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堆積成山 超級大國名號毫無意義
【看中國2013年08月16日訊】有關中國能否成為超級大國的討論，就好像女生嚷嚷著要減肥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一次，而且每次暢想未來的時候心曠神怡，討論過後生活一切照舊。上月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出版的最新著作《歷史的慣性》中預測到2023年，中美綜合國力將達到同一等級，世界將形成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國際格局。同樣是上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項全球範圍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39國家中，23國家多數人都認為中國將在未來，或者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結果和2008年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
網際網路上對待類似消息一般是這樣的：如潮的質疑，反對，嘲笑，不屑——有關教育、醫療、貧富差距、法治、腐敗等等問題，任何人都能扳著指頭數出整整一堆。在許多人看來，在沒有解決國內堆積成山的問題之前，「超級大國」的名號毫無意義。
目前網上熱議的一篇文章則代表了這種心態的一個極端，題為《中國若動盪將比蘇聯更慘》的文章籍由蘇聯解體以後，超級大國地位驟降的經歷警告讀者，中國如果出現混亂，立即就會步俄羅斯後塵，淪為二三流國家，並將這種混亂歸咎為微博上的公知「天天造謠傳謠製造社會負面新聞」。此文在網路上立即招致反彈，不少網友對文中引用有關俄羅斯的資料提出了質疑，微博名人也反駁國內的問題根深蒂固，要亂也只能歸咎於體制本身的僵化。一時之間，爭吵之聲四起。不過，不論是在這場爭論中的哪一方，都一樣認同中國發展過程中暴露種種問題的嚴重性，對於這些問題放任下去的中國前景也均表擔憂。
這看上去好像一個悖論——中國越發展，擔憂的聲音越大；一方面是炫目的發展資料，各種「第一」令人嘖嘖稱奇；另一方面，致命傷越來越多，阿喀琉斯之踵不僅僅只在腳後跟，而是蔓延到全身。理論上講，中國希望通過發展克服內在一系列問題，但許多問題被證明是體制的天然缺陷構成的，在之後的發展中反而被放大。
仔細審查近代歷史就會發現許多強國在崛起時國內也是矛盾重重，有些和當下中國的問題還非常相似。英國國內的「圈地運動」和中國轟轟烈烈的城鎮化拆遷都將農民強行驅除出自己的土地；美國國內的移民族裔衝突，尤其是有色人種的民權問題，和當下中國的戶籍問題相比，本質上都是對本國一部分國民實行不公待遇；在工業革命早期，歐洲所有國家也面臨著財富迅速聚集於少數階層的過程，從而引發各種工潮，抗爭，社會動盪。
很少有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那樣問題會這麼嚴重的，更很少有國家國力越強，越擔心這些問題的。大約5年前美國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在著作《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就精闢的描述了這一現象。在謝淑麗看來，中國越是邁向超級大國，領導層就越焦慮，因為誰也不知道下一場危機會在何時來臨。直到今日，這一趨勢只是越來越明顯。
某種程度上講，這和中國的歷史傳統無不相關。中國長久以來的王朝更迭，只有「盛」和「衰」兩個極端，統一和分裂，安定與混亂，要麼大治，要麼大亂。同樣的，盛世的君主反而最擔心皇權穩固，開朝時偶有的清新之風，在王朝邁入全盛期時消失的無影無蹤，伴隨的只有高壓統治，窒塞言論，一旦國力衰退或是最高統治者放鬆警惕，裂痕就如野草一般的生長，直到分崩離析。
但是更多的，還是和中國當下的體制有關。被常常援引和中國對比的其他例子，無論是蘇聯，還是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埃及，利比亞等國家，都和中國面臨一些相似的至關重要的問題：權力的過度集中和僵化保守使得哪怕是小幅度的改革都無法推行，社會矛盾缺乏解決途徑而使得許多本來和體制無關的矛盾統統被歸咎於體制的錯，新興的市場力量無法被舊有的體制所吸納，人人都覺得自己在體制內利益得到了損害又對體制有敬而遠之的畏懼感和無法改變的乏力感。這些問題在國家國力高速發展，經濟欣欣向榮時被掩蓋，整個體制也在外力作用較小，權力鞏固時運行的四平八穩。但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可能永遠高歌勐進，一個國家也不可能不經歷一些大事件的考驗。危機一旦來臨，之前積攢的矛盾也就會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反撲上來。
中國能找到解決辦法擺脫這一困境嗎？很難，中國的歷史和政治運行模式使得「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改革雖然一直在進行，可是無疑也進入了困難重重的區域。不過也有希望，幾天前的一項調查表明，有九成的民眾表示中國未來十年會保持穩定，5月中國社科院公布的一項調查也印證在中國的主流民意是既希望穩定，又期望改革。既然如此，執政者就應該順應民眾的唿聲，畢竟沒有人希望中國亂，也沒有人希望中國成為一個不知何時會爆炸的超級大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