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軟實力嗎?

【看中國2013年06月23日訊】一片反日砸車聲中,開卷讀這部書稿,彷彿夏日飲冰。作者王沖先生因工作關係周遊世界各國,將所見所聞娓娓道來:美國的民主、日本的國民素質、德國的效率、俄國的務實、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絲絲入扣,品之口有餘甘。願略借他幾張頁面,與讀者談談我讀此書引發的思緒。

新聞記者:也是歷史的記錄者

讀此書稿,常有種「被撞了一下」的感覺,很多問題與作者想到一塊了。他的工作是新聞,我的專業是歷史,兩個貌似相去甚遠的行當,有此靈犀不謂無由。

今天的新聞,明天就開始變舊,最終將變成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從結繩記事到甲骨碶刻,記者與史家原是同一工種,後來才逐漸有了分工。記者是新聞記錄者和觀察者,史家是舊聞編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對象雖不在同一時空,工作性質卻十分相近。

人們熟悉的一些著名記者,退休後轉型為歷史學者。例如老報人陶菊隱、徐鑄成、蕭乾諸先生,從長期記者生涯的深厚積累中提取精華,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當今最成功的範例,是老記者楊繼繩先生,其著作填補了當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沖年富力強,網上資料稱其為「資深國際事務記者」,其實年方三十七歲,更「資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難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從字裡行間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可貴的潛質。

缺乏軟實力:就永遠是「世界工廠」

2012年反日遊行,釣魚島還沒收回,中國人自己先打起來了。愛國憤青們砸了上千日系車,不僅同胞財產受損,日資企業的損失也得賠償。這筆帳當局是怎麼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賠償肯定得由納稅人負擔。難怪有句老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其實是一種悲哀。以中日貿易為例,利潤大都流向日本,中國不過賺了點加工費。去年日本海嘯過後,今年原本有望扭轉連年逆差的局面,現在是徹底沒戲了。

那麼,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如何呢?作者說:「看著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豐田、日產,使用著佳能、尼康、索尼的產品,中國人實際上很難找到勝利的感覺。敢問,2009年日本產品對中國市場的佔有率,比1936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鑒於此,有日本人說,中日不會再度開戰,因為日本通過戰爭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國得到了。」

中國GDP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者卻認為,中日經濟差距至少有50年,因為技術差距至少50年。技術的差距,就意味著經濟的差距;技術水平趕不上去,就難免處於給人「打工」的地位。中國在亞洲最大的優勢在於經濟,但經濟上的強勢並沒有開花結果。這個角度的觀察,我十分認同。

強國軟實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為記者,作者善於從別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奧茲講述的兩段經歷,解開了猶太民族在強敵環伺下的生存玄機。

一是奧茲發表反對政府決策的主張後,奧爾默特總理邀他到總理府喝咖啡(章註:不是「請喝茶」),激辯一個半小時,結果誰也沒有說服誰。二是奧茲坐出租車被司機認出,對他說:「我讀過你的書,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司機滔滔不絕陳述觀點,他只有聽的份兒。奧茲先生告訴作者:「以色列強大的秘密就是懷疑和辯論。」

「兩個猶太人有三個腦袋」,作者說:在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在思考,個體之間的觀點強烈碰撞,於是整個社會在不斷修正中平穩地前行。藉助發達的媒體,各種思想、見解都可以傳播。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僅僅有過兩次:一次是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到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另一次是清末開始的中西文化對撞時代,歷經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後重新定於一尊。

不容異見的國度,經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鋒碰撞,也不會擁有真正的軟實力。思想上的一元化會扼殺一個民族的創造力,這樣的常識常常被有意忽視。

國民教育:強國的「底層設計」

前一時期熱議改革的「頂層設計」,我曾提出一個疑問:中國教育制度從根本上就不是為公民社會設計的,只是為大機器生產標準件,不需要獨立思考。無論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產線的產品。沒有堅實的「底層設計」,再好的「頂層設計」恐怕也是空中樓閣。

書中以不少篇幅談國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實行全民義務教育;二戰後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頒布《兒童福利法》,孤兒不問國籍,全部由政府收養,保證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誠信教育,從家庭到學校、企業,貫穿於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個把教育辦成這樣的國家,你如何去跟她競爭?」

作者認為,國與國差距的根本在於人,人的差距根本在於教育,教育在幼兒階段就出現的微小差別,會在未來無限放大,像手電筒筒的光一樣,照得越遠,散射越大,影響面越廣。國家的強大與否、國民的幸福與否根本不是制度,而是制定制度、遵守制度的芸芸眾生。人始終是一切變數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較才有鑒別,書中也談及教育投入對比:2010年中國教育支出2159.9億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幣,是中國的50倍。而中國每年維穩支出達到7000多億,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維穩與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設計上的本末倒置:底層設計越差,維護頂層穩定的成本就越高;頭重腳輕的體制,難免有傾覆之虞。

弱國無外交:強國有乎哉?

