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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誌:紅衛兵緣起、暴力與終結

 2014-01-21 12: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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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1月21日訊】作為紅衛兵運動的始作俑者,清華附中紅衛兵已成為一個專用歷史名詞。但它從1966年5月29日圓明園定名公開反對校領導,在6月24日貼出「造反精神萬歲」對抗工作組,於8月1日毛澤東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門接見達到高峰,繼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發布《十點估計》後脫離主流並迅速衰敗,其獨立的生命期不過百日。

但也就是這100天,「紅衛兵」席捲全國震驚海外。所以,讓我們把目光穿過歷史的時空,濃縮到1966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100天。

【背景和伏筆:兩園環拱精英競爭的清華附中】 

1966年,隨著國家經濟的全面好轉,黨內鬱積的政治矛盾終於浮出水面。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而在教育領域「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而在北京偏遠西郊的清華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長萬邦儒卻正在把一場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顛峰。其最重要的標誌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兩屆預科的創立,和在北京市中學生運動會的四個組別中奪得三項冠軍。

與北京市的其他中學統歸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華附中是清華大學直接領導的。預科的教材由清華大學編寫,主課全由大學講師任教。上了預科等於一隻腳踏入了清華大學。當時,清華附中已成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學,預科的選拔使原本已成為學生信條的個人競爭更激烈了。

清華附中地處清華等八大學院和高等軍事院校環繞之中,高級知識份子出身和具有知識背景的中層幹部子弟是其核心。個人奮鬥和藐視權威是中產階級知識背景的兩派的共性。

高二的幹部子弟楊盤、閻陽生、鄺桃生、張承志組織了「紅纓」小組,準備跳級參加高考,並為此出了一種既有難題解析又有時事辯論的手寫小報。幾乎與此同時,以高二的周舵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辦了一份手抄小報,其內容更時政也更隱晦,在高知子弟中傳閱。

地處清華園和圓明園環拱的清華附中,深受美國式的競爭精神個人主義的熏陶和義和團式的民族滄桑感的籠罩。後來成為著名影評家的方位津認為,圓明同已是兩派共同的胎記。

清華附中校領導大多是資產階級和民國舊吏家庭出身,城裡中學的「四清」使他們內心震撼。從1964年開始,學校組織了「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和軍訓隊。對幹部子弟的拔苗助長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於一次偶然的同學爭鬥演變成全校「階級路線」的大辯論。萬邦儒校長把婁琦(平民子弟)和熊剛(幹部子弟)的動手,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兩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競貼滿了半個大飯廳。

最後雖然學校強勢出動以雙方認錯平息了風波,但一道「階級出身」的鴻溝把學生分為兩派。各班團支部的發展會也成了兩派鬥爭的焦點。比如後來紅衛兵的主要發起人王銘的入團就幾經周折,幾乎要上告中央。鄭光召回憶:兩派據理力爭,互不妥協,連外班的同學都擠進我們教室來「觀戰」。直到最後舉手錶決,差一票也不行。

【1966年5月中至6月中(創立期):對抗學校領導代表的教育路線】

1966年5月中旬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組。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直指校領導陸平的大字報在學校撕開了「文革」的序幕。

5月中:對校領導態度的兩派對抗

幾乎與此同時,清華附中也從空泛的文藝辯論開始對於學校教育方式的評判。最明顯的是預科651班幹部子弟駱小海等的牆報,其公開對學校領導的質疑引起了學校的緊張,把他稱為「預651觀點」組織批駁。

當時學校的乒乓球隊長仲維光回憶道:「我們和高631班鄭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摸索對方的動向,商量對策……和他們(幹部子弟)在暗中對抗。」擁護學校領導的聲音佔有絕對優勢。

據卜大華回憶:這時清華附中黨支部已列了一個「鬧事學生」的名單上報清華大學黨委,並在當地派出所備案。學校黨組織還分別到這些學生家,以五七年「反右」為暗示,讓家長管教學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學校的壓力和學生的孤立下,高中幾個班級反對校領導的骨幹開始秘密串聯。仲維光回憶:他們開始在熄燈後跑到圓明園去秘密碰頭,商量如何在學校掀起運動;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直到半夜才回宿舍;(我們)一聽到他們密謀反對校領導,立即匯報上去。此時,校領導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護。

