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白塵文革日記：個中況味天人共知

[導讀]歷史往往是會呈現出荒誕的色彩的。就在日記作者記錄並控訴了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專案」之後，出人意料，所謂剃人頭者，最終亦被人剃了頭，於是，陳白塵日記中就有了於悲憤中見幽默的一些情節。

一、一部幾近「全本」的日記

筆者好讀日記，最近又重閱了陳白塵的《緘口日記》（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此前劇作家陳白塵於「文革」前期被打成「牛鬼蛇神」時所寫的《牛棚日記》，已由三聯書店出版，記得出版時曾火爆一時，但陳白塵「文革」後期所寫的《聽梯樓日記》，卻一直未見單獨出版，當然，這是事出有因的了。大象出版社後來合兩本日記為《緘口日記》出版，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正如董健先生在序言中所說:所謂歷史文獻，是「回憶錄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這是因為:回憶錄是作者多年之後對記憶的重新「檢索」與整理，有的東西早被遺忘，有的東西則被作者以「此時此地」的觀點加以「篩選」，因而失去了許多豐富和複雜的「原生態」東西;日記則不同了，它往往保留著作者的一事之跡、一時之感，有些稍縱即逝的思想情緒的「火星」，也許因此會被文字固定在紙頁上，因此我們可以說日記是文化考古學的寶貴資源。

陳白塵的「文革」日記，不僅真實記錄了那個噩夢般的年代裡文化名流們被觸及皮肉的同時又被觸及靈魂的「改造」過程，留下了一段真實的毫無偽飾的歷史記錄，又發人深省地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素材。前者，可謂留下了許多悲慘的記錄:如其時北京的文藝界名流，「於村、趙慧深皆三次自殺而未果;孫維世最後以拒絕服藥而死;金山則在衛戍司令部未釋;藍馬妻子離去，人財兩空;路曦一度精神失常」，其他各處的名流呢?「舒繡文、趙慧深、馮酷、徐韜、陳天國、上官雲珠、孫維世、老舍等等，都是並無死罪而被迫自殺或折磨以死的!嗚呼!」「夏衍腿折目盲，是禁閉時折磨所致;曹禺自方瑞逝後，神經一度分裂;金山放出後則獨處一室，燃紅白蠟燭各一，以紀念與維世的婚禮和她的忌日;關肅霜自謂她以四小時寫了四張信紙，花了四分郵票，換來了四年不自由;趙燕俠只因為不穿某女人設計的衣服，乃打入冷宮;李少春有高血壓，去年忽然要他演猴子戲，大翻跟頭，返家即病，遂死……這批當年的精英啊!」此外，關於「文革」中的許多謎案，如「五一六」，如「《總理遺言》」等等，作者都有所記錄。至於作者自己所遭遇的問題——所謂歷史問題的困惑，作者曾聽說紀登奎在組織會議上講:1935年之前在白區被捕且有一定問題的，一律按叛徒處理;此後毛澤東有所澄清:歷史問題有過結論的，都應維持原結論;發現新問題的，屬一般性枝節方面的不論，若重於舊問題的才另做結論，但要從寬從緩，等等。由此，整個「文革」中被牽涉者不知凡幾，到了後來鄧小平「出山」而大抓幹部問題，曾提出以四個人為「樣板」來代表四種類型:「以陽翰笙代表所謂‘叛徒'，以肖三代表所謂‘特務'，以聶紺弩代表所謂‘反革命'，以艾青代表所謂‘右派'，以進行徹底的複查和平反。」

以上的敘述，當然大可成為記敘「文革」歷史的素材，然而，出於一些具體的原因，陳白塵的這部「文革」日記仍是一部摘抄本，而在最初出版的《牛棚日記》中，其中提及的某些人物是被隱去了姓名的，為此日記的整理者、陳白塵的女兒陳虹曾在後記中說:「為了不給更多的人增添麻煩，摘抄的內容僅為原文的十分之一。凡是文中有關議論他人他事之處均刪之。」應該說，這對於有些讀者而言是最不滿意的，因為這要花費他們很大的精力去「考證」，甚至是「穿越式的想像」，而大象出版社的《緘口日記》部分恢復了日記的原貌，把一些隱去的姓名標了出來，省去了許多閱讀時的障礙，這也是「版本學」應有的妙處了吧。

