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德」與「十思」是怎麼回事?(組圖)
「官德」文章千古事

從「九德」到「十思

《尚書•皋陶謨》中,皋陶跟大禹討論如何選拔官員,總結出了「為政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皋陶認為,理想中的官員應該具備以下九種德行:寬宏大量而又嚴肅恭謹,性情溫和而又有主見,態度謙虛而又莊重嚴肅,具有才幹而又辦事認真,善於聽取別人意見而又剛毅果斷,行為正直而又態度溫和,直率曠達而又品行廉潔,剛正不阿而又腳踏實地,堅強勇敢而又符合道義。

「九德」可以說是官員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對於一般人來說,很難天生就具有這九種美德。怎麼辦呢?古人也替我們總結出了修煉「九德」的方法——
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以「十思」勸諫唐太宗李世民,這「十思」就是通往「九德」的路徑:「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大意是:看見特別喜好的東西,要想到知足以自我約束;將要大興土木,就要想到適可而止,以便能使百姓安寧;想到身居高位的風險,就要想到低調做人以加強自身修養;害怕自己驕傲自滿,就該想到像大海一樣處於百川之下,心胸博大;樂於打獵遊樂,應想到古人「打獵只能圍三面,網開一面」的規定,知道凡事不可過度;害怕自己懈怠懶惰,就自始至終都要謹慎;怕受欺瞞,就要想到虛心接受他人意見;害怕邪惡之人聚集在身邊,就想到要自身先正直,然後才可斥退邪惡之人;要給別人以恩惠,就要想到是不是因為偏愛而錯誤地獎賞;將要實施懲罰,就要想到是不是因為生氣而濫用刑罰。做到這十個方面,擴大「九德」的修養,一定會得到很多補益。

清•瀋源《魏徵》

當年,唐太宗對魏徵的「十思疏」十分讚賞,親寫詔書嘉許魏徵,並把這篇文章「置之座右」,以警策自己。時代在變遷,但「九德」與「十思」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待漏之時想什麼

時光到了宋朝,著名文學家王禹偁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待漏院記》,這也是一篇探討官德的文章。

王禹偁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進士,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以直言敢諫著稱,曾三次被貶,但仍守正不阿。

王禹偁

「待漏院」指的是百官在宮門外等候早朝的地方。古代用銅壺滴漏以計時,宰相及百官須待漏盡、宮門開啟才可入朝,因此,百官在宮外休息的地方就被稱為「待漏院」。《待漏院記》一文就是通過官員在待漏之時想什麼這個問題來探討為官之德的。

文章說,賢相忠臣在待漏院等待早朝時想到的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即如何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如何使四方少數民族歸順朝廷,如何使戰亂盡快平息,如何使荒蕪的土地得以開闢,如何使在野的賢人得以重用,如何將姦佞小人逐出朝廷等等。這些官員顯然是心系蒼生之人,其官德當然值得嘉許。

可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如此。另一部分官員在待漏之時想的則是另外的事——姦佞之臣想的是:「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他們想的是如果報私仇,如何得到子女玉帛,如何黨同伐異,一句話,他們想到的是一己私利。與前相對,高下立判。

《待漏院記》雖然通篇沒有一處提到官德,但卻抓住了官德的關鍵之處。修官德的關鍵就在「起心動念處」,如果一個官員起心動念是為百姓蒼生著想,那麼這個人的官德一定頂呱呱;反之,若一個官員時時處處想的都是如何謀求個人私利,那麼不論他如何作秀、掩飾,最後一定會以權謀私、徇私枉法。
閱江樓上思什麼

