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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到飢荒 慘痛「學費」四千萬餓殍(圖)

作者:裴毅然  2013-08-23 08: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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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8月23日訊】丁抒先生是大飢災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處引用丁先生的《人禍》,真誠鳴謝!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權之初,由於連年戰爭,農村凋敝,人均耗糧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農一年只能吃十頓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頓。山農多吃這點白面已被薄一波作為「社會主義成績」匯報給毛澤東。就這點底子,農民剛剛過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識形態決定的合作化運動便開始了。

抗戰初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認定:紅軍時期不高舉三民主義而高舉蘇維埃旗幟,乃是一大損失,承認蘇維埃運動脫離中國實情。獲得全國政權後,左傾意識形態還是使中共駛向已被經驗否定的蘇維埃方向。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吹響合作化號角:「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1955年,農村合作化進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並不如中共想像的那麼美妙,農民僅憑直覺就認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驅動必然導致懈怠刁懶,平均分配更是無法保證公平公正。由於強迫入社,農民入社前砍樹殺畜賣牲口,某生產隊原有生豬300多口,公社化後只剩下9口,雞鴨更是幾乎全殺光了。歸社的大牲口也因飼養不善多多病死,全國銳減200萬頭以上。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60%。」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匯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被殺豬羊。」「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併,富隊不願意,上面就是不讓。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面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著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裡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只幾粒谷,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麼)!’」浙江桐廬環二大隊,1960年工分值僅0.0302元,社員勞動一年僅得2.53元,一個壯勞力還不如一隻老母雞,母雞下蛋一枚可賣五角,壯勞力出工一天僅三角余。

合作化挫傷生產積極性最大的是富裕中農。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併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

蘇聯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也惡果纍纍:1933年集體化運動結束,蘇聯農產量和家畜減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還未恢復1928年集體化以前水平。1953年蘇聯耕牛數量仍少於1913年。1946年,糧倉烏克蘭發生大飢荒,也出現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慘事。據《蘇聯國家經濟年鑑》,1913年全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8250萬噸。

二、反右失去理性過濾層

反右前,黨內外對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對聲浪漸大。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說:「1955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毛不顧合作化實際惡效,從馬列原則出發,硬著頭皮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反右反右傾打掉150萬精英,社會失去理性過濾層。1925年入黨的瀋志遠,著名學者、學部委員,所譯《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在延安就享有盛名,毛澤東曾當面稱揚。瀋志遠因言成右,說的不過是黨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細了,妨礙了人們發揮自主積極性。千家駒《自傳年譜》:「‘反右’以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鴉雀無聲,不要說指鹿為馬,即說一個螞蟻比像還大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何滿子:「‘小心火燭’是我們不約而同的心態。」

由於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社會失去糾錯必須的制衡力量。1955年後,若再替農民叫苦,再反對統購統銷,便是十分危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被毛斥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而撤職。一黨專政天然攜帶的糾錯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綻露。原本搞經濟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經濟專家,高層領導猶如盲人摸瞎。如劉少奇本來是反冒進的,1958年9月視察江蘇常熟和平公社實驗田,公社書記說畝產可打一萬斤,農家出身的劉竟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著名論斷——「冒進是馬克思主義」。

1960年底,毛澤東表弟賀曉秋之子闖中南海向毛面訴:「倉裡沒有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衝天罵娘。」1960年3月12日,烈屬何明淵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籠,路透社簡訊稱寓「暗無天日」。何的叔叔與大哥均為紅軍烈士,何被捕後:「大不了一個死了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麼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來、劉少奇匯報此案,劉難過得久久不語。1960年6月,湖南彬縣女青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憤貼標語十數張:「為了挽救全國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鏟除人民公社!消滅人民公社!」中共高層完全清楚下面的情況。

反右後,中共鬧出的外行笑話可謂多矣。劉少奇說「外行領導是原則」;為大煉鋼鐵拆函谷關城樓與浙江龍泉古寺,名曰「古為今用」;毛澤東為得一點廢鋼甚至想拆杭甬線與膠東線。譚震林在西安幹部大會上說:「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令後人大開眼界的還有:用大鍋煮糞便製造高級肥料、往地裡澆芝麻油、狗肉湯、給莊稼注射葡萄糖液。

