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華附中...》的那段歷史
當代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產物——紅衛兵 （上）
【看中國2014年01月25日訊】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祭〕——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的歷史事實早就想寫文化革命紅衛兵誕生那一段歷史了。
因為第一個紅衛兵小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誕生的，因為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甚至在初中時如駱小海(幹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華(軍人子弟)則同級不同班;還因為我一生中第一次過問政治問題，六六年四月，就成了這個「紅衛兵小組」主要反對者之一。而我那時竟然不知，自此就離開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終究一直沒有動筆。其原因除了在大陸絕對得不到發表外，主要還是自己內在的問題。我一直認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歷史眼界還不足以駕馭那些資料。我出自一個封閉的極權社會，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知識上，從小就受到那個社會的桎梏和扭曲，變化自己的價值體系和知識框架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陸聽到胡適先生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覺得不可思議。深入骨髓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告訴我，歷史應該有其客觀性，有自己發展的規律，怎麼會任人打扮?及長，思想開始了反叛後才在認識論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沒有純粹客觀的事物。
對共產黨社會和紅衛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價值和方法的改變，如果不改換一個角度來觀察歷史，不改換一種方法來研究事實，得到的永遠是極權社會指鹿為馬、人性扭曲的圖像。
關於文化革命中的紅衛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對早期紅衛兵、或對造反派十分留戀，作者在本文中回憶與思考了以下問題：
一.紅衛兵是如何產生的，「血統論」在其產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極權社會的關係是什麼，紅衛兵是否是維護一小部分人極權的產物。
二.共產黨極權社會的黨衛軍——紅衛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從清華附中紅衛兵產生擴展到紅八月前後的紅衛兵、東、西城糾察隊，從紅八月到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歷史過程。
三.造反派(紅衛兵)和紅衛兵的共同點在什麼地方，他們的區別又是什麼。如何看待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用封建專制一詞來描述是不確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紅衛兵和極權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一．走向完全極權化的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清華附中初中。那時，困難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我還小，個子才一米三八，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知道何為「階級路線」。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階級路線，考取大學和大學中的專業都有很嚴格的出身標準。經歷了五十年代的老師和校領導也已經「自覺」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膽大妄為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基本上都從「表面」上消失。當然，實際上仍然還存在一些不安分的人，不然的話怎麼從初中二年級開始，我們學校自編的語文課本上就開始有批判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論。從六三年起，學習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做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反對修正主義和平演變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升入高中前學校又開始了對電影《北國江南》的討論。我們那時的政治課，及學校和班裡的壁報都是這一內容。六五年學校的文藝宣傳隊還仿效大型歷史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編自演了《做共產主義接班人》，鄭義(筆名，原名鄭光召)當時是這一劇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從六二年起，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毛澤東越來越多地談論階級鬥爭。六二年夏天，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號召，階級鬥爭，「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一次。」繼而開始了社教(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全面深挖修正主義根子。階級鬥爭及伴隨而來的階級路線使極權在各個領域都向更深層蔓延，直到六六年所謂「觸擊人們靈魂的革命」。
