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長胡錦濤 同江青有關的「切膚之病」(圖)
《往事微痕》 文革中的清華歲月

【看中國2014年08月05日訊】偏向絕處飛

首先,我必須解釋清楚為什麼要找最大走資派的女兒劉濤談戀愛?此事應對得稍有不當,我便可能被置於萬劫不復的絕境。我冷靜地評估了一下局勢,認為最恰當的應對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極狀。我從《紅樓夢》裡挑了一首《好了歌》,來做自己靈魂深處的擋箭牌。但黨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裡混得過去。一次又一次鬥私批修、觸及靈魂,都過不了關。我則死守《好了歌》的底線,不敢後退半步,因為退一丁點,就會是萬丈深淵。就這樣一直僵持到畢業分配。

想知道我當時的靈魂深處嗎?我從來就不相信劉頭上的那三頂帽子。我讀過《斯大林時代》,序言裡有這麼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處決的反黨分子後來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當年安在他們頭上的那些罪名,因為那些罪名太荒謬了。(全憑記憶,所以不加引號)當時我對劉濤和她的弟弟、妹妹說:「不會超過二十年,你們父親的問題肯定能平反」。這多少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對我說法的懷疑。

我的那些異於常人的判斷,大部分來源於讀書。我讀馬恩列、毛澤東、魯迅,也讀《史記》、《通鑒》、諸子百家;讀《紅樓》、《老殘》、巴金、曹禺,也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 基、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司湯達、歐·亨利。在王前家裡,更可以讀到當時所謂的內部書:《第三帝國的興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機》,還有德熱拉斯的 《新階級》。我還發現了延安時期出版的《毛選》,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時動了哪些手腳。還有《曾文正公全集》,還有上百本的《文史資料》……我讀書的速度極快。有人讀書是逐字掃瞄,那叫精讀;有人是逐行掃瞄,那是通讀;我是逐頁掃瞄,這是古人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其實一本書裡精彩的亮點,就那麼幾處。書讀多了,這些亮點就會自己跳出來。

友誼賓館前本來有一塊三角地,大約在王前家和學校之間的中點,那是我和劉濤初次相約的地方,後來 我們常在此處交換我要讀的書。劉濤的女紅極佳,她會把我尼龍襪上的破洞織補得天衣無縫,還給我織了一件明黃色的線衫,算是賞了我一件「黃馬褂」。週末,我就去王前家,她會用黃油烤饅頭片招待我。那個年代,居然還有黃油!這些點點滴滴的溫馨,多少緩解了我所承受的壓力。

王前十七歲嫁給劉少奇,十八歲生劉濤,所以當年也就四十出頭。她年輕時一定極漂亮,那個年代,還一頭烏黑的長發,皮膚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點鷹鉤。她待我極好,還迫不及待地安排我們生米煮成熟飯。本來是天鵝折翅,現在倒害怕起癩蛤蟆長翅膀飛了。唉,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劉濤還喜歡寫點小詩、聯首絕句什麼的。我不太懂平仄、韻律之類的規範,但偶爾出手,倒也讓她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過一首詞:「偏向絕處飛」,調寄《冰調歌頭》,這是我自創的曲牌,因為此詞的總字數比《水調歌頭》多兩個字,而「冰」恰好比「水」多兩點,故名。

昨怨鵲橋短,今恨銀河遙。/寒夜漫天霧繞,初會三角島。/同是混世先知鳥,比翼何必曾同巢,/雙飛上九霄。/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相聚歡,/別離恨,/虎狼嚎。/狠心相逼,/一腔怒火衝天燒。/痴情兩相依偎,/無語淚濕雙襟,/驛站度良宵。/誰言冬夜長,/神鳥啼破曉。

瘋狂年代的荒誕故事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無法理解我當時所受的壓力。那是個瘋狂年代,處處都充塞著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一個人隨便在一張廢報紙上打一個叉,讓人拿起來對著陽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領袖像,此人立即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抓起來,先批鬥一番,然後交群眾專政。閻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裡,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閻先生卻把荒誕演繹成男歡女愛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後,對那個瘋狂年代的無可奈何的嘲諷和調侃了。

在我所處的那個瘋狂年代裡,在荒誕的後面則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資派攀親,最起碼是政治上劃不清界線,更可能是包藏禍心。如果我那首小詞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麼「混世」、「冬夜長」,那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污蔑!什麼「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醜化和詆毀!什麼「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更是自絕於人民、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宣言!

