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約翰到華東政法 變化的不止是名稱(圖)

曾經人們提起上海的聖約翰猶如提起北京的北大清華那樣語氣中流露著敬重。（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4年12月03日訊】前不久華東政法大學四年級的一個女生因為上課遲到被老師批評就用開水潑老師的臉，導致老師被燙傷。自己做錯事挨了批評，應該捫心自問引以為戒，且不要求一般人像古聖賢那樣做到虞拜昌言的地步，至少不應仇恨批評自己的人，更不應恨到以傷害來報復的程度。尤其令人深思的是為一點小事下狠手去報復的是大學高年級生，她居然沒從所受的多年教育中陶養出做人起碼的修養。更何況她還是學法律的，竟表現得毫無法律意識或知法犯法地犯了刑法上的傷害罪。

兩年前另一名也是這所大學的女生向校方控告一位教師在課堂裡犯了反對政府的重罪。且不論政府有錯人民應有反對的權利，在民主國家早已做到了這一點，而民眾的監督幫助了政府改善治理；因此言論自由在民主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中佔有重要地位。那位被控告的教師在授課中聯繫社會現實，闡明犯罪起因中的社會因素，這本是執教法學的教師應有的科學態度。而且，這位教師口下留情，並未直接批評造成不良社會環境的中共，居然被控告。以大學生應有的分析能力而論，這只能表明中共專制政權長期維持特權剝奪民眾發展權利而使得道德觀念不堅定者走上政治投機之路，且不惜昧著良心損人利己以達到自私目的。

這樣的例子在中共統治的半個多世紀中從基層的農村工廠礦山與地方政府部門到上層的中央政府中大量出現。凡是在中國大陸長期生活過的人幾乎無人不覺察這種人心被扭曲的現象。法律的功能應該是維護正義保障人權，但中共使得法律變成一紙空文，而司法現狀卻是執法者比別人更會曲解法律。固然在中國學法律的人之中有像高智晟、鄭恩寵、陳光誠那樣真正身體力行維護正義的例外，但中共政權暴力加利誘的裹脅作用的確使大多數司法工作者成了中共殘害民眾的幫凶。何況在中共的司法系統內多數領導人並未受過嚴格法律訓練，是憑所謂「忠誠於黨的事業」之亦步亦趨被任命的。華東政法大學的某些領導幹部和一部分在稱職教師面前自嘲「假教授」的不合格教師也不例外。難怪出現那些政治投機的學生。

華東政法大學的校址原先是建立在上海市西部的蘇州河畔緊鄰中山公園（原「兆豐花園」）的聖約翰大學。那所大學是在1879年建立的聖約翰書院之基礎上，1890年增設了大學部，1905年改名聖約翰大學的。校園雖不大卻人才輩出。人們提起上海的聖約翰猶如提起北京的北大清華那樣語氣中流露著敬重。可是，自從中共在1951年接管了該校，而在1952年將該校解散，把原有的文理工農醫科系除法律專業外全部並入其他大學或專科學院。中共當局的藉口是院系調整，真正目的卻是所謂「清除帝國主義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發展前期確實存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史實，但並非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事物都是壞的。孫中山就說過外國在華的租界為中國樹立了管理的模範。印度人民通過長期艱苦鬥爭獲得獨立自主，但在駐印英軍撤退時民眾卻以和平方式歡送，感謝近三百年的英國式治理促使印度建立法治，有助於逐步消除封建殘餘。美國基督教新教會在上海建立聖約翰大學也未可一概視之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

自從中共把聖約翰大學改成華東政法學院之後，由于思想禁錮和訓練方法及內容不當，再也沒能培養出像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的林語堂那樣崇尚自由而且才華出眾的文人，以及像曾任職於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原「公濟醫院」）的巫協寧醫師那樣醫術高明且精通英語和能演歌劇的一專多能人才。華東政法學院的畢業生平均水平遠不及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最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是1980年代初上海市高等教育主管部門按照鄧小平的指示，讓全市各大學即將升入三年級的學生以統一的考卷檢測他們是否具備高中程度的基礎知識。華東政法學院的學生居然名列倒數第一，而且有人英語交了白卷。按照中國大陸「文革」後的規定，大學考生不但總分須超過最低標準，而且不能有哪一學科的考試交白卷；況且大學一二年級已普遍開設英語作為必修課。

