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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玉雋口述:我的丈夫黃萬里(圖)

 2014-01-27 00: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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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里和夫人丁玉雋(攝於1940年)

【看中國2014年01月27日訊】黃萬里:原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因反對三門峽工程成為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後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標本。

丁玉雋: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兒,黃萬里的妻子,早年留學日本,後就職於清華大學。

我的丈夫黃萬里1911年生於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黃炎培第三子,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1934年赴美,相繼在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伊利諾大學學習,1937年春學成歸國。

「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1937年黃萬里回國乘坐的輪船經過日本,此時正好是我們放春假的時候。先前我們每次回國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個同學是上海人,她很活躍,她說我們這次回去坐坐美國船,看看美國船的服務怎麼樣。我們就選了從美國經過橫濱的船,而這艘船上正好坐著黃先生。

我們從東京坐火車到橫濱上船。我們一群女孩子,和黃萬里他們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男孩子就這樣相遇了。

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我與黃先生之間相差6歲,我當時就覺得他是年紀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會經驗,但對他沒什麼好的印象。我覺得我比他小那麼多,他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誠懇,感情豐富,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放心。在船上度過兩天一夜,走的時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後來,他從南京下了火車,提著他的小箱子,拿著他的履歷表,就來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記了,我覺得他是挺老成的一個人,但沒有覺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還在唸書,在女子學校也沒有接觸過男孩子,根本沒想過要找一個男朋友。

第一次他來我家時父親沒看見,第二天再來時,父親看見了就問我,怎麼認識的?我說在船上認識的。父親又問我,他是什麼地方的人?我說他是上海人。父親說,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讓他到家裡來。我說,我又不是只給他留了地址,而是給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後互相聯繫。父親親自到客廳對黃萬里說:「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當時南京有一個單位接收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專業技術人才,我姐夫也在這個單位,黃先生就認識了我姐夫,通過我姐夫找到我們家裡來。姐夫和姐姐正籌備結婚,我們大家經常湊在一塊兒玩。父親不同意我們的婚事,黃炎培老先生知道後,找來一個朋友提親。但那個人不敢跟我父親說,怕被父親回絕了,耽擱了幾個月,後來黃老先生又找了我父親的秘書陳希豪來說。陳希豪與黃老先生有交情,挺仗義,父親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後來抗戰爆發,上海打仗了,南京開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沒有地方可唸書。中國在戰亂的時候,有女兒的都要趕快出嫁,免得麻煩。我那個時候無所謂,覺得黃先生挺老實的,比較靠得住。他喜歡比較自然、比較樸實的人。如果按照他當時的情況以及他的關係,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學生,但他沒有這種想法。

他開著破吉普車來結婚

後來國民政府癱瘓了,很多人都往後方撤退,我們家也退到了廬山。當時黃萬里已經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開著他父親的破吉普車來廬山與我結婚。由於是在戰亂,婚禮很簡單。當時黃老先生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從南京遷到武漢。婚禮後,我們也要路過武漢去四川。本來那是一輛破汽車,可黃老先生捨不得,就讓他把車開到武漢。然後他開著車,過了九江,但車開到長沙壞了,沒法再修,就把車丟在了長沙。之後我們從長沙坐火車到武漢。

我在武漢見到了黃老先生,他非常高興,給我們做了很多去四川的準備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幫助我們辦理的。從武漢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沒有船了,我們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翻船。幸運的是,沒走多久就碰到從南京來的家屬逃難大船,我們丟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們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寶貴的8年,我們6個孩子有5個是在四川生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在一個工地上;黃先生在三臺整治涪江航道,我們有個孩子就是在那兒生的。

我們住在江邊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臺被轟炸過,我們住在三臺縣城一個銀行行長的房子裡,當時我和孩子們就在門旁邊。房子對面的街上爆了一個小小的炸彈,幸好沒有傷著人。如果炸彈再多投一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後來,他們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彈留下的殘渣。

在四川期間,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很難靠薪水生活,因此黃先生就組建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美國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去轟炸日本軍。但這個公司在抗戰勝利後就結束了,工程人員各奔前程,黃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門。

