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自古紅顏多簿命，而今簿命才華人(組圖)
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題記：不知道是眼淚還是血？是淒然還是酸楚？我終於把它吐在紙上，讓歷史記下這麼一個才華橫溢，生不逢時的女性。在她走那天，想必滿眼都是苦澀的淚珠……。
她叫楊蓓，名字和人一樣，是朵初綻人間的花蕾。她年長我七歲，故一直叫她楊姐。屈指，相識相處到她離去，大約有四十多年，但近距離的接觸交談也就十多次。她留給我的印象是姣好、嫻雅、謙讓、寬容，凝結著一切美的東西，是位高品質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歲即劃為右派分子，接著趕出報社，送街道生產組「監督勞動」，接著在中學教書的老公，為求自保斷然與其離異，一個完好的家庭連同希望破碎了。此後終身不嫁，相伴孤燈、冷衾和女兒張羽相依為命，直至死。
她是《工商導報》的老報人（1949年前中共地下黨和民主派合辦的一張報紙，1956年4月更名為《成都日報》），華西大學高材生，人長得漂亮，當年有校花之稱。她文筆不錯，負責影評、散文，對小說特別偏愛，可從不動筆。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從市委調到報社，推開文藝組那扇緊閉的門，全組人都驚喜地望著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工農子弟，以各種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歡迎，只有她靜靜地坐在那張屬於她的辦公桌前的籐圈椅上，不動聲色地搖著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紅絲結隨著玉腕的蠕動像只彩蝶在飛呀飛。
她身材適度，臉頰秀美紅潤，著裝簡潔明快，一件天藍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領花，無處不顯示出女性的媚力與活力。她審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動聲色地淺淺一笑，然後又埋下頭翻看手中作者的來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閨秀，對她是好感還是惡感說不清楚？幾天後，全組人去耀華餐廳品評川菜鼻祖蘭光鑒的烹調藝術，大家爭相發言，似乎總沒有踩到點子，待編委王畋（一個延安來的老革命，後來也是右派）轉頭向她時，她才張開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聲緩語說：「川菜是我們國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認為是麻辣，其實只見其表不見其裡。蘭老師今天作出的這一桌川菜，堪稱表裡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潤，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揚菜之清爽，又有魯菜之厚重，還有粵菜之鮮嫩，不錯不錯，大家大家……」我聽後脫口叫絕：「楊姐，你說得太好了！」
又一次（大概是週六），我和組裡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後來也劃為右派），還有她，去人民公園觀賞盆景，三人在一處大石壁盆景前佇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著一匹奔騰的駿馬，邁開四蹄、凌空而起，象徵著社會主義祖國一日千里的前進步伐。陳澤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問我：「這馬塑得如何？」我對馬沒有研究，也缺乏欣賞能力，粗略地望望，順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樣，是徐悲鴻手筆的臨摹吧？」「徐悲鴻的手筆不會這樣拙劣。」陳以手指著不足之處說：「馬在跑的時候，尾巴是直的，頸脖是高昂的。這匹奔馬的尾巴卻下垂，頭也沒有昂起。說明畫家在觀察生活時，忽略了這個細節。再有，這匹馬畫得沒有特色，蒙古馬不像蒙古馬，伊犁馬不像伊犁馬，河曲馬不像河曲馬，說它是川馬吧更不像。河曲馬高大雄偉，背部略凹，頭頸細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點是善於吃苦耐勞，靈捷勇敢，耳聰性敏，它和蒙古馬、伊犁馬號稱我國三大名馬……」他振振有詞地回答我的提問。我聽後仍不滿足，又提出新問題問：「項羽騎的烏騅馬又是什麼種類的馬？」他把球拋給楊蓓：「你幫我回答小黃提出的問題（我時年二十一歲，全編輯部的人都這樣叫）。」她淺淺一笑，臉上旋起兩個小酒渦，輕輕啟動紅唇說：「烏騅是指馬的顏色，不是馬的種類。照古時的說法，渾身純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蒼白雜黑毛的叫騅，黃色間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間呈鐵青色的叫驄，白馬黑脊的稱為麟……」我聽呆了，她肚中竟然裝著這麼多的東西，真叫人羨慕！
