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中國人缺少「好人文化」

【看中國2013年06月27日訊】6月9日,著名作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梁曉聲在北京為自己的新書《中國人,你缺了什麼》站臺,併發表演講。談及「中國人缺了什麼」,梁曉聲認為「社會一方面缺少對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對公民的要求」。由此導致國人的焦灼、煩燥和鬱悶,孩子們甚至都不明白現代中國人應該是怎樣的。

梁曉聲表示,與西方相比,中國人缺少對公共道德和規則「先天具有」的遵守。同時,我們也缺少「好人文化教育」,即不太相信好人的存在,也許在理論上相信有好人,可在生活中卻是普遍的互相揣度。

演講中,梁曉聲稱自己相信即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閃光點,只不過「文化把我們生活中明明發生的,對於後人有影響的元素都剔除掉,現在就剩下了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梁曉聲,著名作家,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曾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編劇,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及中國電影進口審查委員會委員。其創作以小說為主,著有《年輪》、《雪城》等,最新出版《中國人,你缺了什麼》。以下為梁曉聲原文:

社會缺少對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況下我是不想說什麼,我之所以還在寫,正是由於懶得說話。因為平時很少說話,很少交流,就把平時想到的寫下來。
中國人缺了什麼?我想說兩點:一是缺少社會對我們的要求;更加缺少社會對我們的保障。我不太能夠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種「缺少」還是後一種「缺少」,導致中國人目前的焦灼、煩燥和鬱悶。

後一種「缺少」是大家更常談到的,一個中國人幾乎從一降生就開始有所感觸,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質量有問題,玩具、傢俱裝修質量也有問題。

孩子上學問題,一到孩子上托兒所的年齡,家長們的煩惱差不多就開始出現,進較好的托兒所得求人找關係,上小學也是這樣,上不了好的小學,似乎就進不了好的中學和大學。遵循這一邏輯,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會成為他們後來成為的那種人,因為他們上的托兒所、小學、中學、高中都相當一般,甚至在大學裡的成績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學畢業之後,就業也成為一個問題。再接著是高房價,還有交通、空氣質量、飲水質量等。當我們說這些單靠監管解決不了的時候,更深層的問題是生產糧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問題。既然中國人也只能活到這個份上,那就不用管這些,愛怎樣就怎樣,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著。

當然,別有什麼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這麼大年紀,很少上醫院,到45歲的時候去過幾次,北京的幾所大醫院相當令人震撼,好的醫院整個感覺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個窗口都要排隊。任何醫院的一名醫生我估計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門診患者,有時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後面的幾位,他不希望五分鐘內把你打發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經常碰到的情況是患者坐下之後,醫生問你哪不舒服,有什麼感覺,最後問你想吃什麼藥,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鐘就看完病,拿著藥單,所取出的藥和之前幾次可能都差不多,關鍵在於你還不知道這個藥的品質。

當然,我們本身也缺少,作為現代最文明人類社會對於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過相關報導,一個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亂刻亂畫,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築上,不是咱們自己家裡,在長城上,反正那麼多人留了,找個地方插空再留一個也就沒什麼。
中國人可能缺少這方面的教育,這是什麼原因?似乎是由於社會本身應該給予人們的保障那麼少,社會有時也不太好意思對自己的公民提出過多的要求,社會不提,學校不提,家長對孩子也不提,最終導致孩子們不明白現代中國人應該是怎樣的。

中國人缺少對公共道德的遵守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並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訪法國,由於不知道法國公交車的規定,他們一律從後門上車,從前門下車,我看前門開著,大家排在後門,就從前門上車了,也不是擠車擠慣了,只是想早點上車就可以早點開車,可那法國司機對我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訓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語說了什麼,陪同我們的是法國外交部人員,他與司機說了幾句話,司機頓時對我客氣了。下車之後外交人員告訴我,他對司機說我是日本人,法國人不喜歡中國人,因為太不懂規矩,如果說是日本人,法國人就會以為是初犯。當時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結尾寫到:我感覺可能是文明在西方,傳統在臺灣,腐敗在大陸。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們乘車到法國巴黎郊區的一個鄉村旅社住宿,當天颳風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機旁,前面的車上有兩個法國女孩子臉朝後,望著我笑,他們可能很少看到中國人。當時有客人在等著我們,心裏很著急,車又開不快,前面有車又不能超過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們的車在前面就好了。後來有一段路夠寬,前面的車停下來,開車的那位父親下了車,我們車上負責開車的法國外交部人員也下了車,兩人在那說了半天,我心想,還跟人家說什麼,趕快把車開過去就是了。