水利部門先派他去江西,後來又派到甘肅做水利局長。我們剛到甘肅的時候特別不喜歡那裡,後來住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地方很好,夏天很涼快,沒有蚊子,有各種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兒大幹了一場,把老部下都帶過去了,做了好多工程。後來,省主席把我們送到上海。當時上海已經被中共軍隊圍攻,我們半夜下了飛機出不了機場,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後來我就在上海等到中共建政。他從甘肅辭職,去了香港,之後從香港到了上海。

反對「三門峽」工程

1949年,上海剛中共建政,東北農林部就到上海來招聘建設東北人員,黃萬里去應聘了。我們8月份離開上海,9月18號到達瀋陽。他在東北水利局做了一個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學。

在唐山,黃先生開始嘗到政治運動的滋味。黃的同事瀋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黃先生對他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這話被工人聽到後,黃萬里遭告發,成了被懷疑與批查的對象。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黃萬里調到清華大學。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國水利》卻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們當時開會的情況,包括他在會上的發言,第8期卻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還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麼批判他,他當時在會上怎麼說的,都是歷史事實擺在那裡。

現在,三門峽的問題是已經明擺著的了,各種雜誌、網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見了。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認為他的意見很重要。

1957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份子的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雖然我沒有直接聽到他說這樣的話,但這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里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黃先生雖然在單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後照樣干他的,看書、洗澡、出去遛達,這些遭遇不妨礙他,不影響他。

他被打為右派之後,先是在密雲水庫工地勞動。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裡,又冷又餓。直到1960年才從工地撤回來。那時正是生活緊張的時候,我們住在清華中共建政前蓋的新林園平房裡,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裡種玉米、南瓜、各式各樣的豆子,雖然以前沒種過,但種得好極了。甚至到1964年的時候,還剩下幾百斤老玉米,後來都餵雞了。北大有幾個男同學,每個禮拜都來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被趕出來,職工搶進去住了,一所房子住兩家人,院子裡蓋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發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來抄了我們家,沒有抄到什麼。8月24日,我被校醫院叫去開會,開完卻不讓我回家,讓我在辦公室坐著。等我回家一看,黃萬里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是血。後來黃先生自己給周恩來寫了一個條子,具體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華打人的事。我把這條子送到國務院接待室去。幾天後,上面派人來清華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們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血吸蟲疫區,後來有些人得了血吸蟲病。我們住在像兵營一樣的大倉庫裡。黃萬里被鬥得精神恍惚,連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還給大女兒寫信,讓大女兒幫助回憶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務。1970年6月的一天,黃萬里中暑了,發高燒,但兩個頭頭折磨他,說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幹活。1971年,我們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黃萬里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後,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他身體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四人幫」垮臺後,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寫不動還在寫」

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後一個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時他已經退休,實際上應該是離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參加工作的算離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參加過招聘團,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那時起就享有供給制,沒有工資。但清華沒有管他這一段歷史,改為退休了。當時小女兒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國。走的時候,我說你一定要知道你應該是離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華還是給他辦了退休手續。我回來說不對,讓他們去調查,他們調查了一年多,沒有結果。

後來當過清華校長、以前在東北農林局管水利的劉達說,你們不要調查了,我知道黃萬里什麼時候到的東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應該算離休。清華才停止調查,給他改為離休。離休是一種政治待遇,還有工資差別,離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費醫療,離休是可以全部報銷的,這一點很重要,要不是離休待遇,後來他五次手術,連工資都不夠。

雖然離休了,但黃先生仍然要上課,要發表他的意見,發表他的論文。沒有別的意圖,不是說他上課,要給他加工資。中共建政前他就是二級工程師(教授),而他去世的時候還是二級工程師,這些他不計較。但這是資歷的問題,一直是二級工程師,那你這個人幾十年干了什麼?

當時,學校讓他申請帶博士。他說我有資格帶博士,我不用申請,要考慮我的資歷,考慮我的學識,你們認為我能帶博士,那就應該聘請我,而不是我來申請。他不申請,但學校有關方面說,假如你不申請的話,就不能帶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帶博士。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他這種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貫的。

1998年長江洪水後,黃萬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紅色領帶、戴著黑色領巾。他覺得講課不容易,要穿得整齊,才能提高學生注意力。他堅持站著講課,自己寫板書。

2001年8月20日,清華大學水利系為黃萬里舉行90週歲生日祝賀會。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但19日開始發高燒,沒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趙誠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書寫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黃萬里)他寫東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寫上的。這是他一貫的習慣,也是他父親黃炎培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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