當時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東西:日記、書信、手稿……統統燒掉了,不留一星半點殘渣餘孽。雖然這幫我練成了一付好記性,但現在老年痴呆了,沒有片紙隻字可供參考,寫起東西來就分外吃力。當時我絕不是驚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訓就在身邊。我們系裡一位青年講師劉老師,因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

劉老師當年也算是出類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選派到蘇聯留學,拿了學位、娶了蘇聯姑娘麗達,一同回到清華教書。育有非常可愛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們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塗了蜜。文革來了,老婆是蘇聯人,那就可能是蘇修特務。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就這樣直截了當、簡單明瞭。於是就被隔離起來辦學習班,這有點兒像現在的「雙規」。莫須有事,劉老師自然不會承認。於是就抄家,發現麗達和中山大學一位當年一起嫁到中國的同學有通信。於是內查外調到了廣州,請那邊幫助抄中山大學同學的家,發現了麗達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間的私房話:如何相夫、如何教子。還交換點如何讓丈夫聽話的心得:適時地發點小脾氣、床笫間使點小花招,讓夫君乖乖的就範。專案組的人如獲至寶。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醜惡、甚至是十分下流了。專案組把這封信掐頭去尾,把麗達講御夫經驗的那一段拿給劉老師看:謊稱這是麗達給她的KGB(克格勃)上司的述職報告,當時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麗達已經徹底交待了,蘇修特務一案,已是鐵證如山。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劉老師懵了,確確實實是老婆的筆跡、確確實實是夫妻間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瑣事,難道……

精神崩潰的結果,是竹筒倒豆子。劉老師開始懷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況老婆還常去蘇聯駐華使館參加Party。於是蛛絲馬跡,成了蘇修特務的鐵案。專案組立了大功,其代價是劉老師一家的妻離子散。麗達被驅逐出境,帶走了兩個孩子。傷心欲絕的妻子臨別時堅持要見丈夫。不讓見就是不讓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我知道,這個故事同那個年代千千萬萬的悲慘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我身邊,當時我的處境與此相似,隨時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對此事格外記得清楚。後來見到解除隔離後的劉老師,那種頹唐和落魄,看了都讓人心痛。那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劉老師一家破鏡重圓沒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歸的生命空白

這年頭,「海歸」成了一種時髦。我的兒子萬方,也時髦得合時,回北京當海歸了。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老海歸的故事。不,這個題目太大了,是講他生命中不見經傳的空白期中的一個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處過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歸,中國創立市政和環境工程教育的開山鼻祖,清華當年的一級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還健在,恰好100歲了。下面是官方資料上關於他的簡歷:

    1906年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9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1930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獲衛生工程碩士學位。
  1930-1931年在德國柏林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衛生署高級工程師兼公共衛生工程研究班教務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聯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並代理工學院院長。
  194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半年,任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教授,兼任衛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1992年2月16日逝世於北京。

請注意,1966-1980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說,是官方職務的空白。為什麼是空白?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因為這期間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週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響文革第一聲號角的,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舊」,就是要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反動學術權威。根據陶先生的資歷,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動學術權威,屬於被橫掃之列。當年是如何批鬥陶先生的,我已經說不清楚了。一是因為當時我在文藝社團,不在系裡參加運動;二是文革一開始,我就被革命群眾歸類為「小爬蟲」,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機會。

文革後期,工宣隊進校之後,才使 我這個「小爬蟲」和「老反動權威」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們專業的學生、老師、幹部、實驗員,被集中在給排水實驗室辦學習班,每天早、中、晚的時間都在一起,關起門來鬥私批修。根據老毛的宏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最沒有文化的工人是領導階級;次沒有文化的實驗員是學習班的各級領導。陶先生是最有知識的,所以最反動;我同最大的走資派有瓜葛,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屬需要觸及靈魂的重點批鬥對象。學習班上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那是一種很正規的宗教儀式,要全體起立,右手舉起紅寶書,誇張一點的,還要用左手按著自己的胸膛,嘴裡唸唸有詞。這一段經歷遺患無窮。後來我到了西方,始終不能得到神的庇護,就是因為到了類似場合,我就會毛骨悚然,把心裏剛萌發出來的一點感恩心,嚇到爪哇國裡去了。

在這種場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用眼角掃瞄周圍的人群。用左手按著胸膛的,大多屬於比較不要臉的,但陶先生從來不。他在我們學習班上最年長,站得卻比許多年輕人還要直。陶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卻長了那種廣東人才有的前額。往後梳的已經花白的稀發,更顯出額頭的開闊。寬邊的淺色眼鏡,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寬而長的下巴,壯碩的身材完全沒有江南人的纖細。後來在網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個好作品。在別人唸唸有詞的時候,陶先生從來都是緊抿著嘴,厚鏡片下那雙深邃的眼,彷彿看著塵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麼呢?也許,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適合國情的雨量計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這一科研成果被用於我國給排水設計的規範。1975年,正處在先生官方職務的空白期。職務空白了,但先生對事業的求索並沒有空白,對科研和教學的奉獻並沒有空白。

給排水和公共衛生環境 工程,不屬於政治領域,無法做意識形態的文章。對先生的批判,就淪為對人格的詆毀:陶葆楷,你這個反革命兩面派!我們這裡鐵證如山!所謂鐵證,說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煙,也給實驗員遞煙。先生身上常揣著兩包煙,便宜一點的勞動牌放在外衣口袋裡,貴一點的大前門放在內衣口袋裡。給人遞煙的時候,從外邊掏;自己抽煙時,往裡邊摸。這種小技巧,怎麼能瞞得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於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這類荒謬的大批判,後來我還遇到過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個孩子,老大李麥,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一位老工人對他的批判義正詞嚴:「李 * * ,你滿腦袋資產階級臭思想,給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細糧。」李工很有點幽默感,抬起被強按著的頭,反駁了一句:「我們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糧。」全場粲然。