敏感的知識份子實際上在六四年「教改」出現時就已經感到又要大難臨頭。這一年二月十三日，剛好是舊曆春節，毛澤東在聽取鄧小平、陸定一、林楓、康生、彭真等人對教育工作的情況介紹時明確地指出：「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歷來狀元沒有出色的……現在這個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讀那麼多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
同年七月五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更是主要涉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他說：「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的問題。教員就那麼多本事，離開講稿什麼也不行。」該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記要》的文件。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二．六三年——六五年的北京市中學四清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做的一切，其實和其它各國的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共性，很多現象也類似。因為，在極權社會中，掌握權力的人總是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權力還不夠大，另一方面則感到受到威脅。這種感覺上至毛澤東、下至那些在特權卵翼下躍躍欲出的幹部子弟都存在。那時，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及同時開始的社教、四清運動，和伴隨著階級鬥爭而來的階級路線，無一例外地籠罩著北京的中學、大學。從六十年代初期，大學招生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很多人，從出身上就被決定了絕對進不了大學門。一般出身的人，則被大學的重重密級規定所限制，很多專業根本不會錄取他們。他們只能報考師範或那些古老的、與國家發展關係重大的前沿理論技術無關的專業。我所在的清華附中在六四年有一位被稱為天才少年、名叫張明的學生，他剛剛十六歲，功課極好，只因為父親在臺灣，而被拒之在大學門外。這一下子幾乎使他神經崩潰，他哭著喊著要到臺灣找父親。他成了學校教育我們的白專典型。我同班的一位同學，章堅，學習成績優秀，只因為出身問題，就沒有考上高中而在家待學。這一打擊改變了他的性格和一生的命運。六十年代，出身稍有問題的人，沒有一個人會能沒有壓力地生活。
階級路線的貫徹雖然越來越左，但是還是難以滿足那些幹部子弟的胃口，他們利用社會的政治形勢，從小就要佔據所有有利的位置。
伴隨著大形勢傳來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和給毛遠新的信。「革命」接班人問題，幹部子弟的理想抱負問題，教育革命問題等等，明確地提了出來。通天的幹部子弟從六三年開始就在北京的一些中學中躁動，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聰明一點的北京市的某些中學大學的領導人為了在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自保，已經學會了看著某些幹部子弟的顏色行事。六三年北京市的一些重點中學如四中、八中以及六中等就都開始了四清。這些學校的領導除了在貫徹毛澤東的教育路線和幹部教師隊伍的階級路線上存在問題外，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條罪狀。因此，除了在這些學校的領導層中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了激烈地清理、撤換領導班子外，在學生中也展開了貫徹階級路線，清理白專學生的運動。很多班級的班幹部即刻進行了撤換。事實上，在那時的班幹部中已經基本上沒有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只有或出身一般而仍然不是紅五類，或是老實的工農子弟。因為到了六三年、六四年已經沒有老師敢於用出身不好的學生作班上或學校的領導工作。因為，只此一點就說明這位老師在政治上有問題。但是，儘管如此，班幹部還是要再清理，要儘可能地都換成幹部子弟。
在這場四清中，就我所知一些學生已經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例如四中的曹小平，乒乓球一級運動員，被內定為白專學生，大學不得錄取。他只是由於有體育特長和學習好，清華大學想要他，而恰恰在六五年政治稍微有些鬆動，所以最後很運氣地被清華破例錄取，但是，進的是密級最低的土建系。我還認識一位與此有同樣遭遇的八中的學生。
北大附中宮小吉的「換取五分的秘密」，就是在這種階級鬥爭的形勢下出現的。宮小吉的文章也許講了一些一般作學生的投機取巧的作風，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這篇文章是在當時形勢和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的影響下，來對舊教育系統的進行清算，是為繼續推行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在教育領域內實現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努力，是亦步亦趨在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下。