作為國際事務記者,作者對中國對外關係有較多的觀察。他談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門有一批記者出身的官員,記者也大大幫助了外交事業。而今,外交越來越專業,和其他行業的交集也與越來越少,外交和傳媒之間的互動也欠缺了許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國心態」:「太在意別人的話,對外界的表揚心花怒放,對外界的批評心生鬱悶」。

我由此聯想起胡耀邦對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質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談到外事工作改革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外交部培養了一批好翻譯和守紀律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培養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詳盡分析了日本在與鄰國中、俄、韓的島嶼爭端中步步為營、穩步推進的歷程:「和中國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島嶼問題上可謂錙銖必較,這麼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經濟上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作者還認為:「聯俄抗美」將是中國最大的戰略錯誤,並指出中美之間軟硬實力的差距:

除了硬實力的差距,軟實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國可以攜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觀橫掃全球,可以用好萊塢大片吸納各國主流人群的關注,可以用ipad等產品讓大家自願打開錢包,但中國卻沒有這方面的殺手鐧,中國和亞洲鄰國之間,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這段話令人徹底無語。環視中國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狀態,過去常說「弱國無外交」,如今號稱強國了,又當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嗎?

作者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各州採訪總統大選,採訪過民主黨候選人愛德華茲和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候選人巴拉克•歐巴馬,是第一位採訪歐巴馬的中國記者。幾年後再度赴美考察,又廣泛接觸了包括賴斯、伍德沃德在內的政界、媒體界人士。

作者認為:性格即命運,國民性即國家的命運。美國人的性格造就美國式民主,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美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讀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如何呢?我們有權選擇命運嗎?

近年中國掀起了一股反普世價值的波瀾,不僅反對三權分立式的民主憲政,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論調者不是無知就是數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明確承諾: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正是靠普世價值的宣傳贏得了民心,奪取了天下。坐定江山之後,這套承諾被拋諸腦後,走上了「一邊倒」之路。以俄為師的黨國體制令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步走出蘇式計畫經濟陰影,但至今尚未擺脫斯大林主義的魔咒。

對於歷史上的「蘇聯模式」,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有著清醒的認識,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讀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國崛起」之際,領導者太需要這樣的見識,中國不應自外於人類共同文明。

睜眼看世界:百年中國學到什麼? 

這部書稿,猶如一部21世紀版的《新大陸遊記》,讀後既熟悉又遺憾。

清末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徐繼畬、魏源、林則徐那一代人,雖以著述介紹泰西文明,畢竟沒有親歷親見;比起容閎、梁啟超、孫中山等周遊列國並在西方長期生活過的思想者,對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試行「新政」時,曾派大小官員赴歐美考察,湧現了一批遊歷者的日記、筆記和遊記,視角觀點見仁見智,有的見樹木不見森林,有的見森林不見樹木。而在宏觀和微觀上都有真知灼見者,無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啟超,難怪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政改奏折卻要請朝廷通緝要犯梁啟超捉刀。

競爭,就是學習並超越強者;出國考察,要派「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據說21世紀是個學習型社會,以改革的名義出國考察,成了當今公款旅遊的主要項目。但除了瘋狂購物、隨地吐痰和冶遊紅燈區開發票之外,我不大清楚官員們學到了什麼?

自19世紀中葉起,閉關鎖國的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先學堅船利炮等科學技術,逐漸接受了自由貿易,學習憲政制度;後來轉而以俄為師專搞社會主義,孤立三十年閉門造車,最終不得不重新改革開放……。一個多世紀中,中國歷史走了個大循環,誠如黑格爾所言:「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一個不會學習的民族,是沒有資格侈談軟實力的。我們還要再循環一百年嗎?

 

2012年11月29日風雨讀書樓

註:本文是為王沖《差距》一書所作的序言,發表時略有刪改。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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