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算納粹 看文革反思的前提(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04日訊】近年來，在對於文革的反思中，人們常借鑒和對比德國民眾對於納粹和大屠殺的反思，用來反思國內民眾在文革中的全體責任。固然，有助於人們對文革的根源、成因、罪與責等至關緊要的問題進行深層的思考。然而這樣來反思文革，這樣的借鑒和對比脫離了一個重大的前提，那就是當德國民眾在對於納粹和大屠殺的反思時，有著至關緊要的前提，而我們對於文革的反思卻沒有同樣的前提，也不具備同樣的條件。如果沒有同樣的前提和條件，怎麼來借鑒和對比呢？
那麼這個前提和條件是什麼呢？
一、首先，二戰和納粹大屠殺的發動者和首惡們的罪行受到了正義的審判和清算，首惡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它的標誌就是1946年「紐倫堡國際戰犯法庭」的世紀大審判。而在此後，對於納粹份子的罪行持續不斷地進行追究、搜尋和清算。1958年11月，德國建立了「追查納粹罪行總部」，開始對數以10萬計納粹分子的罪行案件進行深入的調查和清算。承認希特勒和納粹份子的罪惡，銘記納粹黑暗統治和大屠殺的歷史，絕不允許悲劇重演等等早已成為主流社會和民眾的共識。沒有這樣的首要前提，一切無從談起。
二、其次，制定了系統的、完善的法律來杜絕納粹勢力的死灰復燃。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的《反納粹與反刑事罪法》規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嚴格禁止使用納粹標誌，即使是「大屠殺否定論」的公開言論與行為也將受到嚴懲。1958年11月，德國建立了「追查納粹罪行總部」，開始對數以10萬計的案件進行調查。在整個德國領土上，沒有希特勒和納粹首要分子的墳墓和任何紀念物。
試想，如果希特勒還被公開地祭奠和紀念，他的遺體供全民瞻仰，他的《我的奮鬥》一書、他的納粹法西斯思想還被用來指導民眾，怎麼可能讓德國民眾從道義上良知上承擔自己的責任嗎？
三、極其重要的是，通過學校的歷史教育，培養年青一代的學生們正視歷史、正視希特勒和納粹份子的罪惡。2004年1月26日德國政府頒布了《柏林州學校法》，開宗明卷地在第一章第一條明確規定：學校的教育目的，首先是培養學生具有堅決抵制納粹意識形態與其他追求暴力統治的政治學說。培養學生與納粹意識形態作抗爭的價值觀世界觀成為學校教育的首要目的。這樣的法律遍及德國所有聯邦州。教學大綱在有關當代史的課題上，專門強調「納粹獨裁──問題和分歧」，「德國的民主和獨裁」等必修的內容，要求學生深入瞭解德國是如何由魏瑪共和國裁的，探討和評價納粹獨裁是如何走上種族滅絕歐的道路，反思一個文明的民族怎麼會在20世紀的時候竟出現如此野蠻的狀態。眾所周知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和《浪潮》都是德國學校首選放映的影片。當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在德國上映時，2000多萬德國人含著熱淚在電視機前觀看了這部片子，引起了震撼性的反響。促使民眾對於大屠殺的反思。
四、最重要的是，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所說：「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納粹暴行，德國負有道義和政治責任來銘記這段歷史，永不遺忘，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是可以從我們歷史上最羞恥的一頁中學到很多東西。」正是德國政府首先勇敢地承認納粹法西斯的罪惡，承擔了這一歷史責任，才使得社會民眾有可能以同樣的勇氣來正視這一歷史責任。否則的話，一切無從談起。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納粹受害者紀念碑」前，雙膝跪下。這一舉動震撼了全世界。在1985年紀念二戰結束40週年之際，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明確表態：「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們大家（在這一天）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1995年，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接著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所有這些紀念館的宗旨都在於揭露希特勒和納粹份子的種種暴行。所有這些紀念活動，都必定有德國政府的領導人出席。正是因為德國政府領導人和政治家們在歷史問題上率先表現了勇氣、決心和誠意，才使德國贏得了民眾乃至歐洲和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正是在以上這些主要的前提之下，經過幾十年來持續不斷的反省和自責，德國社會才有可能展開曠日持久的大討論，才有可能使德國民眾開始反思：「我們每個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罪責？」德國年輕一代人才有可能開始提出疑問：「我們的父母在納粹時期幹了些什麼？」並在德國主流社會形成了一種共識，那就是永遠銘記這段恐怖的歷史，永遠記住納粹法西斯的罪行，並要把這種認識世世代代傳下去。
當我們經常提起文革餘孽如何死灰復燃。實際上在德國也存在極少一部分納粹餘孽，但他們在德國非但成不了氣候，更成為民眾所自覺、自願地群起而攻之過街老鼠，一則「德國群眾制止新納粹分子企圖在柏林聚眾鬧事」新聞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在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德國新納粹分子8日卻企圖在柏林聚眾鬧事，他們的倒行逆施引發眾怒，被當地群眾堅決制止。當天約3300名德國極右翼組織成員聚集在柏林東部亞歷山大廣場，揮舞著納粹德國使用過的紅色、白色和黑色旗幟，氣焰囂張和瘋狂。
見到這種情景，大約6000名當地群眾自發進入亞歷山大廣場周圍街道，制止新納粹分子鬧事。一些群眾打出了「再不要法西斯」和「再不要戰爭」的橫幅。最後，那些新納粹分子以失敗而告終。之所以能這樣，在於德國民眾的覺悟已經達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納粹法西斯的死灰復燃和捲土重來。而達到這一點，脫離不了以上的那些必要的前提。
正如漢娜•阿倫特指出，艾希曼等納粹匪徒所犯的罪行在本質上是反人類罪。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和理論上澄清這一罪惡，如何來反思文革中的那些同樣駭人聽聞的罪惡？
當我們在反思文革的時候，當我們借鑒和對比德國民眾的反思深度的時候，能忽視以上所列舉的幾點重大的前提嗎？沒有這些至關緊要的前提，我們如何才能對文革進行認真地、深刻的、實質上的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