【5月29日:紅衛兵成立】

關於紅衛兵成立的日期,海內外兩派的文章幾乎都認定是1966年5月29日。駱小海:「5月29日下午,在圓明園召集各班不同政見者骨幹分子開會,正式通過了‘紅衛兵’的統一署名。」鄭光召:「5月29日一批幹部子弟在與學校一牆之隔的圓明園集會,成立了舉世聞名的青年法西斯別動隊——紅衛兵。」

但幾個紅衛兵主要創始人都對此不以為然,卜大華:「在那一天,並沒有明確成立紅衛兵,主要是統一行動。」王銘:「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有相同政治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記錄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記:「……中午我們‘紅衛士’的一部分戰士到圓明園去開會,正式建立起組織機構,訂好了反攻計畫。」但此時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已經貼出。

關於紅衛兵名稱的來源,張承志在他的日文書中有回憶:「我在班裡寫的小字報上的署名就是‘紅衛兵’,並用紅鉛筆畫了一個騎馬的戰士的圖像。」筆者清晰地記著這個「紅衛兵」圖案。

筆者的記憶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對派統一行動的協調會。6月1日傍晚在圓明園開會正式採用「紅衛兵」作為統一名稱,並決定以此名義貼出大字報。各班的代表決定把5月29日定為「紅衛兵」的成立日,一是因為那天是第一次統一組織會議,二是自負地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前。

【6月2日:紅衛兵署名大字報】

6月2日,第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出現在五樓大教室。雖然大字報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號,但已鮮明地向校領導挑戰:

……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既然挑起了這一場鬥爭,那麼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

紅衛兵

1966年6月2日

這張大字報的下部除了紅衛兵核心的簽名外還留有一大塊空白,是給同意大字報觀點的人簽名用的。當天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100多人。但擁護校領導聲討紅衛兵的大字報立即貼滿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簽名。

後來的工作組組長劉晉回憶:「學校當局召開緊急會議,組織學生寫大字報進行反擊。因此,幾十個同學組成的‘紅衛兵’組織處於孤立狀態。」但當時學校的書記韓家鰲回憶說:「對紅衛兵這事,我們就是覺得那個太突然了。我們都來不及想,是怎麼回事?我們就知道是幹部子弟(在鬧),就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麼意圖?」

但在紅衛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職業者的學生,而擁護校領導的很多是擔任黨團幹部的幹部子弟。當時初二的史鐵生曾畫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畫,諷刺紅衛兵偏聽偏信,受到校長的私下鼓勵。

但有兩個人的參與給處境孤立的紅衛兵極大的支持。一個是被學校樹為標兵的學生黨員幹部馬雲香毅然在紅衛兵的大字報上簽了名,使苦心培養的學校黨支部十分難堪。而五七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獨立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領導,無意中與紅衛兵形成呼應。

【6月8日:外校馳援清華附中】

1966年6月6日開始,城裡的四中、十三中等學校和海淀區八大學院附中的學生絡繹不絕地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當時在教育系統內部對清華附中鬧事紅衛兵的通報,成為各中學領導壓制不同意見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對派知道了紅衛兵。「6月8日,在學校西側通往體育學院的路上突然黑壓壓的一片,出現了近百位騎自行車來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的幹部子弟。校領導哪裡見過這種陣勢,怕出事關了西校門。」(鄭光召回憶)

韓家鰲回憶:「有一幫學生要衝過來,什麼人大附中的,還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時做書記,就站在校門口一個課桌上,說我們搞什麼活動都是要按照學校的安排。一方說‘往裡沖!’,一方說‘不行!’也就開始推推搡搡的。」

