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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的五分錢子彈費(圖)

2015-04-07 00:25 桌面版 简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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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68年5月1日,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一名警員對一個母親說:「你女兒被槍斃了,付五分錢子彈費。」她沒聽懂,在旁邊的小女兒聽懂了,從抽屜裡拿了五分錢給警員,隨後翻譯給母親。母親當場暈厥。
 
她被槍決的女兒曾這樣介紹自己:「我姓林,雙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林昭。」
 
劉瑜說得對,與那個時代被冤劃為右派的人不同,她不是被冤,她就是她們要打擊的右派。她直指社會主義社會是搶光了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共產黨是那個貪婪的奴隸主。至死未改半個腔調。
 
1958年被劃為右派,1960年因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星火》被捕,判20年。關押在上海提籃監獄。在獄中被沒收紙和筆的情況下,她用自己發卡、竹籤成千上百次戳破皮膚,書寫了幾十萬字的血書。
 
1968年4月29日被槍決,是年,35歲。
 
 
她幼年曾上過教會學校,學校傳統是每週都會去教堂做禮拜,不管是否為基督徒。在獄中被女預警毆打後,她寫到:「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麼欺負人!我不管了,我什麼都不管他們了。」委屈得呀!
 
少年時,天賦的文學才華,使她可以寫文章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參加地下組織的話劇義演,成為蘇州城防司令黑名單上的人。那時她只不過是個20出頭的小女孩。
 
49年,母親讓她出國留學,她執拗不去,考入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與家庭決裂。
 
參加了土改。埋怨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階級意識離黨標準太遠。
 
她稱毛為父親。
 
土改後,她要入黨,可黨開始批判她,因為她看不慣土改領導的不良作風。
 
在北大反右中,同學在舞台上被批,她跳到桌子上與黑夜中看不清臉的人群理論。人群中有人問她是誰,她反詰。隨後說,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我林昭還沒殺人,我姓林,雙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行動言語中,理性在,膽子在,激情在,人性也在。可那個時代已經什麼都沒了。
 
自己也被劃為右派後,要做檢討,所有右派都檢討了。就她,堅決不檢討,還敢與批鬥的人頂著來。人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講就講。她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幹,那你們就干去。像這樣的社會有什麼好的,當然不好嘛!」檢討過關是所有右派的心境,而她帶著「腳鐐」還揪著真理追求不放。最後拖出了長長的血跡。
 
在獄中,給《人民日報》的公開信中,她寫到:「青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偽善畫皮地下猙獰的羅剎鬼臉,我斷然不能容許自己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她曾經親同父子的人,此時在她眼裡是她嘴角上揚時說出的那句:「瘋了!」
 
 
她出生在蘇州,那個人傑地靈的江南水鄉。長在一個富足的家中,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母親許憲明,是蘇州民革委員,政協委員,社會名媛。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大學主修政治經濟,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舅舅許金元,是中共1927年江蘇青年部長,被蔣殺害。
 
這樣的家族可憐被裹挾進革命的漩渦中。
 
她被捕後,父親自殺。她被殺幾年後,母親暴死在上海外灘。
 
常人眼裡,過慣了嬌貴的生活,又如何在革命的土疙瘩裡堅持得住呢?她堅持到了最後,純粹得落一粒塵埃都致命。
 
在同學眼裡。她熱情,把自己的漂亮衣服送給窮困的同學。
 
單純,愛得生猛,恨得也徹骨。
 
感情豐富,常走極端,看到同學被殘害,她無法入眠,起來寫詩痛哭。在同學眼裡她的詩就是噴出來的血,感情不濃烈寫不出來。
 
在60年飢荒年,她給遠在甘肅的朋友寄糧票,三十五斤。告訴人家說,她吃得少。
 
在獄中,她給媽媽寫信,信中寫到:「你弄些東西齋齋我,我要吃呀,媽媽!給我燉一鍋牛肉,煨一鍋羊肉,煮一鍋豬頭,再熬一二瓶豬油,燒一副蹄子,炸一隻雞或者鴨子,沒錢你借債去。月餅、年糕、餛飩、水餃、春卷、鍋貼……」她一口氣寫了56種要吃的食物,在信的結尾寫:「寫完了,自己看看一笑!」題詩:「塵世幾逢開口笑,山花鬚插滿頭歸,舉世皆從忙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兒的愛戀,我的媽媽。」
 
採訪中,經過那個年代的人說,過去那生活使得我們非常硬,淌不出淚。
 
可這,能不淌嗎?
 
 
打成右派的林昭,因系主任照顧未下放到農村,安排在人大書報資料室勞改,資料室裡還有另一個右派,甘粹。
 
他倆每天一出一進,組織起膩了。找談話,她在這裡也要反攻,就談了怎麼地?本來單純的戰友拉起手逛人大。是否有情愫在?不知道。她完成了《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士受難之日》,每禮拜與甘粹去教堂,給他講聖經。那段日子該是輕鬆的吧?
 
想結婚,找組織,書記說:「你們兩個右派還結什麼婚!」不批。
 
甘粹被發配到新疆勞改。一去22年,地獄般地分開。
 
 
66年,張元勛,那個被批時,她曾經跳到桌子上與別人理論的同學,以未婚夫的名義去探望她。
 
他這樣回憶:「破舊的衣衫,長長的頭髮,三分之一白。頭上頂一塊手帕,手帕上有個血寫的字‘冤’。兩人相見,她嫣然一笑,整個屋子都愣住。」後來那隊長說:「從來沒看她這麼笑過。」想來也是淒美的。韶華時光的女子,再摧殘也有魂在。
 
他給她帶去很多好吃的蛋糕,她拿一塊請他吃,說:「你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請你!」
 
他這樣描述:「她拿起蛋糕咬了一口,干。接著朝後面的挎搶警衛說,給我倒杯水。就那麼不客氣。水到來,她就一面喝水一面吃,就那麼從容。屋子裡很安靜。」
 
她送他一個帆船。和他講,「我萬一死了,被他們殺了,母親、妹妹、弟弟都是弱者,你多多地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千萬萬!」說完以後哭了。
 
一個強者的眼淚流成了歷史。
 
 
陸佛,林的同學,現新華社資深記者。「林昭的認識能力,她看到的東西,坦率的說,反右時期,和我談了很多,我都沒敢吭聲。憑心而論,並不是她識別能力特別高。這是常識,實際就是常識。因為我們處於歷史的低谷,常識就是反革命。實際就是這麼回事,沒什麼了不起。」
 
如此說來,布魯諾說到底也是捍衛常識。不敢吭聲的人心中不該對揚言的人有起碼的仰視嗎?!
 
錢理群,北大中文系教授:「她抱著理想來參加這個組織,她為了組織可以犧牲自己,這是她的組織觀。但她又有良心,她的良心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反對奴役。她只要看到奴役現像她就反對,包括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對,這就構成了良心和組織性的矛盾。到5·19她有個根本的變化,對這個政權的基本立場變了。她以前承認擁護它,在這個前提下她提出了她的批評。後來她發現她面對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她的思想就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她自己在獄中用血書這樣書寫:「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性吶!」「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以及你們也要懷抱著這麼一份人性呢?歸根到底,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觀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覺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我由始而終堆積起來的的同情,「唰」地倒塌。她這般高高在上,何用我來同情?可我還是沒來由地搖搖頭,何苦呢?蒼茫眾生,有多少人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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