失去了理性隔濾,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後來證明,哪兒反右積極,哪兒「白旗」拔得最乾淨,哪兒災難就越大。安徽濉溪縣是反右積極縣,共抓「右派」、「中右」、「反社會主義份子」1600餘人,在全國2000餘縣中首屈一指,大飢餓死亡人數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銳減1/4以上,僅1960年就減少12萬。發燒度較低的省份,餓死人的情況也相對減輕,吉林是少數幾個沒餓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應記一功。

三、大躍進對社會生態的大破壞

按大躍進理論,乃是生產關係大飛躍。但農村的現實是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全社範圍內一律均財、無償調撥財物、銀行一律收回農村貸款),搞得雞飛狗跳。安徽舒城縣城北公社古城大隊,1958年秋後賣糧24萬斤,糧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窮隊,古城幹部編詩:「累了一頭汗,賣糧二十萬,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躍進另一大折騰是大煉鋼鐵,6000萬農村壯勞力上山採礦伐木,農田勞力嚴重不足,稻棉大熟無人收割,豐產無豐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去密雲水庫,沿途棉桃隨風漫飛,像下大雪一樣。山西陽城縣潘莊公社,年底糧食還爛在地裡,柿子掛在樹上。陝西安康大量紅薯無人收穫,不僅爛在地裡,還延誤了冬小麥播種。1958年底彭德懷到湖南平江調查,也發現稻子沒收紅薯沒挖。羅榮桓1959年5月說: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佔總產量10%,河南50%秋糧毀棄於地。河南1960年農業產值下降1/3。

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受損害最慘重的還應算農業。1957年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產量1960年為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當。由於許多農田被改種糧食,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更加減少(1959年至1962年間,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下降了35%),1960年為3405萬擔,比1959年下降50.9%,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國以前的水平。豬存欄數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必須用多發鈔票來彌補。1957年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1959年上升到75億元,1960年上升到96億元,1961年更高達125億元。貨幣投放過多,國家商品庫存又被挖空,結果必然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

在違悖基本人性的合作化與瞎折騰的大躍進夾擊下,迎來大飢餓已是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國糧產量較之1957年下降30%,還能不出現大面積飢荒嗎?

至於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不僅沒有吃出「共產主義意識」,反而吃出鄉諺:「放開肚皮吃,藏起力氣做。」上海浦東農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飽,撐得難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最講究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中共,這會兒反過來強硬要求經濟基礎去適應自己的意識形態。1962年2月26日,中央財經小組長陳雲在「西樓會議」上承認:經濟遭到這麼嚴重的破壞,要把經濟恢復起來,不是一兩年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能夠動員起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國出現大面積消極怠工,糧食產量大幅滑減,此乃大飢餓的第二層致因。同時,公共食堂挖盡農民存糧,秋後短暫的「放肚盡吃」消耗了集體糧儲,及至春荒,上下皆空,無糧熬荒。如果農民自己開灶,量入為出,半干半稀,計算著吃,便不會大面積出現不顧一切的「前吃後空」,秋後吃得死撐,冬春飢餓斃亡。

四、反右傾失去糾錯機會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一次糾錯良機,僅僅由於維護毛個人威信,硬從反左轉為反右,再唱高調,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觀事實。反右使黨外閉嘴,反右傾則使黨內也閉嘴。1959年春,黨內老五陳雲私下說:「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雖有毛的邀請,陳雲還是沒敢在大會上發言,因為「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匯報情況,見毛的前一晚,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況告訴毛,思想鬥爭了一夜,又抽煙又踱步,最後還是沒敢將真相完全告訴毛。1960年陳毅去了南方,回京後在會上感嘆:「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楊獻珍說了幾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遭到毛迎頭痛擊,很快就被摁下去。

浮誇風下,官員腫臉硬充胖。1959年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當周恩來聽說甘肅出現飢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省委書記何承華竟答「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如此膽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態,若非道德品質惡劣,會這麼不顧人民於水火麼?河南信陽已出現餓死人,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派民兵封鎖村莊與交通要道,堵住外逃飢民,信陽地區餓死者至少百萬(官方公開承認50萬)。

安徽無為縣有的幹部甚至不准農民採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歸屬共產黨。鳳陽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郵局奉命截扣告狀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餓死人的信息掩蓋了很長時間。各級幹部都明白「上下有別」的利害關係:農民的肚子問題遠不如上司對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計畫遠比農民生計重要。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放出大衛星——水稻畝產13萬斤,公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瞞產」