今天來說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歸們,又絡繹於途了。希望他們一路走好,不會再遇到當年的荒唐,不會再有生命的空白。

蒯大富和胖老頭

蒯大富在清華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頭,在當年可說是「如雷貫耳」。在他「響噹噹」之前,我就認識他,還同他打過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學生,也是校廣播臺的編輯。我們一起參加過一次座談會。主題是批「三家村」,這是文革這場大戲的序幕。「三家村」,本來是晚清小說《何典》中一個虛構的村莊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點名頭的人物,從1961年起在他們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線》上,開了一個「三家村」專欄,輪流發表了60多篇文章。用談天說地、擺龍門陣的形式,對老毛造成大飢荒的錯誤竭盡借古諷今、指桑罵槐之能事。我記憶中有一篇「白開水最好喝」,諷喻老百姓窮得只能喝大鍋清水湯;還有一篇「專治健忘症」,諷刺老毛忘了自己說過的大話,要用狗血淋頭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豈能看不懂這三人的春秋筆法,彎彎繞還能繞得過他?要收拾劉少奇,必須扳倒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先收拾了彭真門下這些「小爬蟲」,出出心中隱忍了多年的這口惡氣。所以文革正式開場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們當時雖然鬧不明白「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但也聞到了一點味道。老蒯和我各寫過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參加座談會。《新清華》上要發會上的發言紀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樣找他核實。他非常認真,並把這一小段擴充成了一大段,看來他相當重視此次出頭露面的機會。當時我有點看不慣他的那種「臭顯」。也許,正是這種性格,他才能成為大造反派。

在我記憶當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組,純屬偶然。他原來是對工作組的組長王光美無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機會向她直接匯報工作。工作組隨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光美當年也算是公眾人物。許多人都看過劉少奇訪問印尼的記錄片,其中王光美的優雅風度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讓另一個處於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這個土老帽,顯然沒看過這個記錄片,竟把隨便支使來一個什么女人當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匯報了一大通。後來發現表錯了情,一種受欺騙的感覺讓他惱羞成怒,認定這是工作組的大陰謀,於是就反起了工作組。這一路反下來,在那個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這樣混成了蒯司令。他們兩人間最得意的一個合作項目,就是在清華園揪鬥王光美。

工作組對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則是把這小子太當回事了。老蒯當時的抗壓能力和伶牙俐齒,確實也讓我們佩服。我親歷過老蒯和一個胖老頭辯論的場面。記得是1966年6月的驕陽下,我在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轉悠。見到一堆人圍在一起,伸頭一看,見老蒯正唾沫橫飛地與一個胖老頭辯論。

「你叫什麼名字?」胖老頭氣勢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場。
「瞧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的!什麼大富……」胖老頭先聲奪人。
「不!我這個名字是社會主義的。」蒯大富理直氣壯。
「?」老頭瞪眼。
「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讓人。
「好!」觀眾中有人起鬨。
「你認為自己是左派?」胖老頭反守為攻。
「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謙虛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於承認自己是左派。」胖老頭開始設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當仁不讓。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過頭了,就成了右派。極左和極右是相通的。」老頭這句話算有點哲理。說這句話時,他用雙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左手劃到最高點,就和劃到最高點的右手碰上了,還挺形象。
……

「你叫什麼名字?」老蒯要老頭留下姓名。
「不能告訴你,你以後會知道的。」胖老頭耍賴。
後來大家都知道了,那個胖老頭是薄一波,共產黨裡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當年把閻錫山哄得團團轉;後來出面把胡耀邦攆下臺;臨死前還要把兒子扶上馬。
後來蒯大富得了女兒,據說取名蒯小窮。
我同蒯大富後來還有一點瓜葛。他的跟班、人稱蒯秘,後來當了我的跟班,這個人就是段某,段某自稱「老賊」,把四通的家業敗得一塌糊塗。有人說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斷送四通永遠的基業。老毛就懂得身邊要安一個「東興」。老蒯和我在這一點上,就嫩得太多了。

老子平常兒騎牆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應當是一幫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基於「血統論」的 「紅對聯」一出臺,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我是明確的反對派。我曾經和一位同學激烈地辯論過一場。我還記得她的出身並不好,我們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最後我使出了「請君入瓮」的壞招:「你出身不好,難道能說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對!我就是混蛋。」她見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識到太過分了,急忙補充道:「每當遇到重大問題,我的思想就比較混……」我非常善意地對她說:「那也不能就說自己是混蛋呀。」