陳虹在《緘口日記》的校後記中又說:這部日記，從初版到合訂本，「這十年來社會在不斷地前進，人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提高。回想最初編選《牛棚日記》時的情景，不覺可笑亦復可嘆——其摘抄的內容不僅只為原文的十分之一，而且涉及到的一些人名均以××代替之。以‘恕道'而言，這一做法確實‘保護'了不少有一定劣跡的人物;但從‘史料'來看，則無疑是在‘掩蓋'或是‘抹殺'這段噩夢般的歷史。徐友漁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記憶即生命》的文章，他說:‘在暴力和邪惡過分強大，反抗已不可能或無濟於事時，不甘凌辱的最後方式就是捍衛記憶。'因為‘記憶不但有維繫生存、延續歷史的作用，還和尊嚴、道義等價值準則聯繫在一起'。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尤其是站在講台上面對著越來越多的連‘文革'是怎麼回事也搞不清楚的學子們時，我不能不感覺到肩頭擔子的份量。雖說老祖宗們曾經圍繞著當世人能否修當世史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是我最起碼的也應該為後世的修史者們提供一些必要的資料吧?——那些曾經被我刪去的十分之九的內容，這次是沒有機會補充了;但是那些個××們，則無論如何也應該恢復它們的原狀。先哲們早就說過:‘知恥者近乎勇。'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歷史'，留下‘過來人'的那些幼稚而又蹣跚的腳印，我的這一做法想必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吧。」又可謂信然。董健先生也在序言中說:這部日記，「為了出版，不得不把一些‘礙眼'的文字拿掉。為了‘現實'，人們不得不去‘遮蔽'一些什麼。這是悲劇——人為什麼不敢面對現實?又是喜劇——一旦‘遮蔽'被揭開，出洋相的總是‘遮蔽'者本人。」

筆者出於好奇，對照先後出版的這部日記，仔細檢核那些隱去又出現的日記中的人物，可以說大多涉及「文革」中的各色人物，包括文聯等單位中的「造反派」。那麼，不妨公布一下這個名單，因為「社會在不斷地前進，人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提高」，對於歷史，誰能全無幼稚，以及全無任何渣滓，而反省、懺悔應該成為我們靈魂中的應有之義，否則，我們何談社會的進步呢?（其中的芸芸眾生，興許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則不過是當年被作者隨興點到，當然不能被認為是「定性」式的文字了，他們是:大、小「周明」，以及姚以錚、毛承志、郝芬、榮正一、高玉書、馬繼遠、尹一之、楊志一、胡德培、雷奔、徐東曉、甘棠惠、楊九江、鄭茂達、陳默、李基凱、許敏歧、劉德風、許翰如、冼寧、朱祖雄、王迪若、侯聚元、張會武、王葆華、方超、葉勤、謝明清、張開達、馬肇元、鄒正賢、陳忠經、劉小珊、張金祿、許以、田野、潘德潤、王朝銀、馮振山、楊五銘、孫琪峰、王光、孫德海、趙素行、王真、徐貽亭、朱革非、祖秉和、柴鴻逵;還有閻綱、塗光群、葛洛、謝永旺、麥青、楊匡滿、王文迎、古立高等。以上的一些人，多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成員，其中的部分人參與撰寫過《中國作家協會在干校》、《五十年文壇親歷記》等反思性的回憶文字。）

《牛棚日記》，筆涉今天「80後」、「90後」們所不熟悉的「干校」，當年中國作家協會下放湖北咸寧干校，其中包括了冰心、臧克家、張天翼、張光年、嚴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鏡、馮牧、葛洛等知名的作家，連同家屬百餘號人馬，而最終倒在那片土地上的，侯金鏡可謂是最為不幸的一個。張光年曾沉痛地寫道:

多少個風雨之夜，我們從遠處稻田摸黑回村，泥深苔滑，一路上跌跌碰碰，相扶而行。金鏡是高度近視眼，穿大堤、過小橋、越溝坎時候，往往要爬著走一段。我當時也常鬧笑話。回到宿舍，我是疲勞不堪了。金鏡洗臉更衣後，照例把小馬燈撥亮，坐在小馬扎上，俯身床邊細讀《列寧全集》，直到深夜。

1971年8月8日，湖北農村的高溫季節，一向患高血壓症的侯金鏡同志，因連續從事重體力勞動腦溢血猝發而無法救治，終年才51歲。他死的時候還背著「四人幫」強加於他身上的諸如「文藝黑線人物」、「反黨喉舌文藝報」負責人、敢於咒罵林彪、江青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些可怕的罪名。他死得太早，沒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沒能參加文藝界撥亂反正的鬥爭。