為防止高徵購,一些地區為保口糧,不得不瞞產私分。1958年7∼10月,全國糧食徵購下降440萬噸,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頓時緊張。10月2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突擊收購和調運農產品,在全國農村掀起「反瞞產」運動。1958年實際徵購數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會」上,糧食部檢討: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3400億斤,徵購就拿走1200億斤,傷了農村元氣;1960年已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糧食部還以為天下太平,實屬見事太遲,徵購過頭是大飢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權威史料披露:

由於高估產而高徵購,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共徵購糧食1123億斤,比正常年景增購了200億斤,使農民手中的存糧數急劇下降,1959年有些地區就開始出現糧荒,造成公共食堂停夥,部分社員外出逃荒,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問題也出現了。1959年度徵購糧食達到1348億斤,佔了實際數量的33.7%,農村留糧由1957年的294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億斤。1959年的糧食減產,如此之高的徵購量,這是農民難以承受的重擔。即使如此高的徵購,但在高銷售的情況下,國庫週轉糧還是日益減少。1958年6月底,國庫存糧386億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億斤;1960年6月底僅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週轉糧數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庫存糧無多,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個月的用糧,一些大城市幾乎脫銷。

還需要多說嗎,3000萬人缺糧一月,還能存活嗎?

經過「反瞞產」,山東1600萬農民全年人均擁糧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還不夠兩隻雞吃。甘肅定西地區「反瞞產」運動中,幹部指揮民兵在農家掘地挖牆找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獸行,據省委工作組事後統計竟達128種。資中筠的安徽保姆,「由於虛報浮誇,上面催交的糧食數量極大,誰家藏一點糧食,村幹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後一罐偷埋地下的糧食就是這樣被挖走的。」

丁抒先生分析:「廬山會議後全國性的‘反瞞產’、高徵購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譬如廣西龍勝縣1957年徵購975萬斤,1958年增至1362萬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萬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廣西陽朔縣,1959年糧食比1958年減產23%,國家徵購數卻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急匆匆進城,向縣委報告開始餓死人並申請救濟糧,不料不僅沒有弄來糧食,還挨了縣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評,說他謊報災情,給「大躍進」與社會主義抹黑!不僅不給救濟糧,還向他要糧食,說符離區秋季徵購任務沒完成!「反瞞產」挖空了農民的囤底,致使農民失去維持生存的基本口糧。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棄鄉保城」政策。「七千人大會」之所以召開,起因於中央要從地方徵糧150億斤,地方叫苦連天,無奈之下召集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大區書記在壓力下領受任務,但表示困難重重,這才決定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後擴至縣委書記),強調地方要顧全大局,反對本位主義與分散主義。

1960年春,當飢饉剛剛蔓延,如果各地縣委書記能像舊時知縣一樣稟報請賑,當年國庫裡還有糧,準備出口的265萬噸糧食尚未運出,至少能抵擋一陣。如山西陽城縣委書記趙樹理堅請「返銷糧」,及時分發,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幹部秘密動用儲備糧,也救了一些人。但這樣的幹部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幹部都怕被扣右傾帽子,既然將農民口糧交了餘糧,不願自打巴掌再要回來。地縣一級基層政府由此坐失及時施救的最後機會。

宏觀上,1960年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提交市場分析報告,標明當年10月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供應極其困難,至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商品達30多種;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警鐘已敲得很響很響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漢只剩下一天存糧。情急之下,武漢市委扣下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中央辦公廳大發雷霆,要嚴肅處理武漢市委,幸賴省委書記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連續發出京津滬等市糧食供應告急文件,6月6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內稱北京存糧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無存糧。

外貿部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1959∼60年多出口糧食幾十億斤,還要求大家不吃豬肉支持出口,飢荒既起仍不顧國內經濟狀況,盲目出口,以致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大量出口高徵購得來的糧食,乃是一系列導致4000萬農民餓死的重要因素之一。發現危急時,中央因手中無糧而束手無策。此外,自己日子都過不下去,還要援助亞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個國家提供經援,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1961年,連毛澤東也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

1959年一方面較之1957年減產1500萬噸,但卻出口糧食415萬噸,比1957年增加223萬噸。僅這增加的223萬噸,就可供4000萬國人吃幾個月,足以熬過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萬噸。當國人成百萬餓死時,他們打下來的糧食卻在被一船船運走。其實,只要將兩年間出口的糧食留下一半,飢民們就可以全部得救。當時的大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的急迫性兩眼一抹黑,他根據各省虛報數字,還以為國庫裡糧食有的是呢!因此,周恩來犯下致命錯誤:當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拿外匯購買糧食,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較低,認為不僅不應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這一決定,失去了中央一級最後的補救機會。

