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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 從「智障人士」到「小貞觀」(下)

 2014-10-31 00:1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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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也足以證明宣宗的勤政確實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對令狐絢說:「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數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認得過來?令狐絢頓時大為躊躇,只好據實稟報:「六品以下,官職低微,數目眾多,都由吏部授職,五品以上,才是由宰執提名,然後制詔宣授,各有簿籍及冊命,稱為‘具員’。」

宣宗隨後便命宰相編了五卷本的《具員御覽》,放在桉頭時時翻閱。

勤政的君主總是喜歡事必躬親,並且總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獵,遇到一個樵夫。李忱問他的縣籍,那人回說是涇陽(今陝西涇陽)人,李忱就問他縣官是誰,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問:「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說:「此人不善通融,甚為固執。他曾經抓了幾個強盜,這些強盜跟北司的禁軍有些交情,北司就點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還把這幾個人殺了。」

李忱聽完後一言不發,回宮後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記了下來,釘在了柱子上。事情過去一個多月後,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刺史,入朝謝恩,宣宗就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衣。有唐一代,這象徵著極大的榮寵,尤其在宣宗一朝,這樣的賞賜更是絕無僅有。李行言受寵若驚,同時又大惑不解。宣宗說:「你知道為什麽能穿上紫衣嗎?」李行言誠惶誠恐地說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給他看。

還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獵,路過一佛祠,看見醴泉(今陝西禮泉)縣的一些父老正在設齋禱祝,祈求任期已滿的醴泉縣令李君爽能夠留任。宣宗將這個縣令的名字默記在心。過後懷州刺史出缺,宣宗遂親筆寫給宰相一張條子,將此職授予李君爽。宰相們愕然良久,不知道一個區區的醴泉縣令何以能上達天聽,得到皇帝的青睞。隨後李君爽入朝謝恩,天子將此事一說,宰相們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們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遊獵,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深入民間、瞭解民情,並且實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為此他特意想了個辦法,秘令翰林學士韋澳將天下各州的風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編為一冊,專門供他閱覽。天子將其命名為《處分語》,此事除了韋澳之外無人知曉。不久,鄧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後忍不住對韋澳說:「皇上對本州事務瞭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驚嘆啊!」韋澳當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資料正是出自《處分語》。

在這種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僥倖,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財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漬污帛」(被水浸濕污染的布帛)中的「漬」寫成了「清」,樞密承旨孫隱中就把那個錯字盼筆畫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被塗改過的字,頓時勃然大怒,下令追查塗改奏疏的人。孫隱中隨後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處罰。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親還不僅僅體現在治理朝政上,就連生活中的一些瑣碎事務也是如此。宮中負責灑掃的那些雜役,宣宗李忱只要見過一面就能記住他們的姓名和各自的職能,所以不管宮中要做什麽事、派什麽活,天子往往隨口就能點名讓人去幹,而且每次派任都毫無差錯,讓宮中的宦官和差役們咋舌不已。

早在大中初年,人們從宰相馬植旋起旋落的命運中就已經明白了一點——要在這個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結黨,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來幹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馬植突然被一紙詔書貶出了朝廷,外放為天平節度使。

此次貶謫在事前毫無徵兆,所以人們對此感到難以理解。後來他們才知道:原來是一條寶玉腰帶惹的禍。

這條寶玉腰帶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賞賜給了左軍中尉馬元贄。眾所週知,宦官馬元贄是擁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內心是如何看待這個功高權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還是對他極盡恩寵和禮遇之能事,從登基之後便賞賜不斷,這條腰帶只是為數眾多的賜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會上,宣宗李忱卻赫然發現——這條腰帶係在了宰相馬植的腰上。

這個發現非同小可。天子立刻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警覺。他當場質問馬植,這條腰帶是不是馬元贄送給他的。馬植已經意識到自己闖了大禍,不敢隱瞞,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罷去了他的相職,並將他貶出朝廷。

因為一條腰帶而罷去一位宰相,這種事情乍一看會讓人覺得荒謬。可在宣宗李忱看來,這件事一點兒也不荒謬。

他的理由是:馬植與馬元贄本來就是同宗,而他們一個是當朝宰輔,一個是得勢宦官,具有這種關係和身份的兩個人原本就應該主動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馬元贄居然把天子的賜物轉送給馬植,那就證明他們已經越過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們有結黨的嫌疑。

退一步講,就算馬植與馬元贄沒有結黨,可僅僅是「禁中與外廷暗中交通」這個事實本身,也是不允許的。

河湟的收復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河、湟地區(今甘肅及青海東部)已經被吐蕃佔據了將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後的歷任天子,尤其是憲宗李純,雖然大都懷有收復河湟的志向,但始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藩鎮之亂連年不絕,朝廷不得不屢屢用兵,而且朝政又被黨爭和宦禍搞得烏煙瘴氣,使得李唐王朝自顧尚且不暇,更不用說騰出手去對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會昌年間,形勢開始發生逆轉——吐蕃爆發了大規模內戰,其國內政局紊亂,人心離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復河湟的歷史功績送給宣宗李忱。

因為吐蕃開始走向衰亡的時候,正是他登上歷史舞臺的前夕。

李忱即位後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樂州,以及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等「三州七關」在一夜之間全部歸降大唐。

本來三州七關的收復就已經夠讓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沒想到短短兩年之後,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個叫張義潮的人一一收復,全部回歸了大唐版圖。

不可否認,百年失地的收復並不完全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上天的安排。但不管怎麽說,自從安史之亂後,已經在內憂外患的灰暗歷史中艱難行進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國,畢竟還是在宣宗李忱的手裡閃耀出了一抹輝煌。

宣宗時代,帝國雖然稱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碼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後,歷史給予了李忱很高的評價:「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耠之,謂之‘小太宗’!」

君權神授,天命所歸,人是絕對改變不了的,宣宗李忱的故事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由於宣宗的勵精圖治,也使得我們在時隔一千多年後,仍然能夠在9世紀晚唐溷亂不堪的歷史迷局中,有幸瞥見一抹盛唐的余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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