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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動物莊園是如何筑成的?(圖)

2014-11-30 07:46 作者:何清漣 桌面版 简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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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莊園
銀川郊外一家電影製片廠的文革宣傳畫

【看中國2014年11月30日訊】《北平無戰事》的人物結局很有意思,好幾位深情吟頌過毛澤東那句對「新中國」充滿期盼的話:「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但最後這些人卻在這艘「航船」即將靠岸時出走異國他鄉,包括那位對上級、軍令、職責均視如無物,獨獨對中共及周恩來嚮往不已的方夢敖。

期盼「新中國」的知識者與中共對其真實態度

一力促成方夢敖出走的是其姑父,即早在1927年以前加入中共、並在自己妻兄家潛伏了20多年的謝培東。謝彷彿預感到他這類「間諜」的功績將不會被承認(潘漢年、關露是典型),國民政府的職員會被清算,在「航船」靠岸前,不僅促成崔中石妻兒與方夢韋逃往香港,還想法促成方夢敖一家的出走,這讓人不得不猜想:謝培東是否預感到了1949年以後的中國狀況?

其實,謝培東這種地下黨員未必對中共的「新中國」有此認識,但有些知識份子卻對此早有預感,比如儲安平。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最後幾年,國統區的知識份子都嚴重左傾,儲安平也不例外,對國民黨的批評非常激烈尖銳。即便如此,儲安平也非常明白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他說這樣一段話:「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觀察》第2卷第2期)。這段話後來被總結成著名的「關於自由多少與有無之論」。中共當然沒忘記他這段話,1957年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即著名的「黨天下」發言),成為右派典型,文革中不知所蹤。 1978年之後,全國55萬右派獲改正,但儲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

更殘酷是中共對這批「自由資產階級」的真實態度。國共內戰時期,民主黨派人士對中共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充滿了嚮往與崇拜之情。1948年11月,民主人士彭澤湘、張東蓀、張雲川等開始籌劃北平和談。中共建政後,他們都認為自己為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根本未料想到他們的命運遠比國民政府時期悲慘,他們到死那天都不知道以下這件事情:早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就被列為「革命對象」。早在1947年10月27日,他們「敬愛的周恩來先生」就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在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已下發至中共的高級幹部。該指示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頁)。雖然將來過河還要藉助「自由資產階級」搭橋,但拆橋的意願卻早就有了。

「動物莊園」如何建成?

歷代王朝建政之初總要總結前朝經驗,中共當然從未忘記總結國民黨敗亡的經驗,並採取了兩大類措施:

第一,消滅壓力集團並壓縮社會活動空間。

中共的成功有賴於不斷利用各種社團、左傾媒體及民主黨派給國民黨找麻煩,因此認為民間社團(包括宗教團體、江湖會社)、多黨制、自由媒體、私人辦教育及企業都將形成壓力集團,最後挑戰中共統治,只有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等權力壟斷於一黨,並消滅一切可供有組織力量生存的社會空間,比如從清代以來就存在的江湖幫會,由黨控制各種社團,方可保證統治的穩固。結果就形成了中共特色的統治格局:八大民主黨派都成為中共豢養的花瓶黨,工會、青年團、婦聯及各種「群眾組織」(現在名之為NGO)都由黨領導,媒體全部由黨管制。毛時代消滅私有企業,改革以來允許民營企業存在,但用各種利益羈絆讓民企不敢涉足政治活動。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市場化媒體」,其母報也是當地黨報,網際網路巨頭也得接受政府管制。這三個壟斷相當有效,至今大多數國民甚至不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乃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政治權利,政治壓力集團當然更不可能產生。

第二,用「階級鬥爭論」將部分社會成員列入「反動階級」;再用政治學習持續洗腦,培養積極份子成為動物莊園裡領唱「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領頭羊。

中共建政之初,將1949年以前的有產者劃歸為「剝削階級」,如地主、富農、工商業者;國民政府的職員,包括軍警憲特在內,鎮反殺掉一批,活下來的歸入國民黨「殘渣餘孽」,與剝削階級同類。這些人及其家屬子女,均屬於政治賤民,遭受各種社會歧視與打擊,子女上學就業均遭受嚴重歧視,並不得與軍人、保密工作人員通婚。這支政治賤民隊伍人數並非恆定,每次政治運動都會增加一批新成員,如右派、反革命等。中共用這種方式,將中國變成一座不折不扣的動物莊園,人們生活於政治恐懼當中。非政治賤民的紅五類,則成為動物莊園中的高階動物,充當低階動物 的看押者。

第三,設立戶口制度限制社會成員自由遷徙。

中共建政後,通過戶口制度成功地達成了城鄉分割,將社會成員固定在其出生地,並在城市通過按戶口配給基本生活用品,如糧食、布料、食 用油、副食品、肉蛋類均實行計畫供應,任何人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就無法取得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如果不是讀大學、參軍(包括復員轉業後安排工作)、招工,一個人基本上沒有辦法 離開出生地。凡外出旅遊、探親,均需由工作單位開出介紹信,如果無工作,則必須由戶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員會、農村生產大隊開出介紹信,否則連旅館都無法入住。如果住在親戚家則需要到派出所報臨時戶口,這一制度自改革以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有所鬆動,人口流動成為常態。但到胡錦濤第二任期末,中國又開始加強城市管理,近年重新要求外來人口實行「居住登記」,如最近媒體討論較多的「穗府36號文」,即對人口流動加強管控之舉。

向下尋找政治支持的反智化落後統治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仇視知識份子,有人將這一點歸結於他當年在北大受到教授們輕視,其實這是皮相之談。歸根結底,是因為知識者有頭腦,不易盲從,才被毛視為愚民統治的天敵。毛貶低知識份子的名言最早可追溯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有名言曰「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毛多次講過「書讀得越多越蠢」,最後被發揮成「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毛澤東文革教育政策的口號之一。在建政之前,毛因要利用民主人士,將知識份子視為「爭取、團結的對象」,有過表面的「重視」。當毛在北京坐穩帝王寳座之後,他對知識份子就只有輕視、蔑視與敵視了,知識份子被視為教育、改造對象,對其施之教育改造的就是文盲半文盲的工人農民,到反右與文革,教育改造就乾脆變為批鬥。

在毛時代,國企工人由於工作穩定、福利好,再加上政治下被稱為「領導階級」,與農村中的雇農、貧下中農一道,構成毛時代的統治基礎。後者的經濟地位雖然低下,但中共用「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軍」這套說詞,讓其與工人一樣擁有政治優越感,無論是反右還是文革,包括每次大的政治表態,中共都習慣性地讓工農上臺表態狠批知識份子,養成他們輕視知識、蔑視知識份子的反智化心態。鄧小平經濟改革之後,知識份子的地位一度得到提高,但由於 複雜的政治原因,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整個社會將尊重知識變成了尊重文憑。在近十餘年,中共使用五毛等網路水軍控制引導輿論,反智化傾向又捲土重來。

限於篇幅,本文對中國如何成為動物農莊只做了大略探討。我想指出的是,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維定勢,在鄧時代並未得到矯正。習近平執政兩年來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共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社會結構中,任何政治反對力量都難成氣候。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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