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兩難背後的中國改革之困

【看中國2013年07月10日訊】最近中國金融市場上演的「錢荒風暴」可謂橫掃四方，波及之處一片哀鴻。台上的戲子們出將入相嘰嘰呀呀地唱的熱鬧，檯子下面則有一位沉默看客呷著茶、瞇著眼，冷眼旁觀而一言不發。央行，在這個場景之中，原本就打算是這麼一個角色。

可惜的是，戲份精彩，看客沒有忍住，努努嘴衝上了前臺。

在之前銀行業寄望央行出手緩解錢荒而不得的時候，央行的淡定贏得不少掌聲。而當動盪加劇之時，央行「奶媽」似乎又不得不朝著幾張待哺之口鬆開了雙手，向台上台下暗送「維穩」之意。政府金融政策的兩難搖擺，正可謂是當下中國改革大局進退維谷的一個縮影。

目下的中國，在諸多方面無疑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縱觀歷史上的改革——或者稱作變法，封建時代前期的「建章立制」似乎顯得更易成功，而越往後成功的機率越小。即便這並非鐵律，但也足以令統治階層有所思考——積重難返，最是深憂。

前一陣子有關憲政問題的討論一時喧囂，政治體制領域的改革向來敏感，也最觸及根本。胡適在1918年就曾寫出評論：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1918年的中國，主義氾濫、思潮洶湧，時人公知莫不以滿口「進口學說」引為榮耀。高談主義固然危險，誠如胡適所說，那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幹的事情，但是有些具體問題的解決，卻不得不在思維領域講得明白。要緊的不是奉行什麼主義，而是打算怎麼奉行。憲政背後的觀念博弈，就是如此。1918年的那個遙遠年代，如果說是思想並立、爭論嘈雜而需要默然埋首，那麼當前思想界受抑狀態下的「紙上談兵」則顯得更為迫切。

政改在中國改革大棋局中無疑是一枚關鍵的落子，而師法的對象多半認為仍將來自於西方。我們有必要再吃著西方思想家們一二百年前的剩飯，背誦著他們的咳嗽——那些頗具「普世價值」的咳嗽，來尋覓適合中國國情的隱秘路徑。其實，中國自古並不缺乏自由的火花，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培植的基礎。當老子的《道德經》最早在16世紀傳入歐洲後，接下來的17、18世紀，在那個學術思想傳播不甚方便的年代，老子思想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哺育了歐洲的知識份子，能夠使得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激烈碰撞，吟詠而歸。這也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的興起帶來了革命性的先聲。從法國重農學派的魁奈、杜爾哥，到亞當斯密，再到哈耶克，無不對老子的「無為」（魁奈第一個譯為自由放任）思想推崇備至。而可惜的是，在老子產生的天朝上國，卻是一片令人扼腕的沉寂。兩千年的封建帝制，鈍刀割肉，就那麼慢慢閹割了在西方人看來是開明政治起源之地——中國的陽根。

如果對大眾傳播學有稍許瞭解，德國女傳播學家諾依曼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論，或許可以對中國思想自五四以來的斷層做出某種解釋。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這樣一個場景，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而王小波對此也有過類似僅在字面意義上的相反論調，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對「沉默的大多數」這樣一個群體，冷峻的觸及和思索。五四前後，再到1949，在紛繁嘈雜的思潮之下，大批的知識份子選擇了擁抱社會主義，無論是出於何種的動機。伴隨著這個過程的則是，一些聲音叫的越來越響，一些聲音漸漸沉默了下去，甚至直到今天。諾依曼和王小波的一致性在於——沉默。中國的政治家們對於民眾的沉默是歡喜的，但卻刻意忽略了沉默背後蘊藏的力量。要想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聆聽反對者的聲音，而筆者感受到的卻並非如此。這是致命性的錯誤。

上述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的改革，並非一蹴而就，但也絕對不能拖而不決。相信新一屆的高層，對此也瞭然於胸。蘇聯時期的一個傳聞，或許也可以對今天改革之迫切性發出同樣諷刺意味十足的問聲。勃列日涅夫當政時代，這位喜好奢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曾將自己的辦公室佈置得富麗堂皇，當他的母親一次偶然參觀之後，沒有欣喜，卻是不安地問道，你這麼做，那等共產黨來了之後會怎麼處置你呢？這位蘇共最高領導的母親，直擊的正是當時特權階層的高度腐敗。拋開俄羅斯現狀的成因不談，懷念一下蘇聯解體時莫斯科廣場上民眾長舒的那口氣，這對於現在中國的執政黨來說，無疑是一件不寒而慄的事情。

對於中國龐大而複雜的現狀，要改革沒有問題，但改革的時間、力度卻注定要破費周折——這正是現在改革的困頓之處。

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們實際的顧慮較少，可以在思維的領地信馬由韁。而政治家們則不得不考慮改革進行之時社會的承受度和不能突破的底線。簡單來講，就是改革的成本。最不濟的動盪，是一個十分惡劣的後果。於是，這也造就了當前廣泛存在的改革心態的矛盾。其實這一矛盾自古有之，任何一場改革和變法，都不會是在圍爐煮酒一派祥和之中完成的。若干年前的歷史課本上，在對古代的某些改革最後評價中——無論成敗，幾乎都會加上一個「不徹底」的定論。現在看來，要做到徹底，又談何容易？

於是，久棄不用的中間派這個詞，可能用來形容時下的這種搖擺不定再合適不過。

而距離我們不是那麼遙遠，又比較著名的另一種中間派，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後的那一幫知識份子。他們在政治上欣賞歐美的民主，在經濟上則贊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其中單就金融來講，主張應由國家主導來加以經營。這一派的理論現在看來，似乎已經破產，也鮮有成功實踐的案例。但是，二者如果顛倒過來，情形又似乎沒有那麼黑暗。而正因為如此，也成為當前這一種中間派之所以仍然陰魂不散的理由。

兩種中間派之間，本質上存在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對不確定的道路提出了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顯而易見，把政治和經濟分而治之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至少一定會破產。那麼剩下的另外一種，他們所帶來的擔憂正瀰漫在這個國度的上空，揮之難去。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學者雷頤所言，改革之門越窄，革命之門越寬；改革之門緊閉之時，就是革命之門敞開之日。無疑，這句話應該成為執政黨晨吟暮誦，真正需要唸唸不忘的真理。　　

（有刪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