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1日訊】「三年困難」怎麼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1959-1961年所謂的「三年困難」全國餓死的人數,原來各方面的統計,最少者是三千萬人,最多者是四千多萬人。最近我從網上查到了為各方面公認的數字是: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我作為親身經歷者的「過來人」,簡單歸納為下面幾條:
一,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大減產:
1954年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大體上是以一個自然屯為核算單位建立了「初級社」,1956年以一個大行政村為核算單位,建立了「高級社」,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一句「還是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數日之內,全國實行了公社化,大體上相當於一個鄉或區(十多個至二三十個行政村)為核算單位。核算單位越來越大,窮隊「共」了富隊的「產」(農民叫「歸大堆」),沒有了勞動積極性:(不下地幹活,或者幹活時「磨洋工」)。莊稼和雜草一起長。我本人在遼寧省委工作時,就曾經下鄉「支農」,為人民公社鋤過草。
二,大煉鋼鐵耽誤了秋收。
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個月了,毛澤東號召:鋼鐵產量在這三個月要翻一番(從年產535萬噸,提高為1070萬噸)。對完不成任務者還規定了六條紀律,幹部要受到處分。於是全國9000萬人大煉鋼鐵,(平均每戶出一個強勞力)。1958年本來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成,眼看到倉的糧食,沒有勞力收割,爛在地裡。這一年因為煉鋼沒有焦炭,是毀壞森林最嚴重的一年,又因為沒有原料,連農家的鐵鍋、門了吊、牆上的釘子都拔下來煉鋼了。
三,深翻土地,又把豐收的糧食埋在土裡。
大煉鋼鐵還沒有結束,毛澤東號召「深翻土地」,翻得越深越「革命」,最深的翻到五尺,結果是把豐收的糧食翻在地下,同時把「生土」翻到地面(那年冬天農民餓得沒有辦法,挖埋到地下的糧食,棵粒發牙或霉爛,紅薯經過冬天一凍惡苦)。
四,大辦公共食堂浪費很多糧食。
毛澤東號召大辦食堂。全國響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最先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是河南省範縣。吃飯不要錢,一時風靡全國。「食堂化」浪費了大量糧食,加上幹部特殊化,還沒有到年底糧食就吃光了。
五,吹牛皮,虛報產量。
在大躍進中全國時興「比武打擂」,大家爭著吹牛,從畝產幾百斤,吹到幾千斤,在「比武打擂」中,最高吹到畝產稻穀四五萬斤,如果把這些糧食平鋪在地裡,平均達半尺多厚,一畝地瓜產二百多萬斤。為了提高「畝單產」把即將成熟的十幾畝地的禾苗,擠植在一起,成熟後算一畝地的產量,坐上兩個孩子禾苗不倒(當時有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上)。結果因為不通風,禾苗全爛掉了。
按照各地上報糧食的產量,當時全國算過賬:討論糧食吃不完怎麼辦的問題?毛澤東曾經說過,支援第三世界或者多造酒;
六,浮誇風帶來高徵購。
當時我國農村(作為農業稅)分為「公糧」和「購糧」。「公糧」是農民應繳納的農業稅。「購糧」是扣除農民的口糧由國家購買的部分。由於虛報了產量,農民繳納的公糧購糧都過了頭,剛剛過了秋收,農民就開始餓飯了。毛澤東懷疑農民是「瞞產私分」,幹部們帶著民兵用各種辦法搜查農民「暗藏」的糧食,甚至用鋼釺尋找地洞糧食。
七,從謊報產量到隱瞞餓死人數字。
1958年大躍進是謊報產量,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彭德懷「反黨集團」以下,全國又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頂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遙)。1960年農村已經吃樹皮、樹葉、觀音土,1961年開始大規模餓死人。但從公社、地、縣、省的各級幹部,害怕「右傾」,誰也不敢報告餓死人現象。真是餓殍載道,死人都沒有人收屍了。即使中央派人調查,多數幹部害怕犯「右傾」錯誤,還是不敢說真話。餓死人最多的仍然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河南省,只豫南信陽地區就餓死了一百多萬。我是河南滑縣人,我家那個200多口人的小村子就餓死了十五口——還算是少的。
到了1961年,這條路實在走不下去了,於是劉少奇們提出提出了「八字方針」。從公社化又退到初級社,這才得以躲過更大的災難。
1962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劉少奇的報告鑒於彭德懷的「反黨」先例,沒有敢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是他說:要把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刻成石碑,立在縣委、地委、省委以至中南海門前,讓我們的子孫永遠記著這慘痛的教訓。聽了這些話,毛澤東該怎麼想呢?這正是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埋下了伏線。
附言一: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河南省總是奪得全國第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七里營建立了人民公社,受到了表揚,毛澤東說「還是人民公社好」,奪得了全國第一;
同年本省的範縣在大躍進中最先宣布「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建立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奪得了全國第一;
同年大煉鋼鐵,魯山縣宣布日產鐵一千噸,在全國放了「千噸縣」衛星,奪得了全國第一;
過了50多年,最近開展的「平祖墳運動」,恐怕又是全國第一。
附言二: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毛澤東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結果是信陽的一些幹部被打成了「國民黨」、「階級敵人」。有13萬幹部受到審查,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刑,其中縣級以上幹部50人。這些幹部盲目響應毛澤東號召大躍進,比賽地互相吹牛皮,昧心地隱瞞餓死人事件,雖然也不對,被打成「階級敵人」,豈不冤哉!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原來是河南省長,在「大躍進」開始後,以「反右傾」為名,斗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對於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事件,吳芝圃檢討說,自己有責任,該「處以極刑」,卻得以從輕發落: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
潘復生呢?1966年到黑龍江省委主持工作後,他記取了在河南工作時的教訓,千萬不能再犯「右傾」錯誤,一定要緊跟毛主席。黑龍江省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人民日報還寫了祝賀社論《東北的新曙光》。文化大革命結束,他又受到了批判鬥爭……
這是非該怎麼說呢?
附言三:
所謂「三年困難」,實際上是「三十年困難」,在改革開放之前,任何生活用品,都憑票證供應。各種票證達四十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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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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