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正趨向大城市化而非城鎮化

【看中國2013年10月06日訊】城鎮化一詞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目前已經成為中國謀求經濟持續發展的希望和動力；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則是一個反映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國際通用詞彙。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似乎在於前者發展的模式更加多樣化，即既要發展大城市，又要建設好小城鎮。如農村的城鎮化，就是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依托，實現農村人口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設想總是完美的，但現實又是如何呢？

中國人口遷移的主流方向是大城市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曾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大事件：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可見，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對21世紀的全球經濟，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現象是，中國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村莊在不斷合併消失，農村的荒田數量在增加。2012年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自然村過去十年間由360萬個，銳減到只剩270萬個。這意味著，每一天中國都有80個到100個村莊消失。與此同時，中國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數量卻在迅猛增加。2008年統計局公布的百萬人口城市數量為122個，五年後的今天，據稱已經超過160個。

儘管不少人對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堵車、生活成本高昂等詬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政府部門也對人口流入採取各種限制措施，如戶籍限制、購房限制、考高中、大學限制等，但依然阻止不了其他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入。比如，上海政府部門曾預測到2020年常住人口將達到2250萬，如今卻已經達到2400萬了。

為何人口遷移更傾向於大城市呢？首先，這是在全球都帶有共性的趨勢。因為大城市可以實現規模經濟，即實現各類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從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小城市或小城鎮由於規模不經濟，按世界銀行的估計，其勞動生產率通常要比大城市低20-30%。因此，人口集聚本質是一個經濟現象，從世界各國最大城市的案例看，東京人口佔日本城市人口的41%，GDP佔日本的18%；首爾人口佔韓國城市人口的25%，而GDP佔24%；而上海人口只佔中國城市人口的3%，GDP佔全國的4.4%。即便日韓沒有參照性，那麼紐約人口佔美國城市人口的8%、孟買人口佔印度城市人口的6%，同樣是大國，中國的集聚度還是明顯不足。說明中國今後人口大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

其次，人均擁有的資源匱乏、公共服務的總體短缺和分配不公平，也是中國大城市化的特殊原因。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財政收入中用於民生服務的支出偏少，如教育、醫療、社保等佔比明顯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而用於投資和政府開支的佔比又偏高。而大城市相對於中小城鎮，交通環境、教育醫療、就業薪酬及文化娛樂等條件都要好得多，自然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據說，一個北京戶口的「市場價格」值50萬，而中國迄今為止，城鄉收入差距、區域差距還非常大，全國竟然還有30%以上的人口喝不上清潔飲用水。這就是人口向大城市遷移的動力所在。

隨著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租等生活開支不斷增加，人口又會外遷至離核心城市較近的郊區或中小城市，從而形成了大都市圈。目前，中國的京津唐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中部城市集群、成渝地區等大都市圈都在不斷集聚人口和擴大地盤。

城鎮化癥結在於它不是一個純經濟學概念

英文中沒有城鎮化的對應詞彙，只有urbanization，這就引發一個思考：城鎮化是經濟學概念嗎？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階段，提得最多的口號是「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這就是所謂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模式，那個年代提城鎮化，大家都能接受，因為其產品比較低級，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廉，專業分工不複雜，其背景是當初商品供不應求，處在短缺經濟時代。

如今，中國早已步入了過剩經濟時代，大部分製造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現象，對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要求大大提高了，鄉鎮企業的模式就難以適應社會化精細分工、配套協作的要求。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本身已經說明鄉鎮企業只是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產物，農村的工業化不可行，而離開了工業依托的城鎮化，就有點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其生命力有多強呢？

不管是哪門學派的經濟學，其前提都是「資源是有限的」，假如資源可以無限攫取，則經濟學就沒有存在必要。故城市化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並向城市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的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 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耕地面積及水資源等都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國家而言，就更應該選擇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模式，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即便在美國，儘管人均資源擁有量非常富裕，但其人口遷移也是趨向於集中的。美國的一半以上人口只集中在五個州，80%的美國人口居住密度區的面積從1900年的佔國土面積25%，降至如今的17%。由於市場選擇了集聚經濟模式，導致大城市成為多個製造業中心，而且由於人口、資本、技術等密度的增加，服務業也得以空前發展，其增加值反超製造業。而小城市則發展成為某一領域專業化較強的城市。

