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香港公民運動(圖)
【看中國2014年10月23日訊】在這幾天之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本來香港的學生和民主派人士已經要進行對中國關於香港特首直選的問題提出抗議，從9月27號到今天，變化為什麼很大呢？
從我自己個人的見證來開始。我從去年的時候就跟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約會，我要在今年9月27日早晨10點到12點，向新亞書院提出一個學術講演，我的題目是講「新亞書院和中國人文研究」。
我的題目和政治沒有關係，可是當時新亞的院長強調，我除了講演一個小時之外，還要一個小時答覆聽眾的詢問，聽眾有5丶6百人。
在講完我的主題之後，我當然講的是中國人文研究，中國的人文精神，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提倡的，要士大夫能負擔起社會的責任來，在國家社會有重大問題之後，讀書的人要特別出來說話，這是中國的一個老傳統。新亞的最早的教育也強調這一方面，就是要用人文主義來吸收中西文化，造成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但是又和中國的人文傳統互相配合，是這樣一個理想的想法。
在這個講演完了之後，問題之多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而且問問題的人除了少數中年人老年人以外，基本上都是年輕的孩子，都是十幾歲二十歲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都是19歲到21丶22歲之間。他們的問題集中在講香港的公民抗議方面，我因為做學術演講，同時新亞書院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中文大學又是政府的學校，所以我不能說的太露骨，我只能強調現在的知識人對繼承中國的傳統，對於切身利害，對於整個社會，整個社區，對於整個香港社會的將來有很大的責任，不能不負擔起來。我只能講到這裡為止，並沒有鼓動他們去做公民抗議，根本就沒有提到「佔中」這類問題，他們雖然提出「佔中」字樣，我都沒有答覆。所以我相信我的說法是相當溫和的。
在公民抗爭運動還沒有發生之前，青年學生的心理狀態是非常清楚的，他們的心態就是不能夠過分的受委屈，覺得做一個現代的人，應該讓正義能夠當家，每個人得到公平的待遇，這個公平的待遇是他們所爭取的。
所以，香港未來的民主決定在於候選人是誰的問題，候選人如果是中共口袋裡的人，大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出現。但是怎麼樣爭取一般的人可以得到提名，提名香港人多數所嚮往所需要的人，這是個很大的困難。因為共產黨的人民代表大會既然公開站出來說這句話，當然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習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意見。
共產黨所利用的香港人的心理的一個弱點，就是怕香港亂，亂了以後經濟受影響，經濟受影響後家裡收入就減少種種。對於這些顧慮在催淚彈使用之後就不存在了。大家覺得我們於其做個奴隸樣的，委委屈屈地活下去，還不如奴隸抗爭，抗爭結果如何，我們可以不計較，抗爭一次失敗，我們可以再次抗爭。所以這就把香港的公民抗爭運動擴大到一個最高的限度，可以說是香港有史以來，過去香港也有過很多遊行反抗，但是都沒有這次這樣受到世界的重視。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這次運動是特別值得重視的，所以《紐約時報》的報導上特別強調說這是一個沒有領袖，但有秩序的抗爭，這個有秩序的程度到了你不能想像的地步。所有的垃圾，所有髒東西他們都收拾的干乾淨淨，還有一些人特別為收拾垃圾出來，把街道打掃乾淨。這些作風可以看出他們是真的和平的，但是非常堅決的要爭取他們的權利，爭取他們的前途。
從這個層面看香港的公民抗爭達到了一個最高的文化水平。這就遠遠超過了當初「六四」時代，人們一哄而起，還有些人對共產黨存有幻想。這一次所有參加的人都沒有幻想，都知道共產黨一直是不會讓步的。所以在這個態度之下，這個抗爭就發生了很重大的改變，而這個改變我相信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將來要佔一個特殊的地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