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以後成為國家的棟樑,做未來的主人翁。那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個很胖的女人,除了讓我們做國家的棟樑,她還有個愛好,就是打她的兒子。他當時也在我們班。她經常把他叫到講台上,左手拿著他的試卷,右手劈臉一個嘴巴,把這位未來主人翁打得臉一歪,然後反手一抽,把他的臉再正回來。現在我還模糊記得那個孩子的樣子,瘦瘦小小,一臉驚恐,像只走投無路的老鼠。
我們雖然是「文革」後的一代,但畢竟也是讀著魏巍的「美國鬼子腦漿迸裂,塗了一地,另一個戰士,嘴裡還銜著敵人的半塊耳朵」課文長大的,神經比較大條,後來有老師指著學生罵「你離我遠點,我看見你就噁心」,大家還會哄堂大笑。直到我長大後回想,才能體會到其中包含的殘酷。當時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要麼哄堂大笑,要麼噤若寒蟬。當然,噤若寒蟬多少體面一些。但我們畢竟是笑了。說起來,當年的我們就是這樣,寫著春光明媚的作文,讀著正義感爆棚的課文,被委以祖國未來主人翁的重任,然後在成年人營造的詭異世界裡尋求適應之道。圖畫與真實之間咫尺之地,窄仄到了只適合一個未來的犬儒存身。
那個年代很多老師和家長都脾氣暴躁。時過境遷後,我能理解他們的心情。他們生活壓力很大,什麼東西都缺,而且從來沒有人真正告訴過他們怎麼教育孩子,怎麼對待兒童。誰懂得這些事情呢?說到底,從來也沒有人真正告訴他們怎麼做一個成人。多少年來,大家都已習慣由別人替自己做決定。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專門針對老人的商家,做廣告的時候不貼「商訊」而貼「通知」,就是捉摸明白了這種心理。而他們容易上野廣告的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對任何媒體都有一種敬畏感。如果你告訴他們那些「王教授」是假的,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要是假的,電臺怎麼可能讓它播呢?
把成人當作孩子,把孩子當作傻子,這樣會讓人喪失很多成長的機會。童年時不曾純真,青年時不曾燃燒,成年時不曾成熟。一撥撥人也就這樣胡亂長大了。善良和懦弱混跡不清,而秩序只能從恐懼和順從中學來。當然,也有不小的進步,現在的成人多少比以前懂事點了,但在本質上,做事的方式還是差不多。就像崔健說的,大家骨子裡究竟還是同一代人。我上學的時候,見過都二十多歲了還因為在校園角落裡接吻,被保衛科攆雞攆狗一樣亂攆的大學生。就算現在,我也經常讀到學生被校長抓來就剃頭之類的新聞。從來沒有被人真正尊重過的孩子,怎麼能在長大後懂得尊重他人呢?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
小時候的語文課裡,小明是最讓人討厭的。他總是提前完成作業,總是幫助後進的同學。他一舉一動都那麼正義,正義到了你會盼著他哪天因為偷看女廁所被抓起來。馬克吐溫就有篇惡搞的短篇小說,叫《好孩子的故事》,在故事裡,小明譴責小剛不該爬樹偷蘋果,說作文裡說了你這樣的壞孩子會掉下來摔斷胳膊的。結果小剛果真掉下來砸斷了小明的胳膊,小剛卻安然無事。故事的最後,馬克吐溫心滿意足地寫道:小明因為幹好事太多被活活炸死了。我們可不敢這麼寫。相反,我們在小明的帶動下,在作文裡做各種各樣從沒幹過的好事,幹好事前一定要想到雷鋒邱少雲黃繼光他們,幹好事後語文劉老師則總是「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另外我們還經常路過劉老師的家門口,看見她的窗口還亮著燈光,那是劉老師在批改我們作文,於是內心湧起一陣暖流。我們就是寫這種東西長大的。然後等到這個社會上賣假酒賣假藥,大家又叫著說:「人這都是怎麼了?怎麼都變得這麼沒有誠信?」這又是在裝什麼呢?
好萊塢的主流片子不管拍得多爛多假,宣傳的價值觀多老生常談,但它們總能給人這樣的感覺,就是導演確信觀眾認可這些價值。那種庸俗是溫情甜膩的庸俗。而中國導演們想要「提一提境界」時候,卻往往弄到笑場的地步。這不光是因為導演笨拙,也有一個原因是,我們這裡確實缺少了某種東西。在這樣的環境裡,教養一個孩子,多少是件讓人困惑的事。有位朋友抱怨過,把孩子送進學校以後,眼看著她很多地方都在變蠢,卻毫無辦法。我也曾經和女兒童童一起,站在水族館前漫長的隊伍裡,看著有一家老小談笑著逕直走進了旁門,聽著門口的保安對抗議者喊「那就是給領導進的,就是不給你家孩子進,怎麼著?」再瞅著身邊那些不解的孩子們,不免產生了羅大佑式的迷惘:「想起了遙遠的過去未曾實現的夢,曾經一度人們告訴你說你是未來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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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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