為了這副對聯,我還被革命小將從學校大禮堂轟出來過。記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個什麼日子。一幫中學紅衛兵喊著「好漢」和「混蛋」,衝進了清華園, 在大禮堂擺起了擂臺,要辯論這副「紅對聯」。這哪裡是什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吒,「兒混蛋!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我當時坐在第三排,相當靠近主席臺,我不僅不跟著瘋狂,還趴在桌上假裝睡起覺來。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頭看到面前站著一位柳眉倒豎、滿臉怒氣的女紅衛兵。這時候全場都安靜下來,我聽到一聲淒厲的呵叱:「什麼出身?」我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實話:「職員」。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兒騎牆!」會場上的紅衛兵,對這突然嘣出來新繞口令,還不太適應,應者寥寥無幾。為了擺脫眼前的尷尬局面,她馬上回到會場熟悉的口號「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我身邊一個好心人低聲勸我:「別待了,出去吧。」

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我立刻站起來向外走,心裏則在尋思:不當混蛋,就得滾蛋,這是什麼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陣陣有節奏的口號聲: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平常,兒騎牆!」
「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
「……」

走出了大禮堂,聽不到刺耳的口號聲了,卻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陽光。說實話,我這時候心裏空蕩蕩的,甚至有點彷徨。在群體的瘋狂面前,理性顯得如此蒼白和沒有力量。

當我在大字報上讀到譚力夫的8·20講話時,更感覺到彷徨,因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那麼雄辯、那麼理直氣壯。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在一次校內辯論會的發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講話。譚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語言生動活潑,極具煽動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卻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一些片段。在講到階級路線時,他說:「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你們躲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這就叫階級烙印!」他還嘲笑反工作組的同學是醋缸裡泡出來的軟骨頭,質問時一連用了三個問號:「你們在底下搞的什麼鬼?懷的什麼鬼胎? 要生什麼鬼兒子?!」對批工作組的同學,則公然開罵:「你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麼?!他媽的!」

譚力夫的通篇講話,為「血統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闡述,我讀了,很沮喪。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血統論」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學畢業那年,要選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國外學外語的應屆高中生。就品學兼優而論,我被公認為當時學校的「一隻頂」。我是我們中學的學生會主席,翻開學生手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是五分。數學競賽和作文競賽,我是雙料「第一」。但因為出身不夠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後出線的,是一位原來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學。我很不服氣。心裏憋了一口氣,考上了清華,還是不服氣。聽了譚力夫的講話,心裏更不服氣。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學文革小報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羅克。關於他那篇振聾發聵的《出身論》,我另文再述。

遇羅克和馬丁•路德•金

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像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隕星。覺得他說出了許多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而且說得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文章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抄。許多精彩的片斷,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學辯論時,我的出口成章讓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後期清隊時,還有人在背後告了我一刁狀,懷疑我參與了《出身論》的寫作。唉!我倒是想來著,但哪有這種機會和水平。

說《出身論》是中國60年代的「人權宣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關於那副「紅對聯」,遇羅克說:「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他判定這副對聯是絕對的錯誤,錯在「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鑒於這副對聯的爭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和陳伯達分別出來講話,說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此遇羅克並不買賬。他首先從邏輯上反詰:「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然後把各種情況剖析得條理分明:「……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遇羅克宣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遇羅克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認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當時有一種說法,因為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讓他們經受更多的考驗。遇羅克憤怒地回應:「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 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 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溫這些火一般的語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閃光,讓我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遇羅克同時代的美國人: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發表了感動美國的演說:《我有一個夢》;1967年1月,一個中國黑崽子發表了感動中國的文章:《出身論》。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遇羅克被關進半步橋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組織「貧民進軍」途中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亡,時年39歲;1970年3月,黑崽子遇羅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紅色政權執行槍決,年僅27歲。

每個民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馬丁•路德•金的「夢」,催生了美國的「民權法案」,成為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紀念日,是美國全國性的假日。全體美國人,包括白種人,都在這一天紀念他,並以他為傲。

我問過我周圍的年輕人,知不知道「遇羅克」其人?大多數都搖頭,少數知道名字的,對他的事跡、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難得開明和寬鬆的時期,遇羅克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僅僅是 「無罪」!報上發過幾篇紀念文章,似乎並沒有在人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說幾句。

在紀念遇羅克的文章當中,張郎郎的幾篇回憶文章值得一讀。他們在一起坐牢長達半年之久,後來還一起進了「死刑號」。關於遇羅克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睿智和從容,郎郎有非常生動的記述。遇羅文撰寫的《我家》,是我能讀到的關於他哥哥生平最詳盡的記錄。其中有一段話催人淚下:「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泄一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裡,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愛的哥哥。」

《我家》中記述了一次姐弟間的談話:「有一天弟弟對姐姐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姐姐說:‘媽媽、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話有什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平。何況即使真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1989年,我不過說了句不贊成鄧小平殺 人、支持趙紫陽不殺人的真話,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歸不得。我也有個夢,每年的3月5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周恩來和清華文革