還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閒聊，探討小說有關寫人的一些細節。她告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於發掘，發掘得愈深金的純度自然會更高。寫東西也這是這樣，平時對生活觀察得仔細，寫出的東西就新穎細膩。雖然每個人都有耳朵，可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會使用耳朵。巴爾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用劍沒有征服的，我要用筆去征服它。」不過，搞文學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錯，正如會泅水的人，易為水淹死一樣。」她的回答不緊不慢，柔聲細語潺潺流水，澆著我渴望知識的心田。對她淵博的知識和精闢的見解，我由衷的欽佩，不過又敏感地發覺她話中有隱忍。
相交日久，相識更深。她發現我不但是個求知慾特強的小青年，也是個不趨炎附勢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削減。秋燥的一個下午，我們兩人去大華電影院看《一江春水向東流》試映場（五十年代各影劇院凡上演新節目，都要先請報社人去觀看，然後寫出影劇評論文章指導觀眾），在歸來的路上她忽然問我：「小黃，‘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出自何人之詞？」我道：「還有誰？亡國之君的李煜，李後主嘛！」接著，我把全詞復誦了遍：「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雕欄玉砌應猶在，只似朱顏改……」。她點點頭滿意淺淺一笑，似沉思似回憶地說：「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韻味。我再問，你知不知道李煜就為這首詞送了命？」我愕然，張著嘴，聽得她繼續說：「文學這東西一不注意就會惹出禍端來。宋太祖趙匡胤讀了這首詞後，認為李煜亡國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藥酒藥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個文人嘛？歷史上有好多好多這樣的事情啊！」
哀嘆，傷感的情緒籠罩著她，而處在「春風得意馬蹄輕」的我，自不以為然，反用教訓人的口吻說：「楊姐，你這些顧慮是不必要的，舊時代是這樣，文人易受文字獄之害，可現在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怎麼會有文字獄呢？出現文字獄的時代早已經為我們黨和毛主席埋葬了。楊姐，你有才華，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寫的東西？」
她搖搖頭仍淺淺一笑，只不過這笑裡有憂鬱，說：「我不會寫，縱會寫也不敢輕易動筆。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麼也不會是立場問題。可我是舊報人，說不清楚啊！有時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歡文學，真矛盾。」我無言，心裏揣測：可能在哪次政治運動中她為文字事吃過苦頭，或是在胡風事件中受到過審查？直到今日還有那麼多顧慮，出於幫助同志，我坦露胸懷道：「楊姐，是呀，歷代統治階級，總是用高壓的手段禁絕言論誅殺知識份子，製造文字獄，屠戮寫文章的人，結果呢？只能是加速他們的滅亡，國民黨蔣介石不就這樣嗎？這些慘痛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我們國家正在搞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的作家、藝術家，決不會出現文字獄！」她對我大言不慚信誓旦旦的說教，報以無聲地淺淺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鬥爭」前夕，領導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採訪巴金，在回歸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問她：「楊姐，他怎麼起這麼一個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這個名字一點也不怪，代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睜著一雙大眼睛聽她的下文。她是個裝有一肚皮知識的大小姐，讀了不少書，對每件事都能說出一個道道來，還喜歡把自己的知識告後來無知者，就像普羅米修斯樂意把竊來的天火分給別人，讓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啟開微塗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閃光的珠璣，深入淺出地說：「巴金，是兩個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寧；金，是克魯泡特金，這兩個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聽說，巴老年輕時崇尚無政府主義，追求個性上的解放和創作上的極端自由，不願意受任何約朿，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現得淋漓致盡。正因為他崇尚自由，追求個性解放，所以才能寫出那麼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讀中學時就是他的讀者，而且讀得入痴入迷。」
我靜靜地聽著，待她稍歇時才插話問：「搞創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歡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不是創作上的自由？」她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淺淺一笑。
