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來這麼「搶手」(下)(多圖)

(接前文
日本的「中國夢」與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驁不馴型。早在中國的隋唐時代,特別是大化革新之後,日本基本上已「全盤唐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的「華夷觀」。當然日本是不甘於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別說被視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國書中的著名歷史段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後來還有「東天皇問西皇帝」的好笑說法。
  
1868年以前,京都一直是日本首都,其全城建築完全模仿唐朝長安、洛陽(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在自稱「中國」的同時,日本竟然還不滿足,還想廢掉唐朝的「中國」資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麗、新羅、百濟一樣的「諸藩」(也就是「夷」),還說什麼大唐主動到「中國」(日本)進貢,「或懷歸化之心」,將遣唐使的歷史完全顛倒重組。
京都的唐式建築
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中國認同」已然邁上了一個新高峰,事實上,當時日本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的全稱就是「征夷大將軍」,誰有資格「征夷」,那當然只有「中國」了。當時的日本思想家籐田東湖認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絕萬國」,日本和中原王朝是「東土」和「西土」的關係,他警告日本人不要過於沉溺於「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華變於夷」,也就是說,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國文化」。
京都的唐式建築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中也說,日本中世紀源於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江戶時代已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因為明清易代的緣故,日本此時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意識形態。
 
江戶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過分,他在《中朝實錄》一書中翻來覆去的說明瞭一個觀點:天下萬國,只有日本與外朝(中國)可稱「中國」,更為關鍵的是,日本這個「中國」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個「中國」,「海外之諸蕃,皆為中國(日本)之屬」。對於「中國」之爭,山鹿桑的最大心理優勢來自於天皇的「萬世一系」,而你外朝則是不停的換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遠優於異朝」「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
 
「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日本的這套中國觀可不是說說而已,1862年一次日本「愛國誌士」襲擊英領館的事件中,這些打著「尊王攘夷」旗號的人事後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觀,為夷狄所辱,故基於尊攘大義,下此決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詔書中說「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而這個「華」,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樁中越外交爭端起頭,不妨也以一樁中日外交爭端收尾。據雪珥兄在《絕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條規》談判時,日本代表團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清朝代表團則反駁稱,「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這次「中國」之爭的結果是,李鴻章親自出面妥協,「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還在心心唸唸的為「中國」而爭,到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乃至後來的抗戰,日本對「誰是中國」這個命題已逐漸喪失了興趣,此時的「中國」,也徹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鮮、越南,這些當年自稱「中國」的爭奪者們,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原題為《歷史上異域的中國夢》,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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