我正兒八經地入過隊、入過團、還入過黨,但我從來就沒有正兒八經地加入過紅衛兵。一是因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開始我被革命群眾定性為「小爬蟲」,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觀,說得再白一點,就是靠邊站。但從遠處看,有時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說,那時候中央領導人都到院校去講話。來清華的,多是周恩來、薄一波這樣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陳伯達那樣的「文革新貴」。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試點?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隨機抽樣?氣味相投?這裡頭肯定有點名堂。據說,從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周恩來先後20多次接見過清華的師生代表,4次親臨清華參加會議。我能參加並記得的,是周恩來兩次在學校東大操場召集的大會上講話,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間8月18日「偉大領袖」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周在場調度指揮。這三次我都身臨其境,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周恩來其人。

在文革的全過程,我對周恩來都充滿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對「文革新貴」充滿了敵意。我想這是當年清華相當一部分師生的潛意識。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細微處,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後期曾告誡四人幫:「反周必亂」,可見毛對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當精準,此其所以為毛也。

話說8月4日那天,周恩來穿著短袖白襯衫,來清華參加群眾大會。同來的有董必武、鄧小平、李富春。參加大會的,有清華的師生員工,還有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總數應有上萬人。周的普通話帶點蘇北腔,端著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極有風度。開門見山,就說是中央、黨中央的常委會和毛主席要他來過問一下清華的文化大革命。然後把清華自工作組進校23天裡發生的大小事情,歷歷如數家珍,不用講稿,全憑記憶,說得頭頭是道,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個大國總理,腦子裡得裝多少事情!周在講話中明確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錯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算是給老蒯初步平了反。說是初步,因為大會既安排了蒯大富發言,也安排了反蒯派發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語言極為誇張。她在發言中指稱蒯大富「把我們的肺都氣炸了」,後來成為清華園裡的流行語。我們每逢遇到不高興、或不順心的事,就說「把我的肺都氣炸了」。在後來的那些日子裡,我的肺被氣炸了N次。

那天鄧小平也講了話,清晰而圓潤的四川腔,話不多,講了一個意思:毛主席讓你們吃飽了飯不唸書,幹什麼?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講話。董是共產黨的創黨元老,時任國家副主席,當年有八十了吧?聲音已經是顫巍巍的了,但講的話實在。他說:「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說要搞,那我們就搞。歷史的經驗證明,主席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遇到新事物,我們猛然想到的、脫口而出的,常常是錯誤的。按照主席說的去做,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當時雖然不理解,後來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後來對文革理解沒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清華的隊伍就在金水橋旁,離城樓很近。上面的人物、動作,清晰可辨。我沒有被周圍的狂熱所傳染,而是冷眼旁觀,還真讓我看到一些相當有意思的細節。有兩個場景我至今還歷歷在目。一是他們的出場。剛開過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領導重新排位。最大的變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劉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場要反映這種變化。毛破天荒穿上了軍裝,挺著肚子走在最前頭,瘦骨伶仃的林彪緊隨其後。毛的步伐慢而緩,林的步伐急而促。後來我在記錄片裡更印證了如下的細節: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這時候周恩來出手了。周扯住林彪軍裝的後擺,很用力,因為從後領到下擺都扯直了,林幾乎是一個踉蹌。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鬆手,其後林彪一直自覺地保持著這一步之遙。更讓人嘆為觀止的還在後頭,這時候周停住了腳步。周不動,後面沒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帶著大隊人馬緩緩跟上。我心裏不由得感嘆一句,周恩來這個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個場景,是毛除了跟紅衛兵揮手之外,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把劉少奇拉到一邊侃侃而談。從兩人的肢體語言來看,像朋友間的談心、像三娘教子、像師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說,劉在聽。說的耐心而誠懇;聽的虛心而謙卑。我很好奇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後來劉家的人告訴我,毛是在做劉的思想工作。毛說:中央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指派工作組的錯誤),總得有人出來承擔責任。你現在是為黨擔過,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們講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話、寬心的話。劉居然也信以為真。劉少奇也算是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歷練過來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於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還是毛這個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來再次來清華參加大會。會前下起了大雨。聽說部分群眾已經入場,週身穿一件灰色的舊中山裝,堅持冒雨前來參加會議。簡陋的主席團沒有防雨設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時。期間有人幫他打傘,他堅決不讓,表示要與會場的師生同甘共苦。這時候會場上響起了一陣陣有節奏的呼喊:「總理、打傘!」「總理、打傘!」我相信許多人臉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淚水。那個晚上,周反覆講的是一個人要不斷地檢討自己,要干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對師生的宣講?還是自己內心的獨白?其實在這種場合,說什麼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從8月4日周的博聞強記,到8月18日周的精細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會理解,為什麼老毛終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僅周恩來一人而已。

我的學長胡錦濤

胡錦濤是我的學長。四十年前,我們同在清華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我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組織生活在同一個支部,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聽到他在耶魯演講開篇的一段話,別有一番感慨在心頭。他說:

「進入耶魯大學的校園,看到莘莘學子青春洋溢的臉龐,呼吸著書香與空氣,我不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華大學度過的美好時光,學生時代對於人的一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當年,老師們對我的教誨,同學們給我的啟發,我至今仍受用不盡。」