交白卷這件事使得高教局十分惱火，其領導人對當時擔任華東政法學院院長的曹漫之說「貴校的上級單位是司法部，我們高教局只是代管一些教學事務，對你們開後門錄取不合格學生的事一向只當不知道；但這次你們的學生英語交了白卷，這件事被‘鄧大人’知道了狠狠地訓斥了高教部，而高教部又怪罪於上海市高教局。你如果不想想辦法，連你自己的位子都會坐不穩」。這番話使得曹院長著急了，便把不是英語教研組成員但英語水平高的法學教師借調到英語系去加強英語補課。當時的研究生按理應已能閱讀英文原版的法學書刊，卻還得用程度較淺的《科技英語讀本》來補習英語，連難度稍高的文科英語教材都無法採用。在六月份準備招收九月入學的新生時，曹院長召集全院中級幹部開會，他在會上直截了當地說「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學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憑關係進來的，但名額只有這麼多，你們不要一個個地來找我或遞條子給我。現在請諸位把條子放在會議桌上分配一下名額，免得你們以為我是厚此薄彼虧待了哪一位部下」。

中國的其他高校雖沒像華東政法學院那樣嚴重地開後門，但同類現象也不少。走後門之風在「文革」時期大學降低標準地招收「工農兵學員」和抽調年輕人擔任幹部時早已有之。所以，當毛澤東詢問周恩來「目前走後門的情況如何」時，周恩來回答「主席，現在已經不止是後門的問題，而是後牆都塌了！」毛澤東卻發出一條新的「最高指示」：「前門進來的未必都好，後門進來的未必都不好「。從那以後走後門現象更是氾濫成災，至今無法消除。華東政法學院的表現只是成千上萬個實例中的一個罷了。至於中共在高級軍政官員的任命上已經不必走後門，而是比略感羞愧的走後門更恬不知恥而且自以為心安理得的把特權合法化變成常規了。

在1980年代後期全國一片「升格」潮中，華東政法學院改名為「華東政法大學」，其實是換湯不換藥，頂多起了一些心理安撫的作用，就像1970年代後期的「職稱套改」那樣，技術員升職為助理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升為工程師，而工程師升為高級工程師；可是職務內容與工資待遇未變。在耍弄花招和想出與花招相應的政治術語方面，中共堪稱世界之最，這也是中共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表現的一個方面吧。

華東政法學院另一件極其無聊浪費人力與資財令人憤慨的事情是該校刑事偵查研究室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做所謂「社會調查」，在肇嘉浜路的林蔭道邊的樹上安裝了微型自動攝影機，收集了大量情侶親熱的照片。在面對人民公園（1950年之前是「跑馬廳」的一部分）的國際飯店十幾層樓某一窗口用長焦距攝影機把在公園內散步或閑坐的人照下來，然後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從公安局戶籍檔案的幾千萬張照相中查對出被攝入照片的人的姓名與家庭狀況，得出所謂「科研成果」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老年情侶不是年青時結髮的原配。政府這樣做不是為了關懷老人，而是為了控制民眾，所以公安部門並沒有把這些信息提供給社會福利部門。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在聖約翰大學被解散前，該校醫學院的一位生物學教授致力於研究蝗蟲。凡稍有農業常識的人都知道蝗災是農業之大害，研究蝗蟲以找出對策而又不破壞生態平衡是很有價值的課題。然而，在中共外行領導內行的泛政治方針下，這位教授背斥責為「不務正業」，迫使他離職而去。

1957到1958年的「反右派鬥爭」，華東政法學院也不可能例外。該校有一名出生於知識份子家庭的張姓學生被打成右派後在勞改農場接受「思想改造」，他弟弟張青揚當時是初中生，冬季為他哥哥送棉衣和被子去，別的勞改犯告訴他「你哥哥在那一邊的田地上幹活」。他找了好久沒見到他哥哥，便拉住一位面容蒼老正在幹活的人問「你知道我哥哥張某某在哪裡嗎？」被問的人立即開口說「阿弟，你怎麼連親哥哥都認不出了，我就是你哥哥呀！」才一年左右勞改就把一個原先愛好體育運動而身強力壯的年青人折磨成這樣。倘若不是從聲音上聽出他所熟悉的音色，張青揚真不敢相信站在他眼前的就是他哥哥。

從聖約翰大學到華東政法大學的變化遠遠不止是名稱的更改，而是中共導致的社會大倒退，反映了非法專制政權對教育事業與民生的摧殘，以及對人們心靈的扭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