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與文革中知識份子的命運(圖)
文革時被掘墓辱屍的名人（網路圖片）
即便是夏日，讀《南渡北歸》第三部，依然讓我從心裏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裏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南渡北歸》第三部，講的正是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這一年，毛澤東給中國知識份子的未來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份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份子去了臺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份子響應共產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所謂的新中國，只有少數知識份子堅守國外自由民主的陣地。
回望歷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新中國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把這段時間分為幾個時期，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關鍵詞進行總結。
1、北洋時期：尊重，覺醒，骨氣，生活優裕;
2、抗戰前期：尊重，優撫，學術成就;
3、抗戰時期：尊重，困苦，艱苦卓絕，大師輩出;
4、臺灣時期：尊重，困苦，困頓中發展;
5、中國建政初期(49年--76年)：打擊，滅絕人性，思想禁錮，無人格，無骨氣
從上面各時期的關鍵詞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是知識份子的黃金時代。也許，在這個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歷史的真實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吳晗與胡適：誰的路才正確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1948年11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共產黨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在大陸，不要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當時中共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讓來人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自由; 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 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是他廣為流傳的麵包自由論。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著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
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結果如何，歷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對於吳晗太過慘酷了。
對這一對師生，歷史是這樣記錄的：
1948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公委託，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10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麼大一個知識份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面，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1957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臺。1962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臺北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一時，臺灣大慟，蔣公為之親挽：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出殯之日，臺灣各界30萬人為胡適自動執紼，備極哀榮。成千成萬人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聲。從南京東路經過敦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論男女老幼，都站在路邊向胡先生靈櫬致敬。
胡適只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著如此壯觀浩瀚、湧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臺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49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份子要麼就留在大陸，要麼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臺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臺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臺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臺灣的老百姓從心裏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著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共產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著被揪鬥。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在同院的萬里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跨掉的袁震，當晚被只有10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凌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中國建政後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1956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澤東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祥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1966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飈，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69年10月，吳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只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
陳寅恪：誰的骨頭最硬
陳寅恪，自早年起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長達13年，精通多種語言。陳先生讀書只為知識，不為學位。雖學富五車，卻無一張文憑。上世紀20年代中期，清華大學開辦國學研究所時，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舉薦他。曹校長覺得陳寅恪無「名望」、無「博士」、無「著作」，是「三無學者」。梁啟超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清華不請，國外的大學就一定要請了。曹校長一聽，趕快聘請。35歲時，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起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48年底， 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時，陳寅恪雖然與胡適一起離京南飛，卻因了種種際遇留在大陸而未去臺灣。
有一種說法，陳初時並未受到中共的關注。1949年底，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為斯大林祝壽時，斯大林突然問起陳寅恪，以示關心，因斯的著作《論中國革命問題》引用了陳的文字。毛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國查訪，才知道他留在了廣東嶺南大學。
陳寅恪因其學問廣博，在史學界的地位如泰山北鬥。50年代初，中共一再邀請陳寅恪赴京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但屢被陳拒絕而不得其職。但陳真正讓當世及後世學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高貴品格。陳曾向北京方面提出兩條要求：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參加學習政治; 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氣勢夠強的，這骨頭夠硬的。
毛澤東40年代曾評價魯迅，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間，毛在上海小住，羅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後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麼關在牢裡還要繼續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魯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認為陳先生的骨頭才真正是最硬的。
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動輒因言獲罪的年代，不論當權者用何種誘惑、恐嚇、威逼等任何形式，只要有違于先生「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原則，先生一概堅拒不受。這樣的風骨，這樣的氣魄，自49年後，幾無所有了。與此相對照的則是：郭沫若，馮友蘭，羅爾綱，范文瀾，費孝通，翦伯讚，顧頡剛，沈從文，唐蘭，陳垣等等。
文革爆發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1967年夏，因妻子唐篔屢被「革命者」亂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預先寫下一副輓聯：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時已80高齡、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被趕出家門。10月，終銜冤負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頭硬如陳寅恪者結局如斯，骨頭軟的結果如何?
郭沫若是一條沒有骨頭的狗，不想說他了，只說馮友蘭吧
從馮友蘭先生一生的所作所為看，其本性也接近於一條狗。但在毛的眼裡，只是一條狗還不夠，還得是一條夾起尾巴的狗。馮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國共改朝換代期間以及在中共執政後的歷次運動中的拙劣表現，都充分說明瞭馮的這一人格特徵。文革期間，馮友蘭左躲右閃，揭發這個，緊跟那個，也沒逃過屢遭抄家、備受欺凌的命運。
從馮先生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讀書雖然可以使人有知識，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懷; 雖能使人知榮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氣，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氣。有些知識份子，看上去挺高，其實不如一個普通老百姓。
當然，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份子所受到的摧殘為三千年來所未曾有。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辯護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以氣節來求全如馮友蘭等知識份子，實在無異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這樣的時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幫凶。這也是一種氣節!