六三年以後四清和教育革命的主導思想都是鞏固政權，繼續五十年代以來對所謂資產階級學術和文化教育的徹底清算。教育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培養又紅又專的工具。任何獨立自由的思想，任何獨立自由的探索，不管它是西方的還是中國傳統的，都要清算。如果說五十年代對道德和知識，對傳統和文化是滅頂的毀滅，那麼六十年代則是力圖要斬盡殺絕，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所有上述這一切在北京市的中學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我所在的清華附中是教育革命搞得「非常好」的學校。清華大學在蔣南翔的領導下從五十年代起就強調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的紅色工程師。五十年代進行了院校調整，利用反右等運動對教師隊伍進行思想和組織的清理。到六十年代初期，則更進一步進行了教材和教學改革。除了更加強調對學生的思想教育以外，在教材和教學上的所謂「少而精」，實際上是使學生向工具性的方向發展，完全抽去了自然科學中的認識論內容。那時，我們升入高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參觀「反右成果」展覽，進行思想教育。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數學老師是原清華大學機械系的黨總支部書記呂森，因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附中教書。這是一位有很有才華的老師，課講的言簡意明、清楚之至。整個高中階段每次課後我花在數學上的時間基本上在十五分鐘左右，而成績卻幾乎沒有掉下到九十分，這完全要歸功於這位老師。但是，就是這位「右派」老師，課上言必提：主席春節講話如何如何。可見那時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在教育界所產生的影響。而主席春節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位老師在八十年代復出後，再度出任過清華大學教務處主任，據說思想還是很左。
三．走向文化大革命：六四年到六六年的清華附中
清華附中之所以沒有搞四清是因為它隸屬於清華大學而不是北京市教育局，而清華大學自從蔣南翔掌權以來，一直以推行又紅又專，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嚴格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著稱。應該說清華大學已經夠「左」了。
附中的所有校領導幹部都是大學任命的，並且受大學領導，當然和大學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雖然有大學這面擋風牆，清華附中的校長還是深切地感到從城裡中學吹來的這股以幹部子弟為前導的、四清和階級鬥爭之風。從六三年開始學校已經嚴格地在學生班幹部和校幹部，學生團員和黨員的培養上執行階級路線。除了升高中時的政治審查外，在高二挑選預科班學生時，為了保證進預科班的學生都能進清華大學，學校對學生家庭進行了外調。據一位老師說，清華附中是當時中學中唯一一所有能力、並且真的做了對學生家庭情況進行外調的學校。
學校領導雖然也進行了積極的調整，出身地主的校長萬邦儒不再做黨支部書記，但是，在風聲鶴唳的政治形勢下仍然非常緊張。
六四年，我進入高中的第一年，在高六三一班發生了婁琦熊剛打架事件。原因是熊剛不滿意那天負責賣飯的婁琦所給的飯菜，出言不遜地罵了婁琦，因而爭吵起來，婁琦一怒之下首先打了熊剛一拳而導致雙方扭打。動手打架，在當時的清華附中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第二天在課間操時學校教導主任對事件的雙方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表明，此事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在當天的晚自習課上，突然每班的擴音器又響起來，要大家晚自習後不要動，說校長有重要講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家一下子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麼極其嚴重的事情。但是，結果是校長以極其偏袒熊剛的口氣對婁琦再次進行更為嚴厲的批評。這種露骨的做法一下子引起了一般同學的嘩然。第二天開始在食堂裡就出現了不滿校領導做法的大字報，並且越來越多，大有不可收拾之勢。
這件事之所以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是因為熊剛的父親是駐古巴大使。在清華附中也有一大群幹部子弟，但是和四中和師大女附中等校的區別是，很少有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賀龍、薄一波這種最高層的領導人的子弟，在清華附中有的是一些部級領導人的子弟。這也造成了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特點。因此，熊剛在清華附中也就算是較高級別的幹部子弟了。六四年，幹部子弟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地提了出來，清華附中的校長出身地主，其他領導也少有工農紅五類出身，當然不願意由於不能有效地保護幹部子弟而犯政治錯誤，產生政治動盪。
婁熊打架事件，學校領導最後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大家的不滿壓制下去，在第一線的婁、熊所在的高六三一班的平民子弟，在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壓力下最後都做了檢查，因為不檢查，真的有可能由此就被記上一筆，上不了大學，影響終身。經過了五十年代，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都在內心深處埋下了恐懼，噤若寒蟬，小心翼翼地生活。中學生雖然年幼、膽大，卻也少有人到膽大包天，敢自投羅網。
六四年發生的婁熊打架事件，和六六年在清華附中發生的紅衛兵事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六四年是平民子弟和校領導的對抗，而到了六六年卻發生了一個反轉。這個反轉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階級路線，因為幹部子弟的特權欲。