事後進駐的工作組給團中央的匯報是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來聲援左派,被拒之門外10小時,並調來大學部的打手——校衛隊,請來海淀分局的便衣隊,企圖鎮壓群眾運動。6月4日,團中央派2人來瞭解情況,被盯梢、偷聽。」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記中留下了另一個線索:「王銘找了孔原,熊鋼找了薄一波,還找了許多其他的老幹部,都堅決支持我們幹革命。」

激烈對峙的雙方在大門內外貼滿了色彩激昂的標語和大字報。四中送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幅對聯是:「先驅者,為革命,灑盡碧血;後繼人,保江山,掏出紅心。」

針鋒相對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華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聲朗讀了以「宣戰」名義貼出的大字報《致×中的幹部子弟們》:「什麼是紅衛兵,是反動組織黑衛兵」,「你們後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們要用鮮血保衛黨支部,保衛黨!」

但這時清華附中兩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團中央書記胡克實領受了領導北京中小學文化革命的任務,決定向重點學校派遣工作組。

1966年6月中至7月底(發展期):對抗工作組代表的傳統體制

【6月8日:工作組進校。宣布支持紅衛兵】

6月8日晚上,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工作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團校學習的各省市骨幹。工作組組長是章建華,但實際掌權的是中央團校哲學室主任劉晉。

身兼海淀區工作隊副隊長的劉晉戴著眼鏡表情嚴峻,第二天晚上即召開全校大會明確支持紅衛兵是堅定的左派,並宣布學校領導班子靠邊站交待問題。形勢的突變使大操場一片愕然,紅衛兵隨即以勝利的姿態貼出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團結起來》的大字報。

學校的大字報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工作組在隨後的匯報中對此頗為得意:「到目前為止,全校師生已貼出20000多張大字報,揭露了一批嚴重問題,揪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初步開展了批判鬥爭,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風。工作組進校時,右派勢力氣焰囂張,左派力量孤單,左派學生僅101人,佔學生總數的8%;左派教師2人,佔教職工總數的1.7%。目前,左派學生已增加兩倍,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3.9%。」

劉晉在40年後告訴筆者:6月8日當時主持團中央工作的胡克實打來緊急電話,讓他帶工作組去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並要求他每天晚上9點用直線電話匯報情況。

【6月中旬:批鬥校領導和成立革委會】

從6月17到20日全校開始在工作組的主持下三次批鬥萬邦儒和其他校領導。劉晉回憶道,他當時宣布:「對學校領導萬邦儒只准動口不准動手。」

在這三次批鬥中,萬校長只低頭,但是不認罪。萬邦儒在文革前後都被兩派公認為獨特的教育家,絡腮鬍子口若懸河充滿魅力。看著自己苦心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反過來爭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兩個實質性的事情給了萬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擊:一是6月17日中央決定暫停高考,這讓以投考一流大學為唯一目標的高知子弟頓時感到「五雷轟頂,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燒燬了自己所有的課本。」一是6月20日宣布萬邦儒撤職反省,讓萬邦儒認為運動只是一陣子的幻想破滅了。主管附中事務的清華副教務長邢家鯉也被揪到附中批鬥。

6月21日,全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但當工作組在人選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時,遭到紅衛兵抵制。結果21個革委會委員基本由紅衛兵核心組成,王銘當選主任,張曉賓、卜大華為副主任。雖然在那種情勢下是一面倒的高票當選,但昔日佔據舞臺中心的高知子弟看著這些其貌不揚的幹部子弟走上主席臺,內心感其「個個面目可憎」。

這時工作組才感覺到紅衛兵並非是一群隨意擺佈的中學生,已表現出強烈的權力意識。他們不可能容忍在正統的黨組織之外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開始籌建新的分團委以取代革委會。紅衛兵頭頭的碰頭會又回到圓明園。

當時紅衛兵並不知道工作組的做法直接來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實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認為工作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復課鬧革命」和「消化紅衛兵」。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6月23日,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左派要服從工作組團結大多數。紅衛兵隨即在6月24日貼出兩張大字報公開進行反擊,一篇就是後來震動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這篇貼在教學樓一樓門廳正中的大字報,第一句話就提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觀點: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

