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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高度發達的原因:善待知識份子(圖)

 2015-02-21 11: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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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的發展,特別漢唐之後更是突飛猛進,到了宋代已經達到極高水平。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曆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鑑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於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

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彷彿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嘆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後,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鑑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嘆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仁宗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

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份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份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

不可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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