大約在同時，曾經做過羅瑞卿秘書，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仲方的兒子王銘(即後來的紅衛兵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初中由四中畢業只考取到北京五中，但是，他卻通過關係轉到了當時北京市中學中錄取分最高的清華附中。這種轉學對平民子弟來說猶如天方夜譚。然而，這位轉到清華附中的王銘，由於散漫，在入團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團支部多次討論沒有通過他的入團申請。但他果然不「俗」，居然為此向團中央寫了一封告狀信，說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立即嚇的得校領導馬上跑來安慰他，並責令班上的團支部發展他入團，入團後則立即就擔任了支部的組織委員，繼而又升任清華附中分團委委員。
雖然如此，如上所述，清華附中基本上是一個平民子弟為主的學校。由於他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因此，在清華附中，要想出人頭地，只是一般的功課好是不行的，還必須有突出的體育成績或文藝特長。這對幹部子弟無疑是設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增加了這個學校的平民特色。像上面提到的熊剛雖然功課成績很好，但是由於是死用功而來，且無任何其它特長，所以仍然沒有被分入預科班。而清華附中高中的非預科班學生在學校基本上被視為二等學生。王銘雖然是預科班的學生，但是，他缺乏體育文藝特長，功課又不足以好到拔尖，所以在清華附中是默默無聞的。至於紅衛兵最早的發起者駱小海和鄺桃生(幹部子弟)也是如此，卜大華則功課平平，體育是清華附中最不需要特長就能加入、最不受重視的航海隊成員。說到張承志，則不僅進不了預科班，而且要用課外時間補習數學，且無任何體育文藝特長，是在清華附中感到個性受到很大壓抑的一類學生。只有既是幹部子弟、功課好，而且體育又極其突出的關天池(原高六二四班，八百米北京市中學冠軍，數學競賽二等獎，幹部子弟，黨員)，才是清華附中出盡風頭的學生。現在官運亨通的統戰部副部長劉延東則因為無幹部子弟的跋扈氣、聽話肯干，風頭雖然不如前者但也是清華附中大名鼎鼎的學生。而出身不好的鄭光召(鄭義)則由於體育文藝突出，竟然在清華附中獨領風騷，無出其右者。這是他始終讓幹部子弟視為肉中刺的原因之一。
幹部子弟，卻又不是很高級別的幹部子弟，在清華附中的平民環境中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和束縛。
六五年秋天，北大附中宮小吉的文章已經在中學中傳聞。而這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隨之，報紙上開始了討論。這時我同班的卜大華和鄺桃生在課下也提出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參與這場討論。與此同時，受上述影響，一個晚自習後，駱小海在教室後面的壁報上貼了一篇「造反精神萬歲」的短文。
駱小海的這篇文章的意思和宮小吉的文章類似，是要造因循的老師和舊教育制度的反，無產階級要佔領教育陣地。這篇文章在教室後面的壁報上引起了一些討論。並由此開始在卜大華、鄺桃生和駱小海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圈子。那時在我們班，預(科)六五一班，分團委委員班長是王東岩，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楊榮杏(女)是工農子弟，都老實聽話，是校領導的「紅人」。而前述三人卜、駱、鄺，兩人出身中層幹部，一位是革命軍人，從人的本性上是屬於不安分、性格活躍的人，應該說比某些校領導的紅人有才氣，但是，不幸的是他們走入的是衛道之路。
那時，我從來不參加班上的任何活動。高中的課程對我來說只要上課認真聽半堂課就夠了，我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打乒乓球上，每天除了課餘的五個小時外，甚至自習時間都是要麼琢磨、閑談體育，要麼修理拍子。我不問也不懂政治，是一個喜愛惡作劇的頑童。所以駱小海的文章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重要的信息，只是覺得像是惡作劇賣弄小聰明的文章，不過是想出點風頭而已。絕對沒有想到這就是以後讓毛澤東回信的影響全國的「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一文的前身。
四．紅衛兵小組的形成
駱小海的小字報逐漸在班裡形成了一個小圈子。當然，秉校領導意思的人，對這種自作聰明的「亂來」是不能苟同的。校領導也擔心這種討論產生動盪，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宮小吉和駱小海們的不滿，當然首先面對的就是學校和老師，以及受學校重用的學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體育代表隊。那時我是校乒乓球隊隊長，前後兩位管理乒乓球隊的體育老師都喜歡我，隊友更戲稱那位女體育老師喬淑榮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鑰匙很長時間由我拿著。所以我必須早去，晚歸。班裡任何紛爭，勾心鬥角都沒有我的事。我除了玩，還是玩。
在駱小海的小字報後，逐漸由《海瑞罷官》的討論發展到批判「三家村」的運動。學校的政治課，牆報都逐漸換上了這些「大批判」。伴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駱小海們也調子越來越高，上綱上線，提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上了。他們在那個時候已經從部隊內部的宣傳中感知到了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吹捧，某些人並且已經驕傲地擁有了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因此，卜大華駱小海和鄺桃生等人的調子中心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務就是無產階級要佔領史學陣地，教育陣地，要佔領一切知識陣地，要驅除一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用無產階級和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知識和精神領域。