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壇為何揠苗助長
【看中國2013年07月21日訊】寧夏回族自治區日前發布任前公示，年僅31歲的共青團銀川市委書記將出任自治區政法部門的政治部主任，這位年輕人從科級到副廳級僅僅用了三年半的時間。新聞媒體公開報導之後，社會各界一片嘩然。一些記者調查發現，這位領導幹部的父親曾經擔任過鎮的人大主席，充其量在其起步階段發揮過作用。從幹部任用的規則來看，這位領導幹部的提拔任用每一個程序都經得起檢驗，每一個環節都合乎國家現行的法律規定。然而即便如此，人們還是不禁要問，如此年輕的領導幹部，是怎樣坐上「直通車」的呢？
其實，只要瞭解中國組織制度發展變化的歷史，就不難找到答案。建國初期，中國的領導幹部大多來自於軍方，實行的是五湖四海，因此，領導幹部的年紀大體相當。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強調領導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大量專業技術人員走上領導崗位，中國的組織制度為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上個世紀80年代形成的帶有指定接班人性質的幹部任用制度，一直延續到本世紀，逐漸形成了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制度。其具體表現形式是，現任領導集體成員分別推選接班人，通過集體協商組成下屆領導集體。這種政治協商民主制度被一些學者稱之為中國古代禪讓制度，只不過與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國當代政治制度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協商和相互妥協制度。這個制度的最大特點就在於，每一個領導成員都可以在下屆領導集體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從而延續自己的執政風格，繼承自己的政治遺產。
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確保政治的連續性，避免競爭選舉可能出現的不可預測性。但是，這種政治協商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少數人選少數人」，新的領導集體形成之後，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必須選擇自己的合作夥伴。一些部門的負責人為了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報答知遇之恩，選擇副手的時候，往往從領導人身邊的秘書或者非常年輕的幹部中挑選搭檔。這樣做既可以充分體現政治倫理，同時又可以防止出現「尾大不掉」的現象。通俗地說，從前任領導信任的年輕人中選拔副手，既可以取悅於提拔自己的老領導，同時又可以防止出現政治內訌，由年輕人擔任副手，可以避免在政治上對自己構成直接威脅，同時又可以獲得大膽提拔任用年輕幹部的好名聲。
事實上，被提拔的年輕領導幹部大多來自領導幹部的身邊，他們與前任領導幹部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繫。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一方面充分說明中國的政治仍然是「少數人選拔少數人」政治，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中國的政壇的確存在著揠苗助長的現象。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中國的公務員沒有區分政務官與事務官，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由組織部門任命。這樣的幹部制度存在諸多弊端：首先，由於領導幹部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組織部門選拔產生，因此，執政團隊內部的團結問題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由於執政團隊內部的官員之間不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如果涉及官員的切身利益，那麼，往往會出現非常激烈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得不到化解，那麼，有可能會釀成刑事案件。現在一些地方不時出現領導幹部之間相互仇殺的惡性案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執政團隊內部已經混亂到何種地步。
其次，由於執政團隊的幹部通過協商產生，因此，大家各有靠山，互相不買賬的現象非常普遍。中國政壇普遍存在來自不同背景的官員相互掣肘、互相扯皮的現象，這一方面是因為官員不是選舉產生，不需要對選民負責，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官員來自不同派系，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團負責，如果不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出現利益糾葛，那麼，作為執政團隊的代理人，官員必須捍衛自己所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而這樣一來，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相互扯皮的現象。現在中國的執政團隊官僚主義嚴重，許多人認為這是個人作風問題，殊不知，這是中國執政團隊的體制性問題。由於涉及不同既得利益集團的相互交易問題，因而在執政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可以這樣說，官僚主義是中國幹部任用制度的具體表現，而政治協商制度則是官僚主義產生的必然邏輯。
解決中國當前幹部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並不困難，只要充分借監發達國家民主政治制度，徹底摒棄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以公開的政治選舉逐步取代現行的選拔制度，那麼，許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政治選舉與政治選拔的區別就在於，政治選舉面向所有的選民，是主權在民原則的具體體現，而政治選拔制度則是政治協商的具體表現；政治選舉強調的是競爭性，而政治選拔強調的是協調性；政治選舉強調的是幹部處理與群眾關係的能力，而政治選拔強調的是幹部對領導的忠誠；政治選舉強調的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政治選拔強調的是對領導集體的負責；政治選舉強調的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執政，而政治選拔強調的是必須依照組織路線服從大局。
