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打老虎」為何未能挽救大清王朝（三）(圖)
嘉慶帝書法橫額
方針已定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於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鉅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從根本上說，「繼承人」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選擇。「繼承人」的性格特徵，是「安全第一」。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做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後，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聖人心法」和「祖宗舊制」，沒有任何新的利器。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問耕耘，莫問收穫」，修身養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後人稱為是最嚴格、最系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於立身行已，至於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聖徒的過程。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聖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制」。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歷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聖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聖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繼承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擔的歷史責任。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於承擔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在「新政」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擔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塗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並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齤件」更讓他惶恐不已。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天下大亂，指日可待。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於「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於監督體系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於貪官們已經沒有什麼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只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面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齤疆。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誌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不歸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