那位父親對他說,一路上都是他的車在前邊,這不太公平,現在請我們開到前邊去,外交部的小夥子說,我們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還是保持原來的狀態吧。那位父親接著說了一句話,還是希望我們開到前邊去,車上坐著他的兩個女兒,他不能讓女兒認為不讓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恐怕我們中國人就缺這一點,我不太知道這是由於什麼樣的文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直抵人心,而且成為一種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們經常講外國人等紅燈過路的事,雖然路上沒有行車,依然會等到綠燈再過。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闖紅燈,特殊情況下人行道雖然是紅燈,但路上沒有車輛,也經常闖紅燈。我最初堅持一個人站在那,等紅燈變成綠燈再走,儘管左右兩邊沒有車,但最後發現就我一個人在那兒,別人看著我,覺得好奇怪,然後也就變得有時闖紅燈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談到,中國人和外國朋友在那裡等綠燈,雖然路上沒有車,但外國朋友說或許在對面的幾層樓上正有孩子們看著,他們是那麼在意孩子們看到了會怎麼樣。

改革開放有一個好處,中國人出去後不但看到外國怎麼樣,還瞭解到外國人怎麼生活。比如,到海邊遊玩捕捉沙灘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國有相關規定,如果從沙灘挖出來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夠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籃子,否則就是違法。有心細的中國人特意帶了一把尺子,測量之後發現有些海螺確實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經把它挖出來,就去問海濱的巡邏員,這個海螺差一點就夠尺寸,可不可以?後來收到了罰單,還收到法庭的傳票,他就覺得很委屈,並告訴人家說帶了尺子,對方的回覆是既然帶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為什麼不當即埋下去。

中國人可能覺得老外們生活太矯情,在中國確實做不到,他們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旁邊沒有人,釣到的魚不符合尺寸也要拋回水裡,因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鄰居發現,會把你視為一個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國的淡水蟹被引進德國,但德國人又不是很喜歡吃,導致氾濫湧上公路,對中國人來說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國人騎自行車到這裡都停下,汽車也停下來,沒有人會覺得這是我們不喜歡的,就像看到甲殼蟲一樣,可以用車輪碾壓過去,會有人拿出手機給有關部
門打電話,讓他們處理一下。

這是一種什麼文化?用多長時間才會使一個國家的公民成為這樣?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說歐洲人都是君子,從新聞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校園暴力、恐怖事件,這樣或者那樣的社會問題。但我們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學習,有時他們好的一面又是我們很難做到的。

中國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國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

我們有這麼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過是16億多一些,也就說中國現在的人口幾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經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亞領土那麼大,有那麼多的資源,那麼少的人口,搞什麼「主義」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資本主義,不行再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行再搞澳大利亞式的社會主義,什麼都來得及調整、轉變。
而我們的優質領土很有限,適合人生存的領土事實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灘、沙漠,就這樣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搞什麼主義都難,從這個主義變成那個主義更難、更可怕。

西方國家有宗教,不能說中國完全沒有宗教,中國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據說所知,在西方假如人們到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建城鎮,除了蓋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學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著就是圖書館,小鎮都有圖書館。今天到我們的各個城市,原來的老圖書館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都被出租賣服裝、賣百貨。新的圖書館蓋得很大,按照國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須建一個圖書館,又不能租出去,相當一部分空閑在那,基本沒有人借書。

至於宗教信仰,佛教、道教聖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陞官,求發財,求健康,求兒女的未來,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裡求神懲罰別人,同時保佑自己,就跟過去扎麵人似的。中國人在神面前懺悔的時候多嗎?我們受過懺悔文化的影響嗎?進一步說,我們受過好人文化的影響嗎?

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在理論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親人和工作單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時候是不是經常想誰在背後會做我的小動作?這種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間有,在官場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們的文化和文化受眾之間有相當奇怪的一種關係,比如前一時期我的電視劇《知青》播出後,有人說那個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誰站在我面前這樣說,我會對著他的臉吐口水,這樣說的人至少表明在那個年代他就不是好人。電視劇裡的女主人翁是周萍,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她回家探親時男朋友在小鎮的旅店裡等著她,而且發高燒,小店的老闆和妻子對他們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採訪,一位媒體的副主編對我說,看過了電視劇,但很失望,他說一直看著,盼著,等著,就那點滿足沒給他。我問什麼滿足呢?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周萍有可能被強姦,你怎麼就不寫?說實在話,我當時也想吐他一口,這還是知識份子,就盼著看這樣的情節,而且認為不這樣寫就是不符合生活。難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單身住在一個地方就會遭到這種情況嗎?我真覺得這是生了病的中國人,而且幾乎是不可救藥的中國人。

為了證明生活不是這樣的,我把前兩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憶》念一段給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車站人滿為患,行禮在倉房裡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車票早已售謦。車站的牆上貼著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內的車票已經售完,旅客們請用已購好的車票辦理行李託運手續。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師傅發現了我的窘境,幫我把行李挪到了一個小屋裡,雨夾著雪花綿延開來,看樣子短時之內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師傅見我可憐,答應幫我照看行李,讓我趕緊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謝過師傅,趕緊去找旅社。此刻,我已睏倦得撐不住了。

這是別人的回憶,證明即使在文革年代,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們這樣寫文章拍成電視劇的話,國人會說什麼?真是胡編,哪有那麼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這樣一位好心的師傅,心裏邊可能還會想,他要幹什麼?對我有什麼企圖?