這篇充滿激越口號的文章由紅衛兵才子駱小海執筆,後來被一再模仿變成文革時代的新八股。但最後的結尾「……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明眼人一看就是針對掌權的工作組的。但工作組當時並沒有引起重視,只是覺得在共產黨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當時狡黠的紅衛兵故意留了一個破綻,沒有點明這段話的出處。工作組果然上當,寫了簡報上報,一直報到劉少奇黨中央那裡,被定性為「反動」。實際上這句話緣自6月9日《人民日報》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評《漢弗萊的哀嘆》。它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給斯大林祝壽時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沒有人注意到這句隱含在邊角評論中的支言片語,但嗅覺靈敏的紅衛兵馬上捕捉到了。

當高一的紅衛兵劉剛、張樹平等把這張「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抄到清華大學時,給了當時被清華工作組壓制的蒯大富以極大的支持。但遭到擁護工作組的主流學生憤怒圍攻,甚至到清華附中要求「逮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紅衛兵」。

6月26日,胡克實聽了劉晉的匯報後,認為紅衛兵「相當不懂事」,「能不能把黨團組織恢復起來,把紅衛兵消化在黨團組織之中」。(卜偉華摘自清華附中工作組1966年6月27日簡報。)同時其他許多中學的紅衛兵被宣布為非法,清華附中再次成為內外矚目的焦點。

但當紅衛兵在7月4日《再論造反精神萬歲》正式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語錄時,工作組已被拖入非常被動的境地。老練的工作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激進紅衛兵的分團委,由自己擔任正副書記取代了紅衛兵掌握的革委會;一方面迂迴拜訪紅衛兵頭頭的家長採取懷柔分化政策,並於7月17日把208名紅衛兵骨幹拉到沙城兵營封閉軍訓,逐漸奪回了主動權。

【7月20日:《階級路線萬歲》和批鬥升級】

儘管工作組和紅衛兵出現矛盾,但在批判學校領導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會外,各班都開始批鬥老師,並且擴大到「右派學生」。在宋柏林的日記裡記錄了7月5日批鬥團委書記顧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學生鄭國行。

批鬥會由各班的紅衛兵核心小組發動,這些未經世事的學生對組織批鬥會卻並不陌生;學校領導給他們入學的第一課就是去參觀清華大學的「反右展覽」,現在反過來自食其果。班主任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圍在中間,任何辯解都會招來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漿糊。

7月1日北京大學附中「紅旗」紀念建黨日,「邀請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幹部子弟,而且盡量穿黃軍裝。」(宋柏林日記。)這個等級森嚴的晚會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激進派「齊向東」寫出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的大字報並在全校廣播。也就是在這天他們開始批鬥本班四個出身舊階級的「右派學生」。

【7月下旬:與工作組攤牌】

這時紅衛兵內部出現了一個意外的衝擊:紅衛兵第一把手王銘的父親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現場阻止了揪鬥他爺爺的批判會。王銘的父親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羅瑞卿的公安部辦公廳主任。胡克實要求劉晉藉此機會迅速解決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問題。

7月24日晚上,雙方班子的全體成員在教學樓辦公室正式攤牌。此前工作組已經無法容忍紅衛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組的小葉曾衝進廣播室,撕掉了紅衛兵擅自播音的廣播稿。據劉晉回憶:在這次馬拉松式的交鋒中,胡克實三次打來電話,要求他直接點出王銘的問題,擊垮紅衛兵的軟肋。

進進出出的劉晉幾次提起話頭,又都嚥了下去。一是發現王銘還有群眾基礎,二是他發覺紅衛兵班子意外團結,一點名必然局勢無法收拾。儘管劉晉在上司胡克實的質問和下屬章建華的催促下幾次拍案而起,但根據自己二十幾年群眾運動的經驗,終於沒有點名。