梁思成與林徽因：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祖國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為林與徐志摩、與金岳霖的種種傳說和緋聞。但梁、林真正對社會的貢獻卻是其對中國建築史和中國建築藝術的總結與發揚。梁思成在其《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曾滿含深情地寫道：……沒有她(林徽因)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8年12月，解放軍進駐清華園，進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讓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動。幾位解放軍代表來到梁家，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圖上標明北京需要保護的古建築與文物存放地點，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護。因了對共產黨這點滴的瞭解與感動，梁、林夫婦自願留在了清華園。
才女林徽因設計了新中國的國徽，參與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1955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當夜，曾有話要對梁思成說，卻被護士以夜深為由拒絕，遂成終生遺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對他的眷愛，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為其設計的墓碑，在文革期間還是被清華的紅衛兵砸毀。如果活著，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慘的命運。
一個設計了國徽、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的人，卻失去了丈夫為自己設計的墓碑，人若有靈，不知林徽因會作何想。
但梁思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文革爆發後，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與彭真一夥的「反黨分子、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鬥。後又以「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罪名與外界隔離。
梁思成本來身體就不好，二十歲出頭時因為追求林徽因遭遇車禍，從三十二三歲時起，上半身就箍著鋼架子。一身是病、虛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動的梁思成，每到斗鬼會時，都要坐在一輛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接受批鬥。每次鬥完，梁都如死人一樣長時間緩不過氣來。
他曾經絕望地對家人說：抗戰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長沙，後昆明，再李莊。面對飢餓與疾病，我過關斬將，終於迎來了勝利之日。現在看來，我是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了。他一語成讖，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築學宗師溘然長逝。
傅斯年
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五四運動時，他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1920年去英國和德國留學，1926年歸國後，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後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面貢獻頗豐。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將中國考古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吒風雲，開一代風氣之先。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學問、最有志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知識份子的典範。
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義,極重文人氣節。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北大復員時，凡是敵偽時期在北大當教授的，一個也不聘。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與其結下深怨。胡適稱傅斯年為「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1949年1月，傅先生赴臺，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的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後於1928年創立的一所綜合性大學。當時的台大，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學術水平上，以及學校的思想風氣上，都是不入流的學校。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難有入學就讀的機會。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後，再度聊發少年狂，決意要「替台大脫胎換骨」。他把北大的學術自由精神帶到了臺灣，把有教無類、公平教育的理念帶到了臺灣，臺灣大學自此有了自己的風骨。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病在臺北去世。蔣先生親書「國失師表」挽章，並親臨致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的輓聯曰：
廿二載遠矚高瞻，深謀長慮，學術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閎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臺灣大學全體師生的輓聯曰：
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
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
臺灣大學為紀念其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功績，專門在校園建造陵墓並命名「傅園」，園中有一座紀念鐘，名為「傅鐘」，是台大精神的象徵。
傅斯年在臺灣那邊受尊，其留在大陸的親人在這邊受罪。
傅樂煥，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國留學。1951年學成，堅拒傅斯年的讓其赴臺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陸。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革初起之時，傅樂煥受叔父的牽連，被作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淒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盡。
同年8月，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說《八月驕陽》專門寫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憤懣深藏在淒清和冷寂中。
隨後，傅家在聊城的祖墳，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臺灣特務、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烈性炸藥炸開，劈棺揚屍。母親在重慶的墳墓也被炸開，慘遭毀壞。傅家留在大陸的親屬，上至祖輩，下至子侄輩，境遇無不淒慘。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文革結束近40年之時，2012年，河南發生了令全國側目的扒墳運動。當時河南周口為增加可耕地面積，以殯葬改革的名義，要將地裡的墳頭全部平掉。此運動受到民眾普遍抵制。周口市長要求平墳要「一鼓作氣，堅決平，遷到位，不留死角」，公權力竟然堂而皇之地逼迫人們自平祖墳，古往今來的人類之罪惡，莫此為甚!
周口的扒墳運動，看似只是一個政府與民眾衝突的普通事件，實則有其深厚的文革意識與背景。盧扒墳(盧展工，時任河南省委書記)決不是一種孤獨的現象，只要假以時機，有些人心中的惡念及隨之而來的惡行就會像春天的野草一樣地瘋長。事實一再說明，不對文革從思想上、政治上、行為上做徹底的清算，只批評演員，不涉及導演，文革的陰魂就會始終盤旋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不一定什麼時間，就會在中國的心窩上再狠狠扎上一刀。
從傅家在大陸的結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嘗不是上天對他的另一種厚愛。否則，以他的性格，這樣的人間慘劇讓他所聞，他必會在臺灣面北而叩，泣血而亡。果如是，則天下士子學人該當如何面對!
傅斯年，這樣一位著名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長期以來在大陸默默無聞，這是一個民族之悲。「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美國對南北戰爭結果的處理和認識應該成為大陸處理國共內戰一個最好的範式。大陸不應以政治歧見來評判像傅斯年這樣的歷史人物。
傅先生一代大師，在大陸卻難為師表。即便我一個學中文的學生都對他知之甚少，究其因，一則是我讀書太少，於歷史知之不詳;二則大陸有意壓制與隔離更是主因。我觀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懷，大眼界，一生摯愛我中華民族。這樣一個人，其生也名，其死也榮，大陸不該如此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