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桃花源記》創作探秘(組圖)

偉大的中國文豪留給湖南兩篇名文，一篇是《桃花源記》，另一篇是《岳陽樓記》。桃花源植根於武陵的桃源，岳陽樓定位於巴陵的洞庭，遊客前來問津、賞花、訪古、探幽，在不知不覺中，靈魂得到洗滌，境界得到升華。

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桃花源記》傾注了陶淵明一生的深情和心血，並與詩人的品德、氣質、經歷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經歷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紛擾。他發憤讀書，在《擬古》詩中說：「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頗具「大濟蒼生」的抱負。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至晉安帝義熙元年，陶淵明先後出任祭酒、參軍等職，意欲通過做官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正直耿介的性格與黑暗腐朽的官場如水火冰炭，幾次都拋印而去，最後一次挂冠彭澤令，結束仕途。「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對於混跡官場，他追悔莫及。

從四十一歲到六十三歲跨鶴西去的二十二個春秋，陶淵明尋得了耕種之樂、覓到了垂釣之閑、找著了灌園之趣，也與情趣相投的友人往來酬唱。但現實生活畢竟冷酷無情，經過戰亂的田園風光並不如他所描繪的那樣安寧，他歸田耕耘，生活卻連最低限度的溫飽也無法維持！總結五十多年的歲月，對信奉的天道產生了根本的懷疑。暮年，陶淵明的思緒久久地停留在與他的時代接近的兩個人身上。一個在說：「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這是魏末的阮籍；另一個又在說：「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況不營，無榮無辱」——這是西晉的鮑敬言。應該有像阮籍和鮑敬言所說的這樣一種社會，當好友羊松齡邀他赴關中遊歷時，他在贈詩中寫道：「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陶還希望羊松齡代他向商山四皓等精英表示問候。

明 •仇英 《桃源仙境圖 》

《桃花源記》給人深刻的紀實印象。桃花源在雪峰山下的武陵漁川，劉子驥也實有其人。《晉書•劉麟之傳》記載劉子驥「居陽歧」，戴叔本《水經江水注》「今考陽歧即今石首縣西山，在江之南岸」，距武陵不遠。

與陶淵明同時而略晚的劉敬叔，著《異苑》十餘卷，卷一有這樣的記載——「無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方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砍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這段故事與《桃花源記》僅有「捕魚」與「射鹿」之別，其餘何其相似！劉敬叔不是等閑之輩，在義熙七年(公元411年)曾為南平國(在荊州以南)郎中令，後又升任征西長史。他去世略晚，當然看到了陶記，但他的記述絕不是陶記的改寫。

南朝後期黃閔所著《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引《武陵記》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又曰：「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聞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記。今山下有潭名黃聞，蓋聞道所說，遂為其名也。」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秦統一後曾置臨沅縣，桃花源即屬該縣，地點比「武陵」更具體明確。再者武陵人系船之地被後人命名為「纜船洲」，因船朽爛故又名「爛船洲」，還有人把「黃」誤認為「王」，好事者謅成一首小詩——「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傳說黃道真棄俗居高吾山得道於桃源馬石的欽山，此處有漁仙洞，是其修真之處。

上述故事在荊湘一帶流傳，陶淵明有所耳聞，他有《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的詩題，宋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哀悼淵明「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循跡深棲，於是乎遠。」據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一文所述，陶曾於公元399年至401年出任荊州刺史桓玄幕僚。因公務之需，差旅之便，曾駕扁舟溯沅水探訪「武陵人誤入石穴」的洞天，瞭解武陵避秦舊事。還可在《贈長沙公》一詩中找到線索。陶延壽襲爵長沙公後降任醴陵侯，與陶潛同族，祖上同為大司馬，到他們一代隔得較遠。陶延壽於義熙十三年(公元418年)因路過潯陽柴桑，有緣二人相會，一見如故，天南地北、風土人情、詩詞歌賦、山川地理無所不談。以後又書來信往，而陶延壽又極喜遊山玩水，眼皮底下擁有聲名又是「晉人建」的「桃川宮」，他沒有「欣然規往」麼？

東漢末年田疇歸隱徐無山中的事跡為陶記的創作夯下了基石。田疇的事跡先於陶記約兩百餘年，田的故事與陶記十分相似，陶取材於田的經歷頗為可信。因為陶對田的為人非常崇敬，在寫陶記之前或者同時，特意寫了九首《擬古》詩，其中第二首作者託言遠訪高士田疇故鄉，盛讚他「節義為士雄」，有信義，有氣節，堪稱名士英雄。王瑤在他的《陶淵明集》註釋中說：「田疇字子泰，董卓遷帝於長安，疇為幽州牧劉虞使節，至長安奔問。詔拜騎都尉，疇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後北歸，隱於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為了逃避公孫瓚的迫害，「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年。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頒行其次，眾皆服之，至道不拾遺」(見《三國誌•魏書十一》)。

也許，陶淵明是在為賦田疇詩時，觸發了田園生活悠然自在的樂趣，特別是晚年窮愁潦倒、顛沛流離的遭遇，使他「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孕育出一個美好社會的胚胎，「此即羲皇之想也」，於義熙十四年(公元419年)(清姚培謙《陶澎詩集》引翁同和語)筆走龍蛇揮就駭世傑作《桃花源記》。陶淵明以小說的筆法描繪田園理想，以表述他對田園的深情與思考，「桃花源」是陶淵明田園理想的形象展示，是他田園情結的終極關懷，也是他田園人生的最後歸宿。

「武陵漁郎發現桃花源一千六百週年紀念活動」後的一個金秋，我重歸武陵溪，再入桃花源，追尋一位名士的遺蹤，印證一篇名文的意境。主人大開山門，讓嘉賓小憩秦人宅，膜拜桃花觀，共謁集賢祠，同登高舉閣……快游歸來，摘南山之桃，傾北海之樽，喝擂茶、品香茗、贈歌漁父、頂禮陶公，使問津之旅富有濃郁的詩意。

遙想陶淵明在社會動亂民不聊生的年代，偶然一次遠足野遊，發現了桃花源，詩人通過景觀的啟示，獲得了一種出世的靈感。他有感於世事的風險，幻想出一個自給自足、沒有紛爭、沒有欺壓的烏托邦，這種理想達到了一種審美共識，安慰著世世代代承受世俗社會太多征戰、苦難的煩惱和恐懼的心靈，成為人們長久的嚮往和希冀的聖境。因此，《桃花源記(並詩)》具有永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