而紅衛兵為這次攤牌做了充分溝通,策略地讓王銘退出一線,以免讓工作組抓住把柄。會上由卜大華據理力爭,由張曉賓迴旋底線。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在劉晉被叫出去接胡克實電話的時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淵跑來告訴了卜大華一個小道消息,「團中央已經把胡啟立揪出來了。」兩個都自以為摸了對方底牌的對決勝負難分。會後劉晉把風傳胡啟立倒臺的消息報告胡克實時,胡還認定是紅衛兵的謠言,命令劉到清華附中召開大會闢謠。

7月27日幾乎同時發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劇場的中學生代表大會上做報告的海淀區中學工作團團長周捷,被匆匆趕到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當場宣布罷官。清華附中紅衛兵當即貼出《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而徹夜未眠的劉晉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要和紅衛兵翻臉的闢謠大會。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劉鄧、毛澤東和紅衛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電影廳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海淀區各中學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鄺桃生將《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稿和一個條子遞給了主席台上的江青。這封給毛主席的簡訊大意是: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江青當場答應一定給帶到,並在上汽車前回身向紅衛兵喊道:我支持你們!

幾乎與此同時,胡克實帶著劉晉、周捷等到正從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沒有多說話,只是讓他們沉住氣觀察觀察,並「讓克實立即向小平同志匯報」(劉晉回憶)。那時很多學校已開始打罵和驅趕工作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華當時就是清華附中高一的學生。他後來告訴筆者,那段時間他父親很無奈,也看了那兩篇造反文章,還問胡德華看過毛主席的《反對黨八股》沒有,「你們那個造反精神萬歲啊,你看像不像?」

這裡有個更大的背景當時無人知曉:7月16日在南方的毛澤東在武漢高調橫渡長江後,已於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會堂的接見左派學生的大會上,在劉少奇鄧小平承認派遣工作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後,毛澤東突然從側幕後走上主席臺。張曉賓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幾乎不相信眼前領袖雲集太陽升的場景。

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掌權期):對抗黨政機構代表的社會秩序

【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信和紅衛兵掌權】

這時正在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放了毛澤東8月1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大字報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這成為毛澤東對文革和劉鄧派遣工作組的第一次公開表態。

但原信當時及以後都未交至清華附中紅衛兵手中。王銘、卜大華8月3日從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那裡看到手抄件,紅衛兵無疑得到了尚方寶劍。

清華附中紅衛兵開始獨立掌權,年齡最大的也不過18歲。他們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學校:拉回了軍訓的紅衛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則」不記名投票重選了革委會,組織全校武裝橫渡昆明湖,到圓明園參加勞動,把學校改名為「紅衛兵戰校」,並準備遷校黑龍江。

但失去了學業支撐的「烏托邦」很快煙消雲散。失去工作組目標的紅衛兵又對準老師和同學。清一色幹部子弟的革委會使平民出身的紅衛兵元老寒心。帶著燙傷的方位津泅到湖心幾乎絕望。勞動晒紅皮膚卻抹不去出身的陰影。遷校的恐慌使大批檔案遺失殆盡。

但很快這些煩惱就被社會上「破四舊」的浪潮所淹沒,「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吼聲衝進圍牆。領潮流之先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眼看被拋出激進主流之外。

【8月中:「對聯」辯論到「破四舊」】

在8月6日天橋劇場的「對聯」大辯論中,主張理性的清華附中紅衛兵聯合幾個附中發出了不要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不料《呼籲書》報入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這是壓制群眾運動。據說北京四中紅衛兵負責人曾列席中央高層會議。他們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明確反對清華附中,並散發了批判《呼籲書》的文章《你們的屁股坐到那裡去了》。」

西城區中學為首的多數派堅持要在大會上鬥爭傷害了紅衛兵的小流氓。清華附中則主張以控訴工作組和團中央為主題。最後不得不投票表決,清華附中明顯處於劣勢。結果最後由負責學校文革的王任重出來打圓場。大會由李富春代表黨中央宣布胡耀邦為首的團中央書記「三胡一王」停職反省,所謂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萬人體育場的跑道上,接受皮帶和拳腳。