老師們的教誨,首先是蔣南翔校長的教誨。我們剛進學校,在迎新會上,蔣校長就教誨我們:「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當時我們很不理解,現在我們有點明白了。耶魯三百多年來培養出了包括五名總統在內的許多英才,清華二十年內培養出了包括胡錦濤在內同時上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單位時間的產出而言,清華還更勝一籌。

蔣校長是如何做到這些的?主要是在培養學生幹部時採用「政治輔導員」制度。當年文藝社團有四名輔導員:印甫盛、胡錦濤、李桂秋、任麗翰。他們當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溫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聽話、出活。他們的昵稱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們的姓名有關,分別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錦濤,大家叫他「大帥」。為什麼稱他「大帥」?我曾請教過老印,他也說不清楚。看來這個名字叫對了。從文藝社團的「大帥」,到共青團的「大帥」、貴州省的「大帥」、西藏自治區的「大帥」,一直到全國的「大帥」。

但從當時文藝社團的四位輔導員來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帥」。他們四人當中,老印是支部書記,一把手;胡是團長,二把手。他們配合得很好。老印這個人很強勢,說一不二;胡卻謙虛隨和、善解人意。開會的時候,定調做總結的,是老印;補充說明、完善細節、思路縝密的,是胡錦濤。

文革初期,他們四位輔導員聯名寫了一張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題目是「清華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來主導,胡只是在上面簽名。後來清華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卻非常低調,不再參與。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壁壘分明;胡卻基本上沒有反對他的人,謙遜、平和、與人為善,使他廣結人緣。論長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銳利;胡白淨 端正、溫文爾雅。剛者易折,柔能克剛,所以最後胡錦濤一路過關斬將,成就了真正的「大帥」。

但在當時,做事情,我更願意跟著老印;業餘活動,我更願意跟著胡。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搞戰鬥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聯、遊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聯過兩次,一次是獨來獨往,從北京—廣州—海南島—湛江—南寧—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錦濤,我們兩個人一起從北京—西安—成都—重慶,然後一起乘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一路上我們很少談文革,而是沈迷在沿途的景觀:西安的古樸;成都的繁華、重慶的山城、三峽的險峻、大江的遼闊……他在南京下船,應該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則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讓你感覺受到了尊重,極細心也極週到,處處讓你覺得舒服。

胡錦濤是水利系五字班的,應該在一九六五年畢業。因為當政治輔導員,按規定延後一年畢業。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離校。記得他是分配到甘肅劉家峽。離京前,他請老印和我吃了頓飯。老印說要敲他一下,點了晉陽飯莊。我是第一次進北京的大飯店。晉陽飯莊的店址原來是紀曉嵐的書齋「閱微草堂」。院宇幽靜深 邃,樑柱雕漆描畫,號稱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歡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所以在這裡吃飯,還能感到一點殘留的書香。記得那天還喝了點小酒,三人不勝唏噓,因為今日一別,就是「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這一別,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從甘肅省建委的任上調中央黨校學習,我當時已在中科院計算中心上班。他從火車站乘公共汽車到黨校報到。途經332路黃莊車站,他特地下車和我匆匆會了一面。後來他到團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錯,我也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臉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在貴陽開會,我創辦的四通已小有名氣。他正在貴州省當書記,約了時間去拜訪他。會客室溫馨而簡樸,比我那個已經十分簡樸的總裁辦公室還要簡樸。他還是那樣謙和謹慎,談話中能感到他同省裡方方面面的關係都處得不錯,這是他的強項。省科委的人在邊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企業的事情。臨走時,特地讓我帶走兩瓶茅台。我相信,這兩瓶一定是真貨。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從此我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兩極。但在我內心深處,還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順利接班,然後是祝福他能有所作為。當有消息說他曾派人去歐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情況,一上臺組織政治局學憲法,面對SARS的施虐公開出來講話,力排眾議紀念胡耀邦,都讓人對他燃起某種希望。然而,關於學古巴、北朝鮮的講話,又讓人極度失望。

其實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問題,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佛家禪宗有言,是心動,而不是旗動。他還是那個在共產黨體系裡 「聽話、出活」的胡錦濤。我畢竟還是凡心未泯,最近一連寫了三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為什麼共產黨氣數未盡》和《山坳上的共產黨》,一是對已逝的長者的悼念,二是對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對在朝在野雙方的建言。至於別人是否聽得進去,那就不是我能關心的問題了。

同江青有關的「切膚之病」

對江青這個人,我從來就沒有過好感。文革期間,她很少到清華來。我記憶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華的師生員工大會露過一次面。她也沒講出什麼名堂,只是喊了幾句口號。江青喊口號在文革中相當有特色:做作的腔調、尖尖的嗓門、拉長了尾聲、略帶點顫音。「同學們∼,你們好∼∼!毛主席讓我來 看你們啦∼∼!」正常人聽了都會毛骨悚然,但還是有人聽了會熱淚盈眶。那樣的人按朱成昭的說法,應當屬於「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對文革的認識已經完 全認同朱成昭當時對文革的經典概括: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

