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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與《桃花源記》創作探秘(組圖)

 2014-07-12 13: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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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中國文豪留給湖南兩篇名文,一篇是《桃花源記》,另一篇是《岳陽樓記》。桃花源植根於武陵的桃源,岳陽樓定位於巴陵的洞庭,遊客前來問津、賞花、訪古、探幽,在不知不覺中,靈魂得到洗滌,境界得到升華。

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桃花源記》傾注了陶淵明一生的深情和心血,並與詩人的品德、氣質、經歷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經歷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紛擾。他發憤讀書,在《擬古》詩中說:「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頗具「大濟蒼生」的抱負。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至晉安帝義熙元年,陶淵明先後出任祭酒、參軍等職,意欲通過做官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正直耿介的性格與黑暗腐朽的官場如水火冰炭,幾次都拋印而去,最後一次挂冠彭澤令,結束仕途。「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對於混跡官場,他追悔莫及。

從四十一歲到六十三歲跨鶴西去的二十二個春秋,陶淵明尋得了耕種之樂、覓到了垂釣之閑、找著了灌園之趣,也與情趣相投的友人往來酬唱。但現實生活畢竟冷酷無情,經過戰亂的田園風光並不如他所描繪的那樣安寧,他歸田耕耘,生活卻連最低限度的溫飽也無法維持!總結五十多年的歲月,對信奉的天道產生了根本的懷疑。暮年,陶淵明的思緒久久地停留在與他的時代接近的兩個人身上。一個在說:「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這是魏末的阮籍;另一個又在說:「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況不營,無榮無辱」——這是西晉的鮑敬言。應該有像阮籍和鮑敬言所說的這樣一種社會,當好友羊松齡邀他赴關中遊歷時,他在贈詩中寫道:「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陶還希望羊松齡代他向商山四皓等精英表示問候。

明 •仇英 《桃源仙境圖 》

《桃花源記》給人深刻的紀實印象。桃花源在雪峰山下的武陵漁川,劉子驥也實有其人。《晉書•劉麟之傳》記載劉子驥「居陽歧」,戴叔本《水經江水注》「今考陽歧即今石首縣西山,在江之南岸」,距武陵不遠。

與陶淵明同時而略晚的劉敬叔,著《異苑》十餘卷,卷一有這樣的記載——「無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方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砍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這段故事與《桃花源記》僅有「捕魚」與「射鹿」之別,其餘何其相似!劉敬叔不是等閑之輩,在義熙七年(公元411年)曾為南平國(在荊州以南)郎中令,後又升任征西長史。他去世略晚,當然看到了陶記,但他的記述絕不是陶記的改寫。

南朝後期黃閔所著《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引《武陵記》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又曰:「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聞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記。今山下有潭名黃聞,蓋聞道所說,遂為其名也。」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統一後曾置臨沅縣,桃花源即屬該縣,地點比「武陵」更具體明確。再者武陵人系船之地被後人命名為「纜船洲」,因船朽爛故又名「爛船洲」,還有人把「黃」誤認為「王」,好事者謅成一首小詩——「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傳說黃道真棄俗居高吾山得道於桃源馬石的欽山,此處有漁仙洞,是其修真之處。

上述故事在荊湘一帶流傳,陶淵明有所耳聞,他有《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的詩題,宋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哀悼淵明「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循跡深棲,於是乎遠。」據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一文所述,陶曾於公元399年至401年出任荊州刺史桓玄幕僚。因公務之需,差旅之便,曾駕扁舟溯沅水探訪「武陵人誤入石穴」的洞天,瞭解武陵避秦舊事。還可在《贈長沙公》一詩中找到線索。陶延壽襲爵長沙公後降任醴陵侯,與陶潛同族,祖上同為大司馬,到他們一代隔得較遠。陶延壽於義熙十三年(公元418年)因路過潯陽柴桑,有緣二人相會,一見如故,天南地北、風土人情、詩詞歌賦、山川地理無所不談。以後又書來信往,而陶延壽又極喜遊山玩水,眼皮底下擁有聲名又是「晉人建」的「桃川宮」,他沒有「欣然規往」麼?

東漢末年田疇歸隱徐無山中的事跡為陶記的創作夯下了基石。田疇的事跡先於陶記約兩百餘年,田的故事與陶記十分相似,陶取材於田的經歷頗為可信。因為陶對田的為人非常崇敬,在寫陶記之前或者同時,特意寫了九首《擬古》詩,其中第二首作者託言遠訪高士田疇故鄉,盛讚他「節義為士雄」,有信義,有氣節,堪稱名士英雄。王瑤在他的《陶淵明集》註釋中說:「田疇字子泰,董卓遷帝於長安,疇為幽州牧劉虞使節,至長安奔問。詔拜騎都尉,疇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後北歸,隱於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為了逃避公孫瓚的迫害,「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年。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頒行其次,眾皆服之,至道不拾遺」(見《三國誌•魏書十一》)。

也許,陶淵明是在為賦田疇詩時,觸發了田園生活悠然自在的樂趣,特別是晚年窮愁潦倒、顛沛流離的遭遇,使他「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孕育出一個美好社會的胚胎,「此即羲皇之想也」,於義熙十四年(公元419年)(清姚培謙《陶澎詩集》引翁同和語)筆走龍蛇揮就駭世傑作《桃花源記》。陶淵明以小說的筆法描繪田園理想,以表述他對田園的深情與思考,「桃花源」是陶淵明田園理想的形象展示,是他田園情結的終極關懷,也是他田園人生的最後歸宿。

「武陵漁郎發現桃花源一千六百週年紀念活動」後的一個金秋,我重歸武陵溪,再入桃花源,追尋一位名士的遺蹤,印證一篇名文的意境。主人大開山門,讓嘉賓小憩秦人宅,膜拜桃花觀,共謁集賢祠,同登高舉閣……快游歸來,摘南山之桃,傾北海之樽,喝擂茶、品香茗、贈歌漁父、頂禮陶公,使問津之旅富有濃郁的詩意。

遙想陶淵明在社會動亂民不聊生的年代,偶然一次遠足野遊,發現了桃花源,詩人通過景觀的啟示,獲得了一種出世的靈感。他有感於世事的風險,幻想出一個自給自足、沒有紛爭、沒有欺壓的烏托邦,這種理想達到了一種審美共識,安慰著世世代代承受世俗社會太多征戰、苦難的煩惱和恐懼的心靈,成為人們長久的嚮往和希冀的聖境。因此,《桃花源記(並詩)》具有永恆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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