當目瞪口呆的胡德華拚命騎車從工人體育場趕回家時,胡耀邦已被團中央的紅衛兵押走。他一夜之間變成了「黑幫子弟」。

【8月8日:Y臥軌事件】

但在清華附中,各班對學生的批鬥不斷升級。高一才貌出眾的女生Y由於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批鬥,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圓明園,然後到五道口衝向駛來的火車。當「四個郵電學院的大學生穿過鐵路時,發現鐵軌邊的一個蜷屈的人,渾身是血在草叢中翻滾呻吟……」命運之神並沒有收下這個17歲的花季少女,火車司機看到一襲白裙迎面扑來,緊急制動。

關於她臥軌的原因眾說紛紜。Y四十年來拒絕一切採訪,只記得那天晚上,「大學裡到處掛滿大字報亂哄哄的,後來才知道那天在慶祝髮表十六條。」「我只想躲起來,找個清淨的地方,找一個沒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華附中紅衛兵8月16日參加圍攻團中央。晚上「把胡克實押回學校,‘借’來鬥爭。」但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記中承認「這次大會開得很沒底。」

【8月18日:毛澤東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卜大華回憶「八·一八」:「清華附中七八百人,半夜兩點鐘從學校發車,去天安門參加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遊行。當時(衛戍區)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個,彭小蒙一個,叫進天安門說:毛主席要把紅衛兵請上天安門照相。」

分配清華附中40人,名額最多。但只上去了27個人,留下了23人。因為規定任何家庭有問題的人都不能上去。沒上去的人有葉僑生,他父親剛給揪出來了。王銘不在學校,被他爺爺的事給纏住了。張承志、鄺桃生到外地串聯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

一上到天安門就亂了,所有的中央領導都在。只有周恩來跑來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緒領大家唱歌,一面要維持秩序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閻陽生和楊小燕跑到正中央,兩邊是林彪和劉少奇。閻陽生當天的日記還記錄了這樣一幕:當他們告訴劉少奇「我們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時,「劉主席聽不懂,連問了好幾次」。後來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劉少奇在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會上被迫退出黨中央核心。

而這時更大膽的駱小海、宋柏林和韓鈞,忽然發現毛主席正在休息廳裡面坐著,「我們不顧一切地衝了過去,緊緊地握住主席的手:‘我們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主席風趣地說:‘萬壽也有疆嘛。’我們問:‘您給我們寫信了?’主席說:‘還是草稿,還沒給你們呢。’我們說:‘我們要永遠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說:‘我堅決支持你們。」’

以上摘自宋柏林當天的日記。第二天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報的頭條,紅色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國。

【8月下旬:校園暴力和劉樹華自殺】

八月的北京已開始籠罩著一種躁動的狂熱,「破四舊」已蔓延成群眾的私刑。8月26日開始,發生了被稱為「清華附中模式」的校園暴力。宋柏林在當天的日記裡也有記述:「……回去後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

被工作組圈定的四個「黑幫」中,我採訪了除過世的校長萬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顧涵芬(女,團委書記,30歲):紅衛兵「把我的頭剃了,弄的亂七八糟。然後就跪著那兒批鬥我,有幾個女同學拿著皮帶抽我,拿皮帶頭打我,把我左眼打壞了。」

馮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員,38歲):「8月25日就是在五樓大教室,開始是文鬥,後來就有動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夠戧,就用皮帶什麼的打,皮帶頭。」

韓家鰲(黨支部書記,副校長,34歲):被逼著燒他送的「腐蝕工農子女的字典。一邊把我的頭往裡面摁。然後後面還有拿著鞭子、皮帶的什麼抽呀,打的後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師都說,挨打最厲害的是萬邦儒和劉樹華。萬邦儒作為頭號「黑幫」校長,打得遍體鱗傷內臟出血。但劉樹華只是一個兼任團委副書記的物理老師,由於以前學校把他感情生活的材料傳出,他不堪輪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煙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擴大到學生。最嚴重的是高631班鄭國行、鄭光召、戴建中等四個紅衛兵的宿敵。「大多數人原來都是一派。許多人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現‘反戈一擊’‘劃清界線’」。(鄭光召回憶)

