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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八九民運」應從埃及學什麼(圖)

 2014-05-29 09:2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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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5月29日訊】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統治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引起了全世界關注。它再次讓人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國那場轟轟烈烈的天安門運動。同樣是大眾要求民主改革的運動,埃及和中國有相同性,但也呈現出不同的景觀。這種「不同」,很值得中國人思考。

第一個,口號目標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眾,喊出的口號很清楚,目標也非常明確,就是當權者穆巴拉克下臺!這個口號和目標沒有任何的含糊、溫吞之意。而在當時的中國,天安門運動的主導者,既沒有要求中國掌權者鄧小平下臺(真退休),更沒有把它作為運動的目標。當時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而這種口號目標,非常抽象籠統,缺乏具體實現的標準。

而且,由於運動從一開始就目標很低,高壓之下目標就越來越低,而最後的要求則可謂卑微了:承認學生是「愛國運動」,請不要「秋後算帳」。就別提最早的長時間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遞交請願書等自踐舉動了。

天安門運動之所以訴求相當低,首先是出於對共產黨專制缺乏實質性瞭解,不明白這個道理:獨裁政權不結束,「反腐敗」不僅不可能,簡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於這樣的前提,所以運動從一開始就抱著「對政府好」的前提,擺出「進諫」的姿態,而不是從爭取人民的權利這個角度出發,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其實那場運動,從那個下跪請求的舉動開始,就已經定了調了。

但這些問題的責任不在學生,而在知識份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種忠誠」之類的影響,被框在了「黨內改革」這個緊箍咒中,從來不敢,也不懂得:必須從根本上挑戰共產專制。「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不僅當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國知識份子們嚇死了!

當時廣場上的知識份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長嚴家祺等,在運動後期發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等於是呼籲中國應結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這種真話和直言,被不少知識份子批評抱怨,認為是激怒了鄧小平,導致天安門運動被鎮壓。但從後來的資料看出,早在嚴家祺發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鄧小平就已調動軍隊要鎮壓。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鎮壓之後,人們喊出的最響亮的聲音是:李鵬下臺,李鵬是屠夫。可有誰不知道是鄧小平掌權呢?

第二個,參與的人員不同。

埃及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有各個階層人士參加的,而不是任何單一組織或群體。而中國的天安門運動自始至終都是以學生為主體、學生領導的。正因為學生從一開始就只提出反腐敗,沒有挑戰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意願,所以他們強調學生的「純潔性」,不歡迎其它階層的人加入。而其它階層也「自覺」地和學生保持距離,一是怕被指控為運動的「黑手」(諸如方勵之等),二是也怕破壞學生運動的所謂純潔性,導致政府「秋後算帳」。

而真正反抗獨裁的運動,應該是首先挑戰獨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獨裁者下臺。在這樣的宗旨和目標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參加越好。而且運動的領導者不可能是既沒有理論基礎,又沒有反抗專制歷史的年輕學生。學生的年輕,自然導致運動的不成熟。八九民運後期,雖然已經形成了全國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陣勢,但學生主導的情形持續到最後。

第三個,都沒有「見好就收」。

在中國八九民運時,有人提出什麼「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所謂民運策略。但這種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根本沒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僅在八九民運中沒法實踐,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眾按照這種所謂策略,在剛有小好(穆巴拉克已宣布九月下臺、不再連任)的時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後來的比較大的「好」了嗎?所謂「好、壞」,是個抽象概念,沒有具體的、可以衡量的標準,人的天性和常態也是「見好更上,見壞就撤」。

埃及這次街頭抗議運動,不僅沒有「見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級。和中國八九民運不同的是,抗議民眾從一開始直到最後,都堅持這個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應該下臺!他們把這個「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確。

第四個,沒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們沒有敵人」的高調。

中國八九民運自始至終,都是和平請願形式,既沒有「非理性」,更沒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麼「和平,理性,非暴力」。在當時中國壓根不存在「民間暴力」的情況下,高喊這種口號,就等於是把任何挑戰政權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劃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和往毛澤東像上潑墨的舉動等,不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連人都被學生押送給警察了。

在埃及的街頭抗議示威運動中,沒有領導者或什麼文化名人,出來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為他們知道一個常識,不能呼喊制止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議示威中,出現燒車輛,砸商店,甚至搶劫博物館文物等違法行為,但也沒有組織者喊這種口號,因為他們知道,這種行為,是偶然的,不是常態;是個別人的,不是多數更不是全體參與者的行為。現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來,需要的是勇氣,而不是用這種虛無縹緲的口號,把人們嚇住。

正因為埃及反抗者們清楚,獨裁是民主的敵人,所以他們的目的是戰勝敵人,而不是「沒有敵人」,更沒有人唱「我們沒有敵人」的高調,做「寬容大度」的「高級秀」。在中國是,「沒有敵人」的高級秀做完了,迎來的是殺頭。

更可悲的是,已經殺了,二十年後,今天還在繼續殺,但還有那麼多人跟著合唱「我沒有敵人」。中國異議人士們,準備把「高級秀」做到什麼時候呢?更令人搖頭的是,在中國的大年初一,眼睜睜地看著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獲得成功、看著埃及人民那麼明確地要求獨裁者下臺、官方武力絲毫沒讓他們改變初衷的情況下,中國又一批人簽署請求中共修改憲法的《零八憲章》,這也太可憐、太掉價了吧?中國人好像被「巫」在了請求皇上改革的狀子裡了。

今天埃及的這場人民反抗運動,即使不能獲得突尼西亞的「茉莉革命」那樣的立即民主成果(註:寫作該文時,穆巴拉克還沒有下臺,埃及的抗議運動正在進行),但也絕不會像中國的八九民運那樣,最後仍然是共產黨統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會像埃及異議作家阿默(KareemAmer)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標題所說:「埃及永遠不會再依舊」(EgyptWillNeverBetheSame)。

原題:埃及革命與中國天安門運動的比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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