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於群士之上的晚明學者(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22日訊】明代士子多「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然至晚明,卻有一人以其博洽的學識,宏富的著述,卓然於群士之上,他,就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焦竑

一、坎坷的仕途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人稱澹園或漪園先生、焦太史。南京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在八十一年的人生歷程中,焦竑卻在通往仕途的道路上,艱難地跋涉了大半生。

焦竑生活的時代,正是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時代。當時,社會四處衰征漸露,從最高的統治者到最基層的政治機構,無不浸淫在一種萎靡不振的氛圍之中。然而,衰而未亡,這個老大王朝的心臟仍在微弱地跳動,整個政治機制也依舊在運行。儘管此時商人的財富已使世人側目垂涎,但人們仍在爭先通過科舉這條狹徑躋身仕途。

焦竑也不例外,還在他童年的時刻,便拉開了他這出人生的悲劇的帷幕。

說起來,焦竑也算出身於簪纓世家。焦竑的父親很自然地對焦竑寄以無限希望。還在很小的年紀,他便在嚴父的督教下,開始步向仕途。後來,他曾無限感慨地說:「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為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澹園集》卷十三)小焦竑學習很刻苦,當時,他學習「以經學為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澹園續集》一)。嚴父的督教,個人的努力,使焦竑的進步很快。當他十六歲那年,被選為京兆學生員,二十五歲時,中為舉人,不料而後卻屢屢受挫。整整奮鬥了二十五個寒暑,才奪得了科考魁首,成了狀元。然而此刻的焦竑,已經是五十歲的老人了。此時焦竑,可以說是百感交加,亦悲亦喜。雖說還了先人的夙願,卻亦耗去了自己大半生的最寶貴的年華,其中的甘苦又有誰能知曉呢?

會試罷,焦竑因以進士第一,按例授為翰林院修撰。儘管五十多歲了,但此時焦竑仍舊躊躇滿志。他開始用心研習「國朝典章」,想依靠當朝的「石室金匱之藏」,來一展自己的史才了。

官場中的最初幾年,還算順利:萬曆二十年(1592),焦竑被任為會試的同考官;二十二年(1594),任為太子講官,以往,講官進講,很少提問,但焦竑卻採用啟發性教學,多方啟迪,使太子的學業進步很快;二十五年(1597),以副考官的身份,主持順天府鄉試。然而焦竑的宦程至此便開始走下坡。《明史•本傳》說:「(焦)竑即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焦竑性格品質上的梗介疏直,在當時黑暗腐敗的官場中,是注定不能順利的。也就是在這次主持順天府鄉試中,焦竑遭到了同僚和幾個應考舉子的誣陷,當時的朝廷也就藉此將其彈劾,把他謫為福寧州同知。這件事使焦竑十分傷心,至福寧州後,不到二年,便「揮手從茲去」,辭職歸鄉了。從此後,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去世,焦竑便一直在自己的家鄉過著讀書、講學和著述的生活。

二、「士林祭酒」和「異端」之徒

焦竑的大半生,都在「林下泉邊」度過,但是由於他博精的學識和廣泛的交遊,使得他的影響遠非一般拘於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早在焦竑入仕以前,便被士人推許為「士林祭酒」,而有「一代儒宗」之稱。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更拿他與當時的大文士、後七子的領袖王世貞比較,說他「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足見他在當時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焦竑的一生研經著史,闡釋釋老,著述宏富,《明史》稱他「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通」,而對明代的人物和當時人的典籍著作尤其熟悉。在他的著作中,像《國朝獻征錄》、《國史經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叢語》、《遜國忠節錄》等,都是有關這方面的著作。也正是鑒於焦竑對於當代史的學識,當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準備開館撰修國史的時候,倡議者大學士陳於陛一再推薦焦竑來「專領其事」。對於此事,焦竑雖遜謝推辭掉了,卻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所以當時人認為陳於陛所建議規畫,大抵都發端於焦竑。後來,修國史的事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中綴了,焦竑撰寫的《國朝經籍志》五卷卻流傳了下來,使得有明「一代文獻足征」。並且集輯了當朝人物的資料,又經多次的整理而成百二卷的《國朝獻征錄》,使「一代人物得傳」。關於《獻征錄》,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學者黃宗羲曾回憶說,當他父親被捕入獄時,一再囑咐他說:「學者最要緊是通知史事,可讀《獻征錄》」(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十一),足以說明這本書的學術地位。