1960年底,鑒於形勢實在峻迫,一再拒絕批准進口糧食的毛澤東,只得同意從澳洲進口440萬噸糧食(夠一億人吃三月)。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那680萬噸糧食,又可挽救多少萬人的性命!糧食一進一出,運來運去撥來調去,又耽誤了多少時日。飢民們即便千辛萬苦逃到城裡,由於城鎮居民也吃不飽,「盲流」也很難討到食物。

礙於政治形象的新聞封鎖是中央一級「自動」喪失及時賑災的另一致因。新聞自由在及時傳遞各地信息的同時,短時間內就可將災情成為全球共同問題,大大提高了賑飢能力。但自己不肯說的「堵路鎖息」,甚至視吃進口糧為蒙羞,真正可謂「自絕於人民」。

七、進入「天堂」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報刊上鋪天蓋地用漫畫詩歌向民眾描述預約的幸福。只是「天堂」裡的材料太多,限於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當陽縣跑馬鄉公社書記大會宣布11月7日全鄉結束社會主義,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群眾一鬨而散,紛紛上街「共產」,先搶空商店,後破門搶私宅,還有人上幼兒園認領孩子當兒子,大呼「不是共產了麼?!」

——王任重調查「信陽事件」後:「我到光山(信陽地區轄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鄧力群也說:「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說: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在蔚縣西合營村,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裡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四川高縣小鎮,公開用大鍋煮食小孩,圍觀者無人指責,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局。

——在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長,每次帶回米飯都鎖藏家中櫃子,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割肉煮食。不少飢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間刨墳掘屍為食,野外常見被剔除皮肉的屍骨。

——甘肅某農戶,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外,等女孩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頭骨。幾天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得門外大聲哀哭:「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山東臨沂,常見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三萬,「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開擺賣人肉。」

——滇桂粵疆等地發生多起集體外逃。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對逃港者不予堵截,兩年間至少十萬人成功逃港或由港轉逃它處。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包括縣委書記、縣長也一起逃了。中共官方記載,1954∼80年逃往香港56,5萬人,「這個數字明顯是偏低的」,26年裡「逃港」成為風氣,廣州人常去珠江練泳,目的就是「逃港」。很多粵人從小被教育「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

——北大右派青年教師餓極時生吃癩蛤蟆和青蛙,同屋犯人則吞吃一少年犯最心愛的蟋蟀,然後向少年跪磕謝罪。1961年,徐鑄成出席浦江飯店某次宴會,「我注意不時有些居士或釋士們,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頤了。」1960年,連中宣部「機關浮腫的人一天天多起來」。陳毅夫婦都吃不上蘋果。

——1938年入黨的宗鳳鳴先生說:濮陽梨園鄉東韓砦村乃抗日模範村,村裡老頭老太差不多都是這一時期餓死的。有的家庭商量,是讓孩子餓死還是讓大人餓死,商量結果是讓小孩餓死,留大人掙工分,還有一份口糧吃,否則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錦西勞改礦隊,1200多名犯人至少餓死1001人,還沒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腫,臥床不起,另兩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強下床走動。甘肅勞教農場犯人們喝光100公斤清漆。還有人當眾搶吃別人的點心,不管如何打罵,吃完為止。還有餓者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脹死,甚至醫生也因餓極而明知故吃,撐破肚腸而死。

——飢餓犯人一邊拔毛一邊連血帶肉生啖活雞。如能從墳堆裡挖出死人骨頭,算是好運氣,「人家就這麼隨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裡細細啃嚼,津津有味,若監視的人來了啃不完,就帶到屋裡燒坑的火裡烤著吃,那香味倒是頂饞人的。」

——天津東郊茶澱勞改農場,兩名勞教犯各將一根細黃瓜塞藏對方肛門,以躲避下工時的檢查,但還是被識破了,扒下褲子拉出黃瓜。燕京畢業生韓大鈞(後為中科院研究員),挖出一窩剛出生的幼鼠,眾目睽睽之下,將還沒睜開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致中央匿名信,描繪重災區梁平縣,「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彷。門窗都沒有了,傢俱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裡都是雜草的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裡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