中國的民主政治正處在十字路口，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需要澄清，一些基礎性的制度需要重新設計。當務之急，是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中深層次的問題。首先，必須盡快落實憲法規定的首長負責制，改變目前這種政治協商下被扭曲的幹部選拔任用制度。首長負責制是我國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同時也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基礎。首長負責制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各級政府部門首長都必須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部門首長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職權，選拔任用自己的副手。但是，各級部門的行政首長都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換句話說，如果為了擺平關係而選拔任用那些缺乏政治經驗、沒有群眾基礎的年輕領導幹部，那麼，必須做好承擔政治風險的準備。如果在選拔任用年輕幹部過程中引起社會非議，或者，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那麼，行政首長必須首先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坦率地說，行政首長必須對自己選拔任用年輕領導幹部的行為負責。最近，珠海等地制定規則，對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官員實行「倒查機制」，只要選拔任用的領導幹部出現問題，那麼，選拔任用領導幹部的官員必須承擔政治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間接的方式貫徹落實我國的首長負責制。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首長負責制要想真正落到實處，必須徹底改變我國的政治協商制度，讓那些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各個部門首長充分行使自己的任免權，不能為了協調各方面的關係而剝奪他們的職權，更不能為了平衡各個政治集團的利益而揠苗助長。
其次，必須盡快落實我國的幹部述職制度。幹部述職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定期測評制度，其目的是為了監督檢查幹部履行職責的情況。幹部述職制度不是聽證制度，幹部述職制度是一種常態化的幹部測評制度，而聽證制度則是一種非常態化的政治安排。幹部述職制度的核心價值就在於，要求領導幹部必須定期到人民代表大會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必須就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向社會公開說明情況，儘可能地增加執政的透明度，澄清社會各界對於領導幹部的誤解。當前我國實行的政府發言人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的聽證制度，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消防制度」，這些制度的功能就在於被動應對社會各界提出的問題，而不是主動地披露政府的各項信息。幹部述職制度既是把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法定化，同時又是把幹部任用制度具體化。各級部門行政首長推薦副職的時候，必須向社會各界主動介紹推薦人選的基本情況，被推薦的領導幹部必須定期述職，說明自己的工作情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現在許多年輕的領導幹部淹沒在政府官員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究竟作出了哪些貢獻，他們的工作是否得到行政首長的充分認可，他們是否具有足夠擔任領導職務的能力，他們是否能夠取得公眾的信任，所有這些，都處在混沌狀態。如果經常莫名其妙提拔一些年輕的領導幹部，在社會上引起非議，那麼，不僅嚴重影響執政者的公信力，而且會導致執政團隊人心渙散。幹部年輕化不是問題，問題是為了年輕化而任用那些不稱職的領導幹部；提倡幹部年輕化不能搞形式主義，更不能成為任人唯親的藉口。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的領導幹部必須接受公眾的檢驗，而幹部述職制度則是領導幹部接受公眾檢驗的最好制度安排。
第三，必須盡快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幹部制度的核心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幹部任命中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問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強調人民代表必須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監督各級黨政幹部。當前我國幹部任用制度中存在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充分發揮自己的監督職能，督促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嚴格依法行使自己的職權，選拔任用符合條件的副職，並且對自己政治副手所有行為承擔責任，那麼，行政首長在選拔任用年輕領導幹部的時候就會有所忌憚，他們就不會把選拔任用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領導幹部看作是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報答老領導的機會，他們就會更加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充分維護國家利益和自身的利益。當前中國幹部任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都在於，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形同虛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大代表根本不能也無法充分行使自己的監督權力，在領導幹部的任用問題上執政黨的組織部門大權獨攬。由於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被徹底扭曲，執政黨的組織部門在幹部任用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才導致中國的政壇上出現許多奇怪的現象。不少年輕的領導幹部之所以被提拔任用，不是因為他們具備執政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和組織部門的領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裙帶關係在政治協商制度中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鬧劇。那些政治上的童子軍不僅讓中國的政治成為世界的笑柄，而且讓一些兢兢業業的基層黨政官員徹底失去信心。靠關係而不是靠能力，已經成為中國政壇的普遍共識，靠運氣而不是靠努力，已經成為中國幹部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不盡快改變這種狀況，那麼，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會步入歧途，中國的政壇上將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中國的執政者必須深刻反省並且痛下決心，盡快把中國的民主政治拉入正常軌道，讓人民對執政者恢覆信心。中國政壇的揠苗助長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過於迷戀中國的政治協商，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會導致出現更多的混亂現象。即使出於維護自身形象考慮，中國的執政黨也應該痛改前非，讓中國的民主政治回歸正常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