小朋友們可能會問:朱成昭是誰?不僅小輩們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大家都知道當年的「五大領袖」: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和地院的王大賓。其實,朱成昭才是地院東方紅的早期領袖,也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總結出文革是「騙子、瘋子和傻子」的,這個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獨立思考能力。關於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關係匪淺。

江青介於騙子和瘋子之間,所以格外令人討厭。我至今還記得兩次很有她自己特點的講話。一次是在北大。時間應在周恩來8月4日來清華講話的前後,江青、陳伯達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報上看到她講話的內容,那感覺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噁心」。在上萬人的大會上,沒說一句有點水平的哪怕是空話、套話,全是長舌婦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訴∼!」「那個張少華∼,她是個壞人!她的母親,也是個壞人!她們欺負到我們頭上來啦∼!」張少華即韶華,當時北大的一個學生,嫁了毛岸青這個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婦。把家務事拿到大庭廣眾來宣講,還要激動得聲淚俱下。我當時的感想是:「偉大領袖」怎麼找了這麼個女人當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陳伯達等人一定十分尷尬,因為大字報上有括弧說明:聽了江青同志的控訴,其他中央首長很沉痛,都低下了腦袋。旁邊還有個加註:腦袋快低到褲襠裡了。要是在今天網際網路時代,一定還會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聯途中的火車上,一清早,我還睡眼惺忪的,就被帶紅袖標的捅起來了,說是要傳達中央首長的重要講話。整個車廂的人起立,揮動紅寶書,先祝萬壽無疆、再祝永遠健康。「紅袖標」開始傳達「敬愛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麼場合的一個講話。我迷迷糊糊地聽著,不知「紅袖標」所云。突然,我激靈了一下,因為「紅袖標」學起了江青的腔調,聲音變得十分淒厲:「還有那個王光美!去印尼訪問之前,還專門來問我:‘出國能不能戴項鏈? ’我告訴她:‘不能戴!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後來我看電影,她又戴了!!!」「紅袖標」念起了括弧內的說明:「說到此處,首長很激動,哭了。」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吃了蒼蠅。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華園裡揪鬥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項鏈給她戴上,以此來表示對一個高雅女人的羞辱,顯然老蒯的創意應當出自江青的這次講話。

據說蒯大富現在說起江青來,仍然稱讚得不得了。我有點納悶,老蒯智商也不低,為什麼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絕大多數中國人如此南轅而北轍?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廣義)眼裡出西施?義無反顧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從來沒有直接打過交道,也沒受過其迫害,談不上有什麼「切膚之痛」。但確確實實,我為她得過一種「切膚之病」。蒯大富辦的《井岡山》報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個小標題是毛的四句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結論是:江青同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用詞極其華麗、誇張、肉麻,我讀的時候,全身一陣陣地起雞皮疙瘩。沒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種怪病:只要我念及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這個妖精本人,就會起雞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為明顯。我開始有點擔心起自己來,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學,叫蔣世俊,說她的表哥是北醫三院的腦外科醫生,可以幫我查查。

她帶我去了北醫三院。蔣世俊的表哥很帥,笑瞇瞇地問我怎麼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現了雞皮疙瘩。他說可以幫我做腦電波檢查。我覺得很新鮮,就跟他進了一個黑屋子,躺在一個大椅子上。在我頭上套了一個像外星人頭盔那樣的東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處貼上電極頭,引出許多導線,他囑咐我閉上眼睛。我很聽話。檢查期間一會兒鈴聲響響、一會兒燈光閃閃,我也不為所動。好大一會兒,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蔣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疊曲線記錄。這就是我的腦電波吧?他看得很仔細。最後,他抬起頭來,說了三個字:「很正常」。臨別,他笑瞇瞇地建議:「也許,穿長袖襯衣會好一些。」

這症狀持續了一個時期。大串聯時回到宜興老家,我在母親面前還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於回到了童年的時空,忘卻了塵世的喧囂,徹底地放鬆了一把。有一天母親突然問我胳膊上好了沒有。由於心情好轉,我讓那個妖精在心裏翻了三百六十個觔斗,也沒有出雞皮疙瘩。這才告別了「切膚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會明白,像我這樣的人不適合搞政治,因為政治實在是一種「髒話」,有「潔癖」的人很難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過人之處,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點。

「不要打人!」

我曾經說過,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網友加了個批註:「簡單而深刻的定義」,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的荒唐?我說不清楚,但蘆笛說得清楚。他正在發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至於什麼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簡單:就是不要罵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長輩、學校老師,從小就是這樣教育我的。

我這裡簡單交代幾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貫和出生地都是江蘇宜興。宜興可是個好地方,不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氣息也淳厚。這年頭標榜家鄉名人給自己貼金,是一種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幾位「鄉長」(與「學長」的稱謂類似,有人說這是臺灣腔,其實是我們江浙人帶到臺灣的說法),我認為必須向各位誇耀一番的:首先 是儲安平,我非常為能有他這樣的同鄉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鴻,還有我們清華的校長蔣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慶這樣的學科領頭人……