——「七千人大會」也開得摳摳縮縮。「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都是光光的。」「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接待外賓的招待會原本請不到的中方高級人士,這時凡請必到。冷餐會上,服務員一端上盤子,一擁而上一搶而光。周恩來一次不得不輕聲提醒那些高幹:「注意點吃相!」

——1969年底,學部外文所集體下放至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肉多。

——曾任甘肅省高院院長的延安女幹部李磊記述:「每天都有不斷餓死人的事發生,有些家已成了絕門絕戶,能吃的東西全填到肚子裡了,連榆樹皮也剝光了,甚至已出現吃死人、吃活人的事情。」

——1976年,全國人均糧棉油產量仍低於1956年。對中共革命貢獻甚大的湖北紅安縣,1975年共有52名女青年先後集體自殺,因為「鄉里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麼指望的,還不如早死。」湖南瀏陽縣,革命勝利35年,「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湘西鳳凰某苗區,1980年沒有一戶農民擁有一輛自行車或一塊手錶。[1977年廣東寶安農民勞動日值0.7∼1.2元人民幣(在內地相當高了),香港農民勞動日值60∼70港幣,差距至少50倍;1976∼80年再掀逃港潮,珠三角各地約30∼40萬人逃港。「天堂」居民竟堅決要求入「地獄」!

八、到底餓死多少人?

據198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鑑》,1958年全國人口65994萬,1959年67207萬,1960年66207萬,1961年65859萬,1962年67295萬。1960∼1961年淨減人口1350萬。加上每年1200∼1400萬出生人口,死亡人數應在4000萬左右。據中共權威黨史專著:「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紀實》:「中國人口總數在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飢荒。」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500萬。此前中國2129年間,發生203次萬人以上餓死記錄,總和也才2991萬。

一些省份具體數字如下:

四川一省按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的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

《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安徽省委書記萬里:「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安徽總人口1960∼61年淨減439萬。該省無為縣除了幹部家庭,絕大多數婦女不再生育,三年中出生的孩子寥寥無幾。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無為縣誌》載,1957年全縣人口982979人,1960年底僅餘662557人。縣看守所長胡大海:「看守所裡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因為飢餓的原因。」農業部司長郭書田:「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佔全縣總人數的1/4左右。」鳳陽縣1958年人口約39萬,近10萬人餓死,其中一個公社三人死去二人。

甘肅至少餓死130∼200萬,至少佔全省人口1/10,最富饒的渭河平川百泉大隊千餘人餓死近1/3。湖南餓死接近200萬。江蘇溧水縣餓死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死得只剩下幾個人。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廣西起碼50萬。

青海人口稀少,「非正常死亡」即便以最下限16萬計,也已是該省人口的1/10。地廣人稀土沃糧豐的東北,黑龍江不下10萬;瀋陽6萬(均為所轄新民、遼中縣);山東「非正常死亡」148萬,「遷出」160萬;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貴州畢節地區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寧化是福建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

補充資料:

據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

安徽:「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文革後出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說:「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

江蘇:溧水縣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只剩下幾個人。

山東:148萬,遷出160萬;

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

貴州: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

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寧化是該省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

廣西起碼50萬。

八、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災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卻是兩條:一、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二、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不容糾錯。對中共和毛澤東來說,最致命的價值內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單干,拿什麼證明新舊社會的本質差別?如何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國有化集體化,共產革命還有什麼法理基礎?意義取決於價值,對於這一點,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們最終能夠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礎。1958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之所以使周恩來、陳雲等黨內務實派閉口,除了毛權威,更重要的還是對共產設計的價值認同。

面對反對合作化的聲浪,1955年5月毛澤東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毛認定「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只是各級幹部。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1949年我很高興,但中國還很窮很落後;以後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毛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周恩來拍著榮毅仁的肩膀:「你還年輕,能夠看到共產主義!」同年,毛澤東對王任重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見,毛求功之心甚切。顯然,只有將中國領入社會主義並實現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證明中共革命的偉大價值,暴力革命預付的慘烈代價必須由革命後的經濟效益來體現。否則,何以證明「社會主義就是好」?聚集中共政治精英的「七千人大會」,也一致認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公有制+計畫經濟。

1961年,黨內高層幾乎一致認為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挽救農村經濟,才能救農民於水深火熱,但毛澤東一手遮天,「硬著頭皮頂住」,不肯從「社會主義陣地」撤退。這裡,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價值認識,毛深信只有集體化人民公社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全面超越資本主義,如果倒退單干,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內涵?毛與他的同事看不到:合作化不僅從利益設置上消除了個人求富的可能性,而且從價值觀念上否定了個人求富的正當性,嚴重捆綁了農民手腳。「社會主義」不僅沒有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而是起了嚴重的「反作用力」。意識形態乃是這場巨災的第一致因。