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詔在南京修建閱江樓,並讓文臣宋濂為此樓寫一篇慶賀文章。宋濂寫了《閱江樓記》,在有限度地歌功頌德之餘,重點還是勸諫朱元璋要修「官德」。他說,皇帝下詔建這座樓,是為了「與民同遊觀之樂」。接著又具體說皇帝登樓觀景應該怎麼想,其一,在閱江樓上看到大好山河,應該想該如何保住江山,「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隘之嚴固」,則「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其二,在閱江樓上看到遠方少數民族的船舶航行在長江上,應想到如何懷柔天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則「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其三,在閱江樓上看到兩岸人民辛勤勞作的身影,則要想到如何安民,「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則「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舉了上述三種情形之後,宋濂說:「觸類而思,不一而足」,意思是說,像這樣應該不斷想到皇帝職責的情形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反正我知道皇帝建這座樓的目的是要借外物引發感慨,寄託治理天下的宏偉理想,哪裡只是為了欣賞風景呢?甚至,宋濂還特意提到了歷史上的幾個反面例子:南朝陳後主、唐恭王等人也曾在長江岸邊建過很有名的樓閣,可因為樓閣只是皇帝個人的享樂之地,所以沒過多久就國亡樓毀了,「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弦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我實在不知道他們這些樓有什麼好說的呀。行文至此,勸諫的意味已經非常明顯了。

由古之「官德」想到的

《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句上來就將「親民」與「明明德」——也就是為官與修德——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接下來論述:「古之欲明明德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段話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徵:道德倫理本位。中國古人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秩序感甚至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有著鮮明的道德倫理烙印。

這種文化特點自然要求中國古人重視官員的道德建設。從上述幾篇文章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人有一種能力,那就是善於「移情」——把對外部事物的感受轉化成個人內心的道德情感訴求,只要這種道德情感訴求超越了個人享樂層面而與責任、理想產生良性互動,便可達到「誠意正心」的修身目的。這種辦法的好處就在於修身修德不受空間、時間等外部環境的制約。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以說,若能把握住這個核心,任何人都能通過堅持不斷地「修身」,達到比較高的思想境界,正所謂「吾思仁,則仁至矣」。

但是,道德倫理從來都是個軟約束,它所能約束的是有敬畏之心、有羞恥之心的人。若碰上一個道德虛無主義者,再好的道德教化都沒有用。另一個致命的問題是,任何社會都是「流俗眾,仁者稀」,真正具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之人注定是少數。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雖然在心底也讚賞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若遇到較大的利害考驗,他們心中的道德感往往不足以抵制誘惑,所以就經常發生「經不住金錢和美色誘惑」之類的事。

現代人看到了道德約束「偏軟」,「靠不住」的弱點,所以才不斷呼籲加強法制建設,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力度。這些自然是對的。但一定要認識到,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力度與提倡官員修「官德」之間並沒有牴觸之處,相反二者倒有相輔相成之妙。當今社會,很多人對古人所講的「修齊治平」的文化理念已缺乏服膺之心,對傳統文化也已相當有隔膜,而現實社會的利益誘惑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企圖僅憑道德教化就讓人「回頭」已經不現實了。所以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硬體方面要大力推進位度改革和法制建設,「把權力關在籠子裡」,軟體方面也不妨提倡「官德」,讓官員重視並逐漸學會修身。

提倡「官德」,有現實針對性,也有歷史文化依據。但我們也一定要看到「官德」的侷限性及某些可能出現的誤區。

其一,萬萬不可因提倡「官德」而忽視了制度改革,忽視了法制建設。相反,只有加強了制度上的硬約束,道德的軟約束才更容易落到實處。

其二,「官德」也好,「民德」也罷,凡屬道德範疇的事,就盡量保護軟約束應有的彈性空間,而不可再將其「硬化」。最近幾年,隨著「國學熱」的興起,有些地方將傳統道德納入官員升遷考察的標準之中。應該說,相關部門做出這些規定的初衷是好的,意在督促官員「修德」。但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必須注意如何衡量、區分。否則,一味地將軟性的道德「硬化」為提拔指標,有將道德功利化、庸俗化的嫌疑,同時還容易催生出種種偽善之舉,與「誠意正心」的修德要求背道而馳。道德最可貴的特點就是它是一種訴諸人們內心的自律力量,它真誠恭敬,有彈性,有尊嚴,還有美感,若將這種自律改造成硬邦邦的他律,那它就不僅會失去美感、尊嚴和彈性,而且容易帶來偽善和欺騙。中國歷史上曾經用「舉孝廉」的方法選拔過官員,但弄到最後,「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用最提倡道德的方法選拔官員,結果選拔出來的恰恰是最沒有道德、不學無術的庸才。這樣的歷史教訓可謂深刻,我們今天焉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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