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國收藏史上的第二個高峰期。特別在晚清時期，許多文人學士大都喜愛經學古籍、金石書畫，引發了考據學的熱潮，再加上錢幣、青銅器等古物不斷出土，文物交易市場的形成，由此名人的收藏熱情高漲。如潘祖蔭、吳大澂、端方、王懿榮等人的收藏，至今仍為收藏界津津樂道。
據傳潘祖蔭每發現彞器文物，必「傾囊購之，至罄衣物不惜」。聽說某處有一古碑，於是急忙就叫人帶著去看。研究了很長時間，最後斷定是真品，立刻給了人家500兩銀子把石碑拉了回去。又有人送來一隻漢朝的古盆，上面的花紋與篆字都非常精美，結果潘祖蔭就花了300兩銀子買了下來。吳大澂自述：「見名人尺牘，必寶而收之，所購書畫碑版不與較貴賤，或歲暮函而求售或貧病無以為炊，則必豐其值而給之曰：我既好古亦何靳此區區，藉以濟人之急，不亦兩快乎」。曾任翰林院編修的陳介祺，看到古玩商從冶煉鋪收購上來的毛公鼎，大喜過望，立即付給1000兩白銀。王懿榮見到古董商送來的帶字甲骨，視為珍寶，儘管每板索銀2兩，王氏亦如數收購。1900年春，範氏又帶來了800餘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個字，他照例全數購下。
大克鼎、大盂鼎和毛公鼎，是當時最為著名的3件西周青銅重器，前兩件就為潘祖蔭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寶有其兩」印章一枚。大盂鼎在道光年間在陝西眉縣出土，先為豪紳宋金鑒所得，後被縣令以500兩黃金購去，宋得官翰林後，又用白銀3000兩買回，最後為左宗棠所有，因左宗棠被彈劾時潘祖蔭3次上疏營救，左遂以大盂鼎相贈。端方一生嗜好金石書畫，大力蒐集收藏青銅器、石刻、璽印等文物。曾收得陝西寶雞鬥雞臺出土屬歷代青銅器中上乘佳品的西周青銅柉禁，以及柉禁上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銅酒器。毛公鼎原由著名文物收藏家陳介祺收藏，後端方依仗權勢派人到陳家，將寶鼎強行買走。
王懿榮在中進士之前，已經名滿京都，「鑒別宋元舊版，考釋商周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以至於京城內外的古董商一遇有罕見之品，都登門求售，以獲善價。潘祖蔭在當年的收藏界以「潘神眼」而著名，文物是否真品，有無價值，值不值得收藏，他只要看一眼就八九不離十。吳大澂在曾西安獲一鼎，該鼎銘文中有一字，吳氏釋為「」並稱其為「鼎」。同時吳氏還考證出此鼎為宋微子之鼎，他將此事寫信遍告潘祖蔭、陳介祺、王懿榮等好友，井寄鼎拓片共賞，並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齋」。
吳大澂通過收藏，編撰了大量著作，如《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恆軒吉金錄》、《齋集古錄》、《十六金符齋印存》等，大都為考古、古文字學、書法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近代文化領域裡產生過重大影響。端方的主要著作有《陶齋吉金錄》、《陶齋藏石記》、《陶齋藏磚記》、《陶齋藏印》等，端方還被推為以私家藏石著錄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人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其史料意義尤為重大。潘祖蔭著有《滂喜齋叢書》、《攀古樓彞器款識》等。王懿榮的甲骨文收藏，也為我國甲骨文研究揭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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