不久，一場以殺滅知識份子言論和思想自由為宗旨的「反右鬥爭」在全國展開，我因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早於她二十多天劃為右派分子，在批判鬥爭我時她從不發言，總是靜靜地平心地聽著，偶爾投來關注與同情的眼光。但隨著反右鬥爭的深入發展，她也被揪了出來，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組新調來的編輯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寫了篇通訊《棱窩訪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曉楓，是省內有才華、有希望、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者，雖有錯誤，黨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便成了為右派壯膽打氣的「毒草」。開初，她置之一哂，沒有怎樣去理睬，來去上班依然裝束清麗，談吐自如，沒當成一回事。報社幾次開她批判鬥爭會，就是斗不起來，會場冷冷清清沒人發言。一則她人緣好，二則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負責抓右派的市委張靜山副秘書長，不愧是抗日時期老幹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說：「她是華西大學校花，校花有什麼好東西？從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們敢不執行，經過幾天外調，美術組一位畫師立即炮製出一幅別開生面的漫畫大字報：畫面上的她，濃裝艷抹，坦胸露懷，修長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車上兜風，兩個大鼻子老美緊緊地摟著她。畫上一行大字：「交際花楊蓓醜態」，你說缺德不缺德？
中國是個封建國家，自古有「男怕背盜，女怕背娼」之說，貞潔對一個女人來說重於生命。無論富與賤的女人，一當她和娼或是作風不正沾上邊，就徹徹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會馬上離婚。貞潔，比生命還貴重的貞潔！當她一看到這幅漫畫，微笑立即消失，清麗再不浮現，自此低頭勾腰像個小偷，在人前矮了半個身子。沒過多久時間，她十三中教書的老公，向她提出離婚，她沒說一句話，默默地咬著嘴唇，在離婚書上簽了字，帶著幼女張羽獨處而生。
此後，我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十五個年頭後的1976年逃出樊籬，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轉頭欲走，她追了兩步叫我：「小黃！」我站住，不敢正視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勞作打扮，臉龐不再紅潤，秀麗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歲的大娘。她不問我什麼，快速地塞了兩斤糧票和十元人民幣在我手裡，然後淒淒一笑無聲地走了。再四個年頭後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報社，又同在文藝組，只是辦公室一分為二了。見面時她仍淺淺一笑，但這笑淒然，雙頰也不見酒渦，頭髮花白，滿臉皺紋，看稿戴上老花鏡，並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菸，一支接一支，不知是過猛還是強吸關係，時而爆出揪心的劇烈咳嗽。她見我第一句話是（也就是這句話）：「我知道你會回來！」
我們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處理稿件，但再沒有多餘的話聊，更不談論藝術什麼的，她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次我實在忍耐不住試探性問一句：「你就這樣？」她淺淺一笑，滿是皺折的臉上像道道水的波紋，她不動聲色說：「這樣不是很好嗎？」
話雖如此，我看見在那笑的眼波裡溢著亮亮的光點，是沒有滾出的淚珠。
她的女兒張羽因未讀到書，不能頂替媽媽工作，安排在報社作小工，成天蹬著三輪車來回運送物件，幹著男人們幹的活兒。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麼不提要求，把張羽調到排字車間去？」她笑笑：「很不錯了，很不錯了，得感謝組織啊！」後又聽說，離婚未娶的愛人張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復婚，但遭拒絕。後來我「下海」來到北京打拼，聽說她多次申請入黨，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報社去看望她，可她什麼話也不說，一見著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見辦公桌上留下幾個無言的菸蒂。兩年後，聽說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辭世時不足六十歲，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楊姐一生雖無豪情，卻有不盡的憤情、怨情、哀情、傷情、悲情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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