比學校政治課和社會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運動，他們的調子要高得多，他們「高」就「高」在上綱上線上。他們明顯的內心衝動就是要看準風向，充當無產階級專政的「刀鋒」，爭姚文元式的風頭!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們的調子已經和學校領導領導的對「三家村」的批判明顯地區分出來，他們認為，學校領導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們認為，「三家村」等黑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場。而「三家村」的黑市場就是那些資產階級子弟，這些子弟和「三家村」產生強烈地共鳴，是「三家村」的社會基礎。他們認為，自從六三年批判《北國江南》等電影以來的文化領域中的鬥爭，即在文化領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鏟除一切資產階級滋生的土壤。而這土壤就是校領導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紅五類的「白專」學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華們鬥爭的矛頭已經明顯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學生，而校領導之所以使他們不滿也不過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這些知識份子和平民子弟佔了他們的位置，奪了他們的風頭。其實所謂「重用」不過是沒有把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層」，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們的天下，國家是他們的國家」，這就是成長起來的幹部子弟的胸懷世界的抱負。後來，駱小海寫的要「血染太平洋，頭斷華盛頓」的偉大抱負在六五年前後就開始形成了。
我承認，幹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們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負了，但是這種抱負是特權，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極權的「敏感」的抱負，是毛澤東、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營造的特殊的政治氣氛下激發出來的。幹部子弟的抱負實際上是對一般平民子弟抱負的壓制和摧殘。多年以後，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樂道所謂紅衛兵初期對抗校領導的「獨立」思想抱負，這種留戀作為幹部子弟也許有些「道理」，但作為平民子弟，聽之任之，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淚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氣下，幹部子弟佔據了政治上的優勢，對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種壓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顏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們面前自然直不起腰來，阿諛他們，跟著他們跑。那時，哪一個出身不好的人沒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劃清界限，深挖家庭對自己帶來的壞影響，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點上，本身就已經意味著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形勢下，有些骨氣和自尊的非紅五類子弟能不積極跟著走就不錯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層，當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幹部子弟雖然不把他們當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們。這就是為什麼在當年對聯辯論中有人跳上臺，大義凜然地宣稱自己是混蛋，有人舉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這就是最初的紅衛兵小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們協助幹部子弟取締黑市，當然能起到很多幹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們之中很多人心裏有「(對黨的)真誠」，但是這種真誠不正是意味著人的尊嚴，人對自己的權利的意識和人格的喪失嗎!
我所在的預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締資產階級黑市的紅衛兵小組已經成了雛型。這對所有不跟著他們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紅五類子弟構成了相當大的壓力。而由於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佔領一切「資產階級的陣地」，凡不是他們當權的地方當然也就是非無產階級的。班幹部和班裡的團幹部，是他們目標之一，校領導作為這些人的後臺，當然就成了他們的第一目標。然而，在這種對壘的形勢下，校領導的紅人─班幹部，卻是無能的，他們只會跟著「黨」走，而不會如紅衛兵小組的那種所謂「獨立」的作戰。於是，我們這些從不關心政治的人就逐漸走向了和紅衛兵小組對抗的第一線。
(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