【8月27日:紅色恐怖中的《十點估計》】

全面暴力的直接導火索是8月25日,城裡傳來紅衛兵被打被殺的消息,紅衛兵頓時捲入了瘋狂的復仇中。面對全北京如脫韁之馬的「紅色恐怖」,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肇始人於8月27日發表了一篇逆流而上的聲明《十點估計》。

這篇聲明一共寫了十條,核心就是反對暴力。文章由幾個頭頭連夜匆匆議定,由駱小海執筆匯總,總標題《紅衛兵戰校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是卜大華定的,頗有點代替中央指點全局力挽狂瀾的狂妄。

實際上在前一天,張曉賓和駱小海曾跑到釣魚臺向分管清華的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說話不如紅衛兵自己說。這是因為當時北京街頭已成為中學紅衛兵的天下,根本不把黨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裡。

第二天,《十點估計》印成大批傳單,由張曉賓從他父親的鐵道部調來數十輛卡車分四路到北京市內進行大規模宣傳。《十點估計》引起了城裡主流紅衛兵的不滿,但在民間引起巨大的反響。傳單被一再翻印,變成正式文告一夜貼滿全城,繼而傳遍全國。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就在宣傳《十點估計》前後,打人風潮也席捲清華附中,劉樹華老師跳入煙筒,高二女生郭蘭蕙服毒自殺。

對於《十點估計》,激進派說它背叛,受害者說它虛偽。這就是歷史。但左右兩派都肯定了它在瘋狂「紅八月」減緩暴力的作用。

【9月:大串聯和社會奪權】

脫離了紅衛兵主流的清華附中也難於應付繁雜的校務。紅衛兵掌權的革委會決定:讓紅衛兵到全國去傳播火種。最後乾脆把辦公桌擺到操場,給除「黑幫」和「反動學生」之外的師生蓋章發放串聯介紹信。

9月,正是以往學校開學的日子,清華附中卻成了空巢和外地學生「朝聖」的接待站。陶正回憶:「幹部子弟出身的紅衛兵頭頭紛紛外出,我成了看守內閣。我被邀請到各個學校到七機部講演,人們讓我在語錄本上簽名。走的時候還喊‘向清華附中致敬!」’

在外省市,清華附中紅衛兵幾乎同時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當權派的稻草。在學校遭到紅衛兵批鬥的方位津說,在湖北,「把我當成北京紅衛兵的代表,第一書記張體學還接見了我們,讓我當了主播。那時全國對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都很神往。」

清華附中紅衛兵那時確實成為各層各派的共同「財富」。劉剛在幫助蒯大富建立清華大學造反組織命名「井岡山」時,主語還是「紅衛兵」。清華附中各派後來輪流掌權,也只是在「紅衛兵」後註明派別。「四·四派」領袖程金香跟隨姚文元到阿爾巴尼亞,也是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名義,而那幾乎是文革時期中國唯一的出訪。

但派系的更迭並沒有使校領導逃脫厄運,輪流掌權的各派紅衛兵「對學校領導的批鬥成了各派表現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競賽。」(鄭光召回憶)

這時紅衛兵的肇始人已感到自己歷史使命的完結,成為沒落的「老(紅衛)兵兒」。對理想的幻滅和對武鬥的厭倦,使他們浪跡於山水「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宋柏林日記中長長的書單囊括古今中外,王銘開始同時自學三門外語,並和閻陽生一起成為北京大學德籍教授瑪麗的關門弟子。

【把客觀的記述留給後代】

「聯動」的成立是老紅衛兵的垂死一掙。幹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進入了「陽光燦爛」的弟弟輩打群架拍婆子的「血色浪漫」時代。

當毛主席一揮手時,整個一代青年都被發到農村。在「知識青年」的名稱下共同面對黃土和油燈時,以往的理想和爭鬥成了過眼雲煙。當鄧小平恢復高考使他們十年後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線時,「平等」和「競爭」成為這些飽經磨難的「老三屆」共同的心聲。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問卷調查中,競有一半的大學生認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觀記述那段歷史留給我們的後代,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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