《明史》說焦竑「講學以(羅)汝芳為宗,而善(耿)定向兄弟及李贄」,是晚明儒家異端思潮的逐浪弄潮者。他交遊甚廣,尤其與當時的異端人物如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陶望齡等過往密切,特別是與被人稱為「異端之尤」的李贄聲氣相投。他「篤信卓吾(李贄字)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明儒學案》卷三五)。他與李贄「二人相率而為狂禪,贄至於詆孔子,而竑亦至崇揚墨,與孟子為難」(《四庫提要》卷一二五),共同把當時對儒家聖賢偶像和經典權威的懷疑批判思潮推向高峰。同時,李贄也把焦竑看作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李贄許多不願輕易示人的著述,都先請焦竑過目,他的痛苦與憂患,心得與快樂也都樂於向焦竑傾吐。面焦竑不但在經濟上不斷接濟李贄,在學術上提供自己的豐富的藏書,更在李贄與自己老師耿定向爭論中,堅定地站在李贄一邊,而不顧耿定向要他「勿為異端所惑」的警告。

焦竑的異端思想,受到了統治者及其代言人的極端仇視和攻擊,「頗以禪學譏之」,甚至詈罵焦竑說:「雖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然不應妄誕至此也。」(《四庫提要》卷一二五)

三、篤實的學者

焦竑是位很切實的學者,他雖然在思想上承繼王陽明心學的余緒,很講求心性及內在的修養,但他對於當時那種不讀書而空談心性的風氣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先儒言,才學便有著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為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澹園續集》卷四七)。因此,他反對那種「束書不觀」,「吐棄事物,索之冥之鄉以為道」的作法,主張博覽群籍,再「由博返約」的嚴肅謹嚴的學風。據說他的藏書非常豐富,其中很多都是他親手抄錄的。為了志而不忘,焦竑讀書時做了許多筆記,後來,他的朋友們便把他的這些筆記輯成八卷本的《焦氏類林》一書。對於當代的史事,他更是注意蒐集,「以片紙志之,儲之巾箱」。他認為「此為史職,非第如歐陽公所云,誇於田夫野志而已者」(《玉堂叢語序》)。

在學術上,焦竑還一反當時人的空疏,喜歡考證。他考證古今史事的文章,都收在《焦氏筆乘》、《續乘》中。其上起先秦,下迄宋元,無所不及。雖然沒有清人嚴密,亦時時有新意可誦。清人評論《筆乘》說:「編中於(楊)升庵之說頗有糾彈,而皆以焦(竑)說為允,則是跨楊氏而上矣。」(蔣國榜《焦氏筆乘跋》)其中考辨《尚書》偽古文的諸條,與梅鷟的論點一致。這些觀點對於清人研究《尚書》是十分有啟發的。此外,焦竑還於古音考證多有發明。他提出的「古詩無葉音說」,直接促使陳第撰成《毛詩古音考》一書。而陳氏的著作對後人顧炎武的影響極大。這點,顧氏在其著《音學五書》的序文中,有詳細的說明。因此,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焦竑起了很積極的作用。

把篤實嚴肅的治學態度用之於世,則形成焦竑注重實用的經世思想。明朝末年,在社會危機的刺激下,一股經世致用的思潮,開始在士大夫中興起。而焦竑對於這般思潮的興起,是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的。對此,明末的大科學家徐光啟曾說,「文要有益於世」,而焦竑一生不僅「不為文士之文」,而且「讀其文有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並且說他自己的科學研究「用研削薄伎,受知(焦竑)先生為深」(徐光啟《澹園續集•序》)。

焦竑對於當時瀰漫社會的「左事功右文墨」,「崇華忘實」的浮華風氣極為不滿。因此,他在實踐中亟力提倡經世實用之文,幾次典試,他都是以「華實相副」作為取士的標準。並且反覆強調,扭轉世風,「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澹園集》卷一五)。焦竑更進一步提倡經世實用之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曾寫道:「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為要」,而治經則在其次(澹園集)卷十三)。而在《書鹽鐵論後》一文中更說:「自世猥以仁義功利為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認為「豈以棄財為義哉」!(同上,卷二二)這種大膽的見解,顯然迥異於那些虛假的道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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