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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打老虎”为何未能挽救大清王朝(三)(图)

 2014-08-31 11:4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嘉庆帝书法横额

方针已定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从根本上说,“继承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选择。“继承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继承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齤件”更让他惶恐不已。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齤疆。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不归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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