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批判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專制(圖)
梁啟超
【看中國2013年07月30日訊】我作這篇文的動機，全因討論共產主義及對俄問題而起。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萬應靈藥式」的什麼什麼主義，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問題及政策，祇是國別的，不會有世界性。哲學、科學上問題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問題，祇是「當時此地」的，不會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談外國流行的時髦主義，不管那主義本身好壞如何，縱令好極，也不過是學堂裡的「洋八股」！也不過是由橫文譯出來的「井田封建論」！共產主義在俄國是否實行，行得好不好，我們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縱令實行，行得好，萬不能因為俄國人吃大黃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黃芒硝硬給中國人吃。如其有這樣「頭腦冬烘」的主張，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純潔，我們祇能上他個徽號「墨（莫）斯科貢院裡出身的洋舉人」！共產主義能否為將來人類造最大幸福，我們不知道；縱令能，卻不能因為人參是補身子的藥，便隨便找一個發大寒熱的人也灌他參湯。如其有這樣純任理想的主張，我們祇能上他個徽號「坐城樓讀《周易》卻敵兵的書包軍師」！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專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無產階級專制可視為得到良政治的一種手段。專制總是政治上最大罪惡，無論專制者為君主，為貴族，為僧侶，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為少數，為多數。我相信「專欲難成」這句格言。我相信無論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種種問題，國內總不免有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利害衝突。衝突的結果，當然不免抗爭，抗爭的結果，總要雙方有覺悟，裁製自已利益的一部分，承認對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讓互助的精神而得較圓滿的解決。二次、三次抗爭，亦復如是。如是遞迭交爭交讓之結果，自由幸福的質和量都隨而加增。尤其是經濟事項，非在「兩利俱存」的條件之下，萬無健全發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勢便將別方面盡量地摧殘壓抑，其勢祇能循環報復，陷國家於長期的擾亂。尤其是言論、集會、出版、罷工各種自由，若全被禁壓──像蘇俄現政府所行為，我以為祇能令國民良心麻痺，精神萎瘁，能力減殺，不能不認為是絕對的惡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國有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對峙。若勉強要找中國階級的分野，或者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還成個名詞。有業階級，如真的農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廳、學校、公司……裡拿自己的腦筋或氣力換飯吃的，這些人無論有產無產、產多產少，都謂之有業。無業階級，如闊軍人、闊官僚、闊少爺……乃至租界裡的流氓，學堂裡及其他演說場裡高談什麼時髦主義的政客們並不見得都無產──也許自命代表無產階級的人便有不少的產，這些人通通叫做無業階級。如其說中國必須有階級戰爭嗎？那麼，祇能有業階級起而奮鬥，打倒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若無業階級得意橫行，國家便永沉地獄。至於從「洋八股」裡販來有產、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中國我認為絕對不適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業可以用宣傳吶喊及其他煽動手段得來。全民政治成立之條件有二：一須全民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覺和不得已的自動；二、須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當能力。這兩個條件都非倉卒間所能造成，必須指導社會的人們很耐煩，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啟發他們扶植他們；而且要社會在比較的安寧狀態之下，才有著手的餘地。換句話說：我們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現，總要給全國人民補藥吃，培養好他們的體子，令他們有氣力，那麼，什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他們都會自動地辦，而且包可以辦到。如其不然，專用興奮劑去刺激他們，他們吃醉了狂叫亂舞一陣，酒氣過後，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鬧得幾次連興奮性也失掉；若要加份量去興奮，或者如趙飛燕的妙藥活活送了漢成帝一條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漢亂叫亂鬧，鬧不成功也還罷了，一定把全場秩序攪得稀爛，令不醉人無從插手。所以煽動式的革命論和革命手段，祇是野心家利用群眾心理弱點，造成「趁火打劫」的機會。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換一方面看，還可以說是全民政治之敵。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個國民的政治活動可以和別個國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國有聯某國某國之可能或必要。既有兩個國家存立在世界，當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國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別國人的指導或幫助，我敢斬釘截鐵地說一句，除了甘心做吳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該有這種喪心病狂的舉動。這種話若在國內流行，便是國民品性墮落到十二萬分的表示，這個國家簡直已經宣告死刑了！至於外交呢，除卻絕交宣戰的場合外，無論對何國保相當的友誼是應該的，卻沒有什麼聯不聯。聯人須有本錢，中國配嗎？拿什麼去聯？若說我有一個大敵，要聯別個來制他，譬如綿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攆得走攆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給豺狼當點心，怕沒有第二條路！朋友們請睜眼一看，清末聯日、聯俄、聯英、聯法鬧得烏煙瘴氣，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禮物完事！我真不料在民國第十四個年頭，還有道光間《海國圖志》派的「以夷制夷論」發現於社會，且成為一個問題，重勞知識階級之討論！與論界之恥辱，真莫此為甚了。
〔說明：本文共五節，此為第一節。原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晨報副刊》：「對俄問題專號」（三）。文章原題為：「國之保護與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