沒有共產學說,沒有這面引向天堂的旗幟,沒有這一不可駁斥的價值前提,億萬國人會被乖乖領進地獄麼?共產學說才是比毛澤東個人權威更有力量的東西,才是導致全球上億「共產冤死者」的罪惡之源。這個「主義」否定了人類社會的既有經驗,以浪漫空想代替現實經驗。對這個「主義」的每一寸忠誠與堅定,都成為警省反思最強大的阻力。因此,僅僅批判個人是不夠的,指導人們行為的錯誤思想才是影響更大作用更深遠的祟源。如面對合作化、大躍進闖下的巨禍,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大會發言中仍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論調,能夠糾正錯誤麼?

當然,毛的個人品質也是必然予以譴責的。鄧力群說李先念從信陽調查回來,看到村婦沒有一人不穿白鞋,反映到毛澤東處,「簡直令人不可想像,惟一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復。1960年春中央發文,要在那些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居然如此推罪於人,就算階級敵人破壞,你難道不應首先解決子民的生存問題?光靠搞政治搞階級鬥爭,能搞出糧食麼?

何方先生揭發:「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制訂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杭州西湖劉莊,建於「自然災害」期間。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請趙丹與鄭君裡夫婦,黃宗英:「這些美味珍肴令我們既開眼界,又感驚異。……許多農村此時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們的家宴卻奢華依舊。」

1962年,毛入住佔地千畝的上海西郊賓館(柯慶施專為毛新建的「馬屁工程」),不僅沒有斥責柯於餓殍遍野之際大興土木,此後也沒有為百餘人為他長年看守這所別墅而內疚。韶山滴水洞賓館是毛親自要求興建的,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底建成,毛僅於1966年入住12天,長期空關,一連士兵長期守衛。鄧小平後來說:「影響極壞!」周恩來一面為這些工程一一撥款,一面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領導:「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他真的是「好心辦壞事」,以為敢叫日月換新天,乃是為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著他們走進地獄。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經支付了這樣的「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就實在不可原諒了。毛澤東此時的選擇明顯違背了「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從毛決策的幾大動作來看,無論出兵朝鮮、大躍進,還是廬山會議、發動文革,大飢餓時他那幾滴淚水並不能掩蓋這些重大抉擇背後的真正傾向。正如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

在中共鼎力軍援下奪權的柬共也視富為仇。1975年4月,四天內將200萬人趕出金邊,將所有富人變成窮人,變城市居民為農民,廢除貨幣與商店,消滅宗教,視傢俱、冰箱、電視、汽車、書籍為必須砸燒的「革命對象」,廢除家庭,不許自由戀愛,指定配對,愛情是資產階級之物,婚配要為革命服務。認為這樣就可將全民培養為「無產階級」,無私而向公。柬埔寨人民在地獄中熬度了3年8個月20天,為紅色高棉的「革命理想」交了200多萬性命的「學費」。1975年毛澤東接見中學老師出身的波爾布特(1925∼1998):「我們想做還沒有做的,你們卻在實踐了。」1978年鄧穎超訪柬:「中國人民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向紅色高棉學習。」

從根本原因上分析,左傾思潮之所以深襲中俄朝越古柬等國,還是文化落後所致。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歐,歐美國家則一開始就抵制住了,用常識與理性抗禦國門之外,避免了我們痛苦萬分的「實踐而後知」。愛因斯坦就預言:「計畫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本身很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

大飢餓使共產設計失去道義性,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歷史拐點。一個標榜解放工農的政黨,一個自稱全心全意為貧苦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居然弄得國家還不如「萬惡的舊社會」,餓死這麼多自己的「社會基礎」,言行不一的荒謬性無可避免地凸顯出來,「革命能夠改變一切」的支票無法兌現。同時,面對這場巨大人禍,黨內對毛的領導能力產生質疑,從而引發毛劉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稱百年來的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只是人類為證明這一學說的荒謬,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呵!令人沈重的是:官家至今仍曲意護毛,不讓公開批評,共產學說也不讓質疑,還在維護搖搖欲墜的「偉光正「,黨仍然高於國,並將這些沉澱為集體默認的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殺一個人比殺100萬個人要有可能受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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