是余華良,而是別人,余華良也會這樣想!
余華良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被銬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應該都是無眠的!先是警車的燈光,在濃濃的黑夜裡不停地閃爍,顯得夜的遼闊和深邃,隨著警車在農業局宿舍門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數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們為誰而來呢?大家終於聽到了余華良門前急促的敲門聲,和鐵銬的嘩嘩聲!余華良就這麼一去二十多年!
農業局劃的右派,都按處理右派份子的文件處理了。各受難者自顧不暇,誰還顧得上別人死活。F君說他平日和余華良私交不錯,業務上來往較多,又算是主要技術骨幹。所以從改造右派的農場回來後,曾打聽過余華良的下落,可是誰也說不清楚。只知道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裡去勞教勞改了,說不準,有說在南湖,有說在白湖,也有人說就在對江的白馬山。管那麼多幹啥呢,只知道余華良被逮走後,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漸漸地余華良被人們淡忘了。
時間終於走到了1979年。四人幫垮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央55號文件下達了,給右派大規模的改正工作開始了!重災區農業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長在內的右派份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內定右派跳井自殺的黃啟風。歲月遞嬗,人事流連,只有局裡老人還記得曾有一個叫余華良的獸醫,也是在非常歲月裡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應是個冤案。他還活著嗎?他的問題會不會也和反右運動有關呢?能不能甄別平反呢?善良的人們終於想起了余華良,也想起了因為余華良的被逮,他們當時有的豁然輕鬆的感覺。現在想來那種輕鬆多少有點不厚道。當然大多數人未乾過栽贓誣陷落井下石的勾當,他們手上沒有血。
說起余華良,余華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逕直走進F君家簡陋的住地。F君正詫異這位滿臉滄桑目光陰鬱衣著簡樸的來者是誰時,再細一看,不正是余華良嘛!經過短暫的寒暄,談話直奔主題,當時中心話題就是:誰誰平反了,誰誰改正了,誰誰死了多少年了,誰誰家破人亡了。余華良的命運怎樣了呢?這一陣暖風也會吹到他身上嗎?這種事可是過這個村沒這店的,誰知道以後又刮什麼風呢。
余華良對F君說,他其實一個多月前就來到了無為,一直都在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奔波,總希望能落實政策,還其一個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過我的問題比你們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煩困難得多,但未想到有這麼難!我現在是幾乎絕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孫們還要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頭,真想一死了之!這麼多年我已見過無數死亡了,我能活下來已是幸運,所以有一口氣我也要為自己尤其是為子孫掙個清白。本來我想我的所謂罪行,不就是那嚇人的五個字嗎,前後很多年他們不知道審問過我多少次,當然我從未承認過字是我寫的,本來我就未寫,怎麼能承認!他們也從來未拿出過有力的證據,只想憑逼供結案。我也學了一點法學知識,按無罪推理原則,應該是疑案從無的。我太天真,本以為沒有憑據沒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們還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勞教,文革期間,又以我拒不認罪為由,判我徒刑。現在刑滿釋放了,還是戴罪之身,很多認識我的人還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為了問題的解決,所有有關落實政策的部門我都跑過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給乙,乙推給丙,沒一家干實事的,我真的絕望了,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我現在生活毫無著落,再耗下去,別說養老婆孩子,連自己也養不活……」
F君聽了余華良的話,只能陪著他嘆氣,也想不出高招。兩人無言枯坐好一陣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實內定右派黃啟風的例子。黃啟風反右時並未被批鬥,只因聽說要挨斗了投井自殺。大規模改正右派時,查到了黃確實是內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華良是否也曾被內定過右派,而且處理余華良案件時,會不會與反右運動有什麼關聯呢?經F君這麼一說,余華良也想起來了,審判他時,確實多次談到,余華良和右派份子沆瀣一氣向黨進攻!什麼叫沆瀣一氣?不就是說余華良同縣農業局裡的右派是一夥的嗎?既然現在認定局裡的右派都是被擴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麼余華良會不會也是在運動中被無辜擴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這班車呢?
F君真是個大好人,通過重重關係,終於在余華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裡,找到了余華良也確實被內定為右派的憑據,而且複查余華良的所謂反標一案,沒有半點事實依據。余華良終於按內定右派改正了,所謂反標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華良離開無為回故鄉宣城時說,他真的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後F君對我說,這條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我們農業局幾個老友多次談過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誰寫的呢?當時就有人猜疑,會不會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贓害人?那這個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攔路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還可惡十倍,人格更為低下,是不該得到善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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