宜興人很重視教育。教師這種職業,在我們家鄉一般都會得到普遍的尊重。記得小時候在外婆家,鄉里開大會,主席台上坐著的,除了村長書記,通常還有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在宜興上過三年小學,校長是宜興人,這不稀奇。後來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學的張校長、在上海五十五中學主管教學的余校長、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蔣校長,都是我們宜興人,就有點湊巧了,這也可見宜興的學風之盛。其實,我祖父就是有點名氣的私塾老先生,在鄉里被尊稱為「大先生」。我二伯父萬達明,南開畢業後回家鄉教書,當了多年溧陽高中的校長。溧陽高中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考上清華的不在少數。在校時,遇到過幾位我二伯父的學生來「攀親」,還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當過縣長之類的地方官,我父親則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我們家風厚道,鄉鄰關係極為和睦,從來沒有和別人紅過臉。我總記得小時候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面絲棉襖晾在外面晒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面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面還露出了一大截。鄰家嬸嬸欲蓋彌彰,反而弄得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裡,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

「人有時候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面子。傷了面子,就是傷了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這是我母親的教誨。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孩子,很窩囊,不僅不會打架,連罵架都不會。記得小時候鄰家姐姐罵我妹妹,罵人話一串一串的,動詞、形容詞極為豐富,還有節奏感,簡直是「大珠、小珠落銀盤」。我妹妹一聲不吭,待對方罵累了,才輕輕回一句:「罵你自己。」於是又進入新的樂章,這回是疾風暴雨的快板。

對於那個以罵人、打人為時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他媽的蛋!」聽得我頭皮一陣陣發麻。她們掄起皮帶來,那股狠勁,看得我心裏一陣陣發顫。我目睹過兩個場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毀二校門的時候,那天是1966年6月24日,這一天應當明定為「校恥 日」。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主導了清華園裡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拴上繩子將二校門拉倒,那麼漂亮的二校門,糅合了東方典雅和羅馬古典的二校門,頓時成為一片廢墟。更可惡的是他們用皮帶趕著原校黨委的領導,來清理這片廢墟。因為他們是「黑幫」,所以他們有的滿臉被潑上了墨汁;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兩面派,所以他們有的被剃成了陰陽頭;因為有老痞子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示範,所以給他們掛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動作稍微遲鈍一點,立即皮帶伺 候。被打得最慘的是李傳信,當年某個系的總支書記,十八年後,他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讓人心疼的是何東昌,腿已被打傷了,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奮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他是高教部的部長。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聯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掛著大牌子,上書「地主婆」還 打上了紅叉。她故意讓「地主婆」站在兩節車廂的對接部分。列車劇烈的晃動讓老人很難站穩。她顫巍巍地想靠一下車門框,女紅衛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掄起了皮帶, 每一次抽打都帶著呼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面對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沒敢喊出來,其實我內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帶落到自己的頭上。

文革過去四十年了,那麼多人在總結經驗教訓,說得各有道理。我的總結很簡單,或者說,我的願望很卑微:無論目標多麼偉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間清華園裡,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關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學姜文波;羅徵啟的親弟弟羅征敷;「羅文李繞」一案的劉承嫻。

我參觀過華盛頓DC的越戰紀念碑。橫臥在坑道裡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滿了陣亡將士的姓名,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撼。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

空望月兒明

從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後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歲到三十二歲,本來應該是充滿絢麗和璀璨,因為普遍的大環境、因為獨特的個人境遇,給我留下的卻是一段晦暗的記憶。那八年當中,我先是在鐵路車輛段當工人,後來在鐵路中學當老師。當劉濤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東北方向)後,留下我一個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說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給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讀書、二是收聽來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們聽說過梁紹良和周友康嗎?他們是我精神上的良師益友,也是美國之音的時事播音員。梁紹良的音色,不亞於中央臺的夏青。收聽他們播講的時事經緯,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記得他們評論林彪事件後的中國社會,用「上層僵持著,中層癱瘓了,下層灰心了」來概括,我覺得言簡意賅,說得極為準確。我也喜歡VOA的音樂節目。記得聽過一首吉他曲 「Aloha」,伴隨著夏威夷海水的濤聲,每一聲叮咚都輕軟地敲打著你的心。彷彿吉他歌手撥動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歡美國的鄉村音樂,那裡有美國早期拓荒者艱難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綠草水源的高亢。對我來說,這都彷彿是從月宮裡飄下來的仙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偶爾也能收聽到蘇聯的廣播,播音員濃重的俄羅斯腔,讓人大倒胃口。後來我讀到美國CIA關於對外宣傳的條例,其中有一條是:流利地使用對方國家的語言是有效宣傳的前提,因為任何人對借用他們的語言都會有反感。起碼在這方面,美國人比俄國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後,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還在VOA工作,這回是他和我面對面的訪談。我同他見面的第一句話是:嗨,久違了,老朋友。我還向他打聽梁紹良,他說梁是老一輩的,已經退休了。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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