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晌午,可腦袋仍是昏沉沉的。當那位師傅得知我沒能買上車票,行李沒能託運,答應幫我想想辦法,儘管我對他是否真能幫上忙將信將疑,但在我走投無路之際,這不失為一根救命稻草。師傅把我帶到站長家,屋裡一大家子人正圍坐在炕上包餃子,鍋裡正煮著的餃子熱氣騰騰。站長原來是位女同志,姓徐,問清原委後,站長極其熱情地招呼李師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餃子,順應了一句東北老話叫「餃子就酒,越喝越有」。當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車票,並辦好了行李託運,這一切想起來我至今都會淚流滿面。

生活中當然有這樣的事,有這樣的人,當然需要人寫出來,但是它發表在一本小小的雜誌,發行不過幾千冊,在13億中國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們今天應該感謝我,因為我發現了這篇文章,帶來了,而且讀給你們聽,讓你們相信在從前的年代,我們中國人有好人。

今天也應該有好人,但是我們最有影響力的文藝,為什麼就不表現這些?為什麼總表現人和人的爭鬥?穿古裝的鬥,民國的鬥,抗日時期也鬥,到現在婆媳、妯娌還鬥,單位鬥,學校裡也鬥。

要知道,當寫生活中的好人的時候,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什麼?編劇和導演要討論,而常常是導演說,而在創作的時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應該像上面的師傅那樣去做,也要通過電影和電視劇這種方式來表現。可導演經常會說,哥,咱別這樣寫,沒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們的文化剔除了對後人有影響的元素

最近兩天我為什麼說很煩呢?不斷寫序,給這樣和那樣的人,中國人終於可以都出版書了,我的知青戰友們也寫書,看得頭都疼,沒有看見眼前一亮的東西,差不多到最後一篇,我看到了《燒檔案》。

一位北京知青當年16歲就下鄉,後來成為兵團通信連。那時因為中蘇關係緊張,他們掩蔽在一個沒有人去過的深山裡,在那裡生活了幾年,平均年齡不到20歲。這肯定會使人得抑鬱症,最後只剩下3個知青的時候,實在堅持不住,因為一點事就吵起來,其中一個知青就動槍,並且開了槍,所幸沒有死人,但是受到紀律處分。後來當要返城的時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負責為檔案袋裝封條,蓋上單位的章,他突然發現,全班怎麼就這個知青戰友的檔案這麼厚,拆開發現都是關於當年他開那一槍的檔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頁,包括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不同級的處理意見,批判他。

當時這位青年就想,他帶著這麼厚的檔案回北京,找工作怎麼辦?能不能不這樣?於是就找到當時的連長,沒想到連長也很爽快,兩人就達成一致意見,把他叫到連部,關上門拿出檔案說,這是怕影響你,雖然是違反紀律的,但文革已經結束,現在你要回城,請放心,當著你的面我們把它燒了。

這好不好?我們能不能那樣做一點?很多人會說,你以為全中國都像他們一樣了?我說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經過自己的大腦思考一下,做一點,然後對別人的命運產生一點小小影響。今天的中國人恰恰有那麼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為了利別人才不會拔自己的毛,這太令人沮喪。

好人文化就是說在不同的選擇中,能做出這種選擇而不是那樣的。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婦自殺之後,骨灰沒有人認領,兩個兒子在國外,當時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過因為讀過他們的書,通過他們的書認為他們不可能是壞人,因為他們的書教人好,所以就去認領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認領的話,三天之後就會被揚棄。

而且,她不但認領了,藏匿起來,還多方寫信,替傅雷夫婦死後的名分進行申辯,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對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把骨灰交給傅雷的兩個兒子。傅雷的兒子傅聰是音樂家,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給我一張票,聽聽你的演出。我經常想,就這樣的一個女工,這才叫中國人,這麼幫助我們中國的一個女工,為什麼就不能拍成電影?我多次與跟導演說,為什麼不能把這一段拍出來,而且字幕上要打出來,根據真人真事,讓全世界都看看,在極特殊的年代,中國人曾經是什麼樣的。

民盟前主席費孝通是潘光旦的學生,兩人是師生關係,相差20多歲,後來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潘光旦先生在積水潭醫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還要敲著床,讓他交代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他已經感到自己身體非常不適,然後讓女兒偷偷接出醫院回家,可他已經沒有家,只不過有一個小房子,水泥地,床上還沒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裡讓女兒去找學生費孝通,費孝通住得離他不遠,都在民族大學。費孝通來了之後,當時也沒有夜裡開門的醫院,買不到藥,也不能背著他上醫院,他是打入名冊的人。費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歲的老師潘光旦摟在懷裡,摟了一夜,最後潘死在費孝通懷裡。這種師生情,在那樣的年代,我也經常想,要拍出電影來,放給全世界看。這不是中國人的羞恥,而是中國人的光榮。

有幾千年傳統文化和文明影響的中國,在特殊年代裡,一些知識份子能把人性和師生關係演繹到這樣的程度,可以讓全世界都來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現,我們的文化把我們生活中明明發生的,對於後人有影響的元素都剔除掉,現在就剩下了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所以,我們說中國人缺什麼?當然也缺文化的影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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