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4月18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報導）英國《每日電訊報》4月13日消息，十七歲的蔣捷連是最先被開槍打死的學生之一。當他在木樨地橋附近的一個花壇尋找掩護時，一顆子彈擊穿他的左肺。他對他的朋友說:「「快跑！我被擊中了」，隨後就癱倒在地上。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11點，解放軍第38軍的部隊來到復興門外大街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之後發生的。
此前半個小時，蔣捷連從他位於北京西邊的家中跳窗而出，加入了這場幾乎將中共推翻的運動，雖然最終未能在中國實現，六個月之後六個東歐共產政權在人們的抗議活動下被推翻了。
就是在木樨地這裡，38軍的部隊被下達命令在黎明前清除廣場，對廣大的學生抗議活動採取了暴力流血鎮壓。
天安門附近，1989年6月4日受傷的女孩。（Getty Images）
25年後的今天，在復興大道27號公寓樓沒有一絲當年事件發生過的痕跡。子彈反彈後造成的彈口都被填平了。也沒有紀念的牌匾說明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樓內居民們已經像集體失憶一般，儘管發生過一連串從大飢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禁忌的瘋狂事件。
一位燙髮老年婦女說：「1989年，1989年，不，我不記得1989年在這裡發生的任何事」。一位面無表情、50多歲樣子的男子說：「我記得不太清楚」。
從當時目擊者的角度，很難想像居住在該地的人們對那天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蔣捷連到達木樨地橋的時候，他是數萬人牆中的一個，中共士兵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未能驅散他們。
為了阻止軍隊學生們設置了路障，有人在撤退時被困在路障中，許多人在逃生中被踩踏。蒂莫西•布魯克在他的《鎮壓人民》一書中寫道：「部隊沒有受過此類任務的訓練，士兵大多數是農村來的，都沒在城市裡走過，更不用說演練過一次戰鬥」。
安全部隊也缺乏補給、卡車和適用的無線通訊，同時他們使用的防暴設備，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正確使用。防暴部隊發射了催淚瓦斯，卻吹回到他們自己的臉上。各單位在錯誤的時間抵達錯誤的地方，互相擁擠，造成傷亡。當他們到達木樨地橋的時候，軍隊的沮喪和憤怒已經達到了極點。
隨後被泄露出的中共國家安全部報告中稱：「一些士兵被石塊擊中，有的失去了自我控制，開始瘋狂射擊任何高喊‘法西斯’或扔石塊磚頭的人，至少有一百多名市民和學生倒在血泊之中」。
1989年6月4日士兵跨越天安門廣場位於北京市中心的一個障礙（Getty Images）
蔣捷連是北京最負盛名的一所中學的學生，他在被送到醫院前就死去了。他的遺體幾天後被在八寶山公墓火化，父母將他的骨灰帶回家。
每年，「天安門母親」，一個由在天安門大屠殺中失去了子女的128名的父母們組成的團體，都寫公開信，呼籲中國政府對流血事件予以承認，並道歉。中共的表示則是年復一年的不作回應。
哈佛大學教授何曉清說：「當權者可以抹除人們的記憶，但是有代價的。對人們記憶的壓制，總是伴隨著社會政治和心理的扭曲。中國社會對信任的缺乏就是一個例子。廣為流傳的犬儒主義是另一結果」。
今年，六四25週年之際，中共比以往更加賣力的採取相應的措施控制人們的言論。沒有人在手機或網際網路上公開談論天安門大屠殺，甚至提及六四這個日子，而只是稱「這個事件」或「紀念日」。
天安門文件編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內森說：「我看不出有任何跡象表明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被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了」。
警察已經開始行動，有警員站立在北京市中心所有主要路口，特別是通往天安門廣場的主要幹道上。
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說：「自今年年初以來，監視增加了，在我住的地方用有站崗的，監視我做的一切。如果我走的太遠，就會打電話問我在哪裡」。
去年，天安門母親的五名成員到中國的各個省份，去聽取北京之外的家屬們有關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他們孩子的故事。上週，非政府組織團體中國人權開始在其網站發表了相關的採訪。
尤維潔說道：「自週一以來，警方開始將我們五人帶到派出所匯報日常活動。此外，我們試圖通過中介將採訪發到香港的紀念館，但一切都被攔截，幫助我們的也有了麻煩」。
六四那天晚上的死者數量仍是未知數，估計有幾百人到幾千人。其中有些人被埋在北京郊區的墓地。
香港的勞工黨的領袖李卓人說道：「自從六四抗議活動以來已換了三代領導人」。他曾給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遞去過一百萬港元，他在1989年6月5日試圖離開大陸時被短暫拘留。
李卓人說道：「當你看中共的領導，每一屆都比前一屆更加嚴控人權，指忘他們承認錯誤是不現實的」。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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