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公民社會的標本(圖)


余姚民眾抗議政府救災不力(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24日訊】

[新聞背景]據報導,受到颱風菲特重創的浙江余姚市,10月11日晚爆發災民在市中心圍堵寧波電視臺衛星採訪車,並與警方對峙的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多輛警車被砸毀掀翻,多人受傷。

事件起因是災民強烈不滿電視臺記者在市中心報導余姚市洪水已退,謊稱災後已恢復正常生活,認為是粉飾災情,掩蓋政府救災不力,並要求記者前往受災嚴重的地區採訪,但被記者辱罵。隨後,大批特警出動欲強行將記者帶走,遭到約數千災民圍堵,隨後爆發衝突。有報導說,讓災民尤其憤怒的是,浙江水災發生後政府救援不力,過去數日很少看到路上有政府的救災車輛,而在官方採訪車遭圍攻後,當局卻迅速出動12輛武裝特警車,要保護造謠記者和採訪車逃離現場......

浙江寧波一帶,去年鎮海的PX事件,今年又折騰出余姚水災的後續事件。有些人可能覺得有些納悶,寧波這一帶經濟發展很好,大家都忙著悶聲發大財,怎麼反倒成了「群體事件」的高發區域?

不妨分析一下,這一帶的「群體事件」有個明顯的特點,與經濟落後、官場腐敗的內地的某些地區是不同。內地那裡引起的群體事件,可能是突發的「個人事件」引起的,比如拆遷鬧出人命,官員駕車撞死了人,激起公憤,有官逼民反的意味,所以存在打砸的傾向。而這裡卻不是這樣的,這裡的民眾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的需求,他們挺身而出,比如說環境保護、比如問責政府,他們的出發點是想塑造一個好的社會,所以比較注重和平方式。為什麼會這樣,我只分析客觀事實,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民主意識的覺醒。

浙江是沿海省份,經濟自由度較高,市場經濟是相當發達的。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活動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等價交換,二是市場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是決定政治的,至少是可以影響到政治的,等價交換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平等;而市場競爭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與平等用法律規定出來就是權利,而實現權利的形式就是民主。因此,一個區域經濟越市場化,那麼勢必政治就越民主化。民眾推動自由和平等時,自然會形成一個公民社會,強調自身權利與責任的同時,還會倒逼政府轉向民眾這一邊。

一個公民社會的人自然而然地會追逐兩張票了:一張是在經濟上的,追逐鈔票;另一張是在政治上的,追逐選票——這是必然的趨勢。民眾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僱主思維,政府官員是民眾僱用的,是用來為我們服務的,你們的權力是經我們允許的,你們不能不作為,更不能亂作為。

從去年鎮海的民眾和今年餘姚的民眾,他們就覺得當地政府不夠維護當地民眾的利益,就會跑到市政府面前進行抗議,劍指某些地方官員,比如這次余姚民眾要求市委書記毛宏芳下臺、市長奚明回奉化種田,恰恰說明公民社會的長成。

二是浙江精神的影響。

筆者覺得浙江精神值得好好研究的,人文氣質層次感非常清晰:

浙北主要杭嘉湖平原一帶的人,絕對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是超級養人的福地,這裡的人被養得特別「糯」,連說話都軟軟的、甜甜的——吳儂軟語啊,特別適合風花雪月、附庸風雅,所以自古是才子高產的地方,就拿海寧一地,做學問如王國維、寫武俠如金庸、吟詩則有徐志摩。

而稍往南主要是蕭紹寧平原的人,拋卻浙北的糯性,得山川大海之助,這裡人相當大氣、開放,一不小心就會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這個區域從明清到民國,歷來是出思想家和行動者的地方,就余姚一地,明朝中期出過王陽明,明末清初出過黃宗羲,這兩位絕對儒家思想的兩座高峰。至於行動者,民國時期紹興一介女流秋瑾已是不讓鬚眉,至於奉化姓蔣的那位且功過不論罷。

再往南就是溫臺麗地區傳統上是稱甌越地區的人,他們面對的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是不如以上兩個地區,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進取的精神。這裡的人有蠻性更具闖勁,他們敢闖敢拚走四方尋找機會,於是他們很多人成為土豪,溫州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個地方的人,特別明顯,各有千秋,筆者認為,最具浙江精神的代表是蕭紹寧這裡人。為什麼這麼說?甌越之地的人漂泊四方,跑路在外,過於重利,有投機者的作派;杭嘉湖平原的人是性格太軟,太安分守己,有安樂公作派;而蕭紹寧一帶的人重鄉土,又大氣,能抱團,所以一直以來充滿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可以說,浙江精氣神在蕭紹寧之間。

正因為如此,一旦有些危及到公眾利益的事,就不難理解,蕭紹寧一帶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最為強烈了。

雖然我不是蕭紹寧平原的人,但是我歷來欣賞那一邊的人。所以,我給他們打分一直打得很高,希望他們能夠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個標本。

大水已退,而水聲猶在心間。

治國如治水,既要治好江河湖水,更要治好口水,口水間蕩漾著民心,歸根結底一句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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