或許，有人會說，德國發展中小城市的案例很成功，並沒有出現大城市集聚的現象。確實如此，但前提是要發展中小城市，必須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化，如德國漢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別超出東北部落後地區的2倍和100倍，但兩個地區的福利卻沒有差異。這就要求政府財政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管，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民生支出，同時，也必須有這個財政實力。而對中國而言，當今的政府財政只是一個吃飯財政，社會保障的缺口巨大，存在公共服務總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的雙重問題。

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一些發達國家也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即人口從大城市向周邊小城鎮遷移。但前提在於這些小城鎮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及其他福利都與大城市差異不大，這才構成「逆城市化」的理由。人作為經濟動物，其遷移地的選擇，肯定是做了各種利弊得失的週全考慮。故「逆城市化」（或稱為城鎮化）一般是在高收入國家中城市化率已較高、人口向城市遷移過程基本完成的情況下發生的。

對中國而言，由於城市化過程還遠未完成，期望全國各地都通過本鄉本土的發展來實現城鎮化，顯然是不現實的。過去10多年來，中國投資的流向與人口流向恰好相反，表明瞭生產要素的錯配。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鎮化是城市化的高級形態，是大城市化之後的逆城市化過程。

為何在制定區域發展戰略時總是忽視成本

過去10多年來，中國前後提出過很多個關於區域和城鎮化的發展戰略，筆者認為，除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取得超預期的成功外，其他諸多發展戰略的實際執行效果似乎並不理想。比如與解決三農問題相關的戰略、與縮小地區貧富差距相關的戰略等，都不盡如人意。如新農村建設的口號在2003年提出，而目前農村留不住中青年已是不爭的事實；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也提了多年，但統計數據顯示，這些地區的投入產出比在過去10多年中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地方債務水平卻大幅上升。

單純從這些發展戰略的字面去理解和解釋，都是合理且必須去這麼做的，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者，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容易對此達成共識，但大家可能忽視了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兩大原理，一是資源是稀缺的，二是存在機會成本。正是由於資源有限，西部投資多了，東部就會減少；假定西部的投入產出比是1：1.5，而東部是1：2.5，顯然投資西部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事實也恰恰如此，目前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接近80%，即投入產出比已經下降至1：1.2，如此低效的投資所導致的資源浪費是令人吃驚的。而佔國土面積15%的東部，所創造的GDP佔全國52%左右。

即便是低效率的投資，總能夠實現區域間收入差距的縮小或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吧？但事實上，過去10多年來，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及社會貧富差距並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這說明看似縮小差距的戰略，卻出現了背道而馳的結果。可見一定要敬畏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

最近很多中西部地區都在大力招商引資，但效果卻非常不理想。原因何在呢？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算術問題：假如有兩個同心圓，第一個圓A的半徑是100公里，A內的製造業非常發達；第二個大圓B的半徑是300公里，B-A地區的製造業比較落後。儘管A與B的半徑只差兩倍，但A與B兩個圓的面積卻相差八倍。若B-A區域內的各個地方政府都想招商引資，即便A區域內把所有的製造業都轉移出去，也只能滿足B-A區域內的1/8的工業化需求，好比一隻繡球拋出，有八雙手在搶。故中西部地區要對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同樣會面臨僧多粥少的困境。更何況當今中國大部分傳統製造業已經面臨產能過剩的窘態，中西部地區化巨額投資所建造的大量基礎設施，會有不少將被閑置浪費。其實，這個簡單的算術題之所以一直被算錯，還是由行政體制決定，因為地方政府部門都忙著去實現GDP目標，而實現可操控的手段，無非就是投資、借債借貸、賣地等手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