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反右」情結(圖)
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21日訊】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做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內什在《鄧小平》一書說，整個反右運動就是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他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他的頭銜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因此，我們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號文件雖決定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卻最後保留了幾個標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確性。1980年3月，距離反右運動二十三年，鄧小平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反右運動做出了如此結論：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反右運動被肯定，大多數右派卻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幾個民主黨派著名右派，鄧也交代：「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這就是權術，一切都是為了政治需要，但畢竟還是心虛。
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這件事的決策者雖是毛，而他本人就是執行者，他連毛都不願否定，何況否定自己。「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和劉賓雁來到北京中關村812樓許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舉辦一場「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由方勵之草擬，時間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聯繫地址是許良英家，發起人署名為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不到半個月，由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全國性學潮爆發。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他的談話整理成文後以《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題，收入了當年2月出版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此後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正式文本與最初傳達的談話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刪去了一些當時場景下鄧的比較隨意、即興的表述。
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陸超祺聽到過傳達，他後來在《胡耀邦的「不合時宜」思想——紀念胡耀邦逝世11週年》文中引用當時聽傳達的記錄，發現有些話被刪去了，其中跟「反右」有關的內容，如鄧說：「王若望、方勵之早就叫開除了，還留在黨內幹什麼？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發起反右派運動三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就應該開除黨籍。」當時《人民日報》年輕記者祝華新訪問已改正的錯劃右派知名人士，鄧質問道：「《人民日報》想幹什麼？」
這些話在正式文本中沒有了。鄧口中的「反右派運動三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就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三人發起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他是接著趙紫陽的插話說的，王曉漁從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看到趙紫陽關於那一天情形的回憶：「當時我插了一句：劉賓雁找了費孝通、錢偉長，商量1986年要開一個會，紀念反右鬥爭30週年。費、錢二人覺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沒有搞成。小平說，費、錢不錯。」趙所說與籌辦「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事實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許、劉幾人商定，劉並沒有去找費、錢商量），卻提供了費、錢舉報的重要細節，這與正式發表的談話中，鄧誇獎費、錢他們的內容相吻合：「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1986年11月，許、劉、方三人一共發出約40來封通知，包括黃萬里、徐鑄成、袁翰青、鐘惦裴、曾彥修、劉尊棋、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曾肯成、孫章祿、陳修良等都熱情回信，唯有費孝通、錢偉長例外。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列印件送交中共中央，並附了他本人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錢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六屆五次會議上增選為副主席。
根據鄧1986年12月30日的談話，1987年1月12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管惟炎被免職、副校長方勵之被撤職。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1月16日，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
趙紫陽插話時，沒有提起許良英，只提劉賓雁，鄧一錘定音，方、王、劉開除出黨。劉被開除黨籍確與參與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有關，其實此前，1986年12月20，劉即因受到人民日報社領導的壓力，已電話通知許良英退出，希望他們諒解。然而，在隨後展開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供有關單位的領導幹部研究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思潮時參考」的《劉賓雁言論摘編》，一共十篇，大多數都是他在全國各地的講話摘要，最後一篇赫然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可見劉被開除黨籍，與此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鄧小平對「反右」這段歷史始終耿耿於懷，凡是觸及、甚至衝擊他心中那根線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勵之說，「許良英漏網，據說是鄧小平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許良英聽說是趙紫陽插話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誤把他記成了王若望。即使專門研究反右運動的學者朱正先生，多年後也沒有搞清楚「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發起人是哪幾個。他在《1957：知識份子的解構與重組》（《隨筆》2008年第1期）稱：「1986年11月，三個右派許良英、劉賓雁和王若望聯名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研討會’」，將方勵之錯成了王若望。
有嚴重「反右」情結的鄧小平在上述正式發表的談話中，還有一番關於反右定性的話：「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很可能這也是接著趙紫陽的插話說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後，到1987年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時，鄧小平已由執行者變成了決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結沒有變。只是由於致力於經濟改革的執行者趙紫陽對此不積極，甚至消極抵制（也可以說執行不力），加上時代環境已大為不同，這一次的「反右」運動沒有擴大化，在開除了王、方、劉等三人黨籍，逼退了吳祖光等幾人黨籍之後無疾而終，而挨整者幾乎都成了那個時代萬眾矚目的明星，他們的思想也藉此機會得到更大的普及。我就是因批方勵之而接觸到他的思想言論，由此逐漸對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產生了懷疑和進一步的思考。
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