1974年12月，咸寧干校被撤銷，「作協」沒有結束專案審查和沒有安排工作的人員被並入文化部天津靜海（團泊窪）的「五七干校」，郭小川著名的作品《團泊窪的秋天》就是在那裡創作的。一如有人所說: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下的中國文壇歷來就是政治鬥爭敏感的神經和制勝的突破口，因此，中國作家協會十年「文革」中長達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構成了「文革」時期的一個縮略的人生，而陳白塵的日記於今天則不啻是重修「中國作家協會發展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第一手資料，王蒙先生也在《中國作家三代紀實》的序言中說:「我早就對文學機構說過，如果把他們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的歷程寫下來，會很有意義，很有故事，很有——刺激。」當然，有了陳白塵日記中的這些具體的故事和人物，想必更加會不同了吧。

二、「專案」是如何進行的

今本《緘口日記》的難得，還在於披露了一些本該「刪節」的「橋段」。其實，歷史往往是會呈現出荒誕的色彩的。就在日記作者記錄並控訴了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專案」之後，出人意料，所謂剃人頭者，最終亦被人剃了頭，於是，陳白塵日記中就有了於悲憤中見幽默的一些情節（所謂「橋段」）。

那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卻被莫名其妙地幽禁在北京民族飯店，此前他應邀來揭發歷史上張春橋的「罪行」，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卻出現了意外。「意外」，委實並不意外，那是彼時運動中慣用的一套方法，即使運動場上的各種角色其位置發生了變化，慣性使然，運動的作法仍然是傳統的招數，此時主其事者，則是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了。

於桑，公安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他也是老紅軍。參加過長征，長期在保衛局、公安局、保安處、社會部等部門工作。「文革」結束時，他又參與組織審查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成員，為後來的「兩案」審判奠定了基礎。於桑還成功領導了「文革」中的幾個大案，如「中國共產黨中央非常委員會案」、「西單爆炸案」、「人民大會堂窗戶槍擊事件」等。但是，在陳白塵揭發張春橋「罪行」的問題上，於桑暴露出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由此及彼、舉一反三，這些問題無疑也可以反映出彼時在公安系統「審案」中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其實由來已久，甚至可以在戰爭時期的「搶救運動」中見出端倪，於是，反思這些問題就不是那麼輕鬆的了。

1976年10月，即當年的「紅十月」之際，陳白塵在日記中記錄了其北行的前前後後:

文化局來人，態度變得和藹之至，大異。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局局長召見，省委負責同志即革委會副主任召見，中央來電要其赴京寫揭發‘四人幫'的材料，為省裡立功，當夜出發，體檢，血壓升高，一時興奮之故，加派省委組織部人員同行，軟席車廂，不由回想起1966年9月11日第一次離寧赴京時的「起解」情景。

晚，辦公廳劉局長來，甚熱情，說請我來北京的原因是怕在南京不安全;任務則是寫揭發「四人幫」的材料，要住一段較長的時間。目前暫不與外界接觸，因階級鬥爭複雜，一切以安全為重。

晚8時，正入浴，公安部副部長兼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桑來訪，急更衣而出。於態度瀟灑，先問我是否認識他，然後則詳細詢問江青及張春橋在上海時期（1935—1937年）情況。張事問得較詳——要我來京的目的大概在此了。但於對我所提供的江青同唐納在六和塔的結婚照片的下落及1951年江對宋景詩歷史問題的講話大感興趣，立索我在1951年所寫的幾頁日記殘片以去。

已經寫畢的材料被告知不合體例，因改寫。

張（春橋）的材料昨日已寫完，共六個問題。

修改昨日所寫的有關江青的單一材料。1966年寫交代時恐群眾追問，則把江青所說的話都推在了周揚身上;但同時又另附了一密件，要求只給中央看，說清周所說云云均為江所言。這一做法的目的，當時是怕江處於被動，但忘了她本人亦是文革小組負責人，是完全能夠看到這一密件的——我是做了一件蠢事!但是沒想到「塞翁失馬」，如今它終於成了她的罪證了!要寫的有關江、張的材料已經完成，但來京之前省委說要作三個月的準備，則以後幹什麼呢?

重寫材料，重抄1951年日記，關於江對宋景詩「投降是其策略」的「指示」。

再留一個月。我要求給點工作做，肖說張的材料可再寫份更詳細的，我言有困難——已盡其全部記——再也寫不出更多的東西來了!

江青專案組來人，問崔萬秋情況，所知有限。1935年頃，我只知他是一個文壇上所謂的掮客之流，不瞭解他政治上的真面目;抗戰後到重慶，他的國民黨身份才完全暴露。

出示照片，江青和日本女子，男子有唐納、崔（萬秋）。

9時許，於桑等四人來，才知他們要會議室，並且派了一個不相識者召我去見，老徐亦破例列席，心中頗知有異。見面時，於先向我介紹了同來的某局長和某處長，我則與其一一握手。但言歸正傳後，口氣便大不相同了，而且是一再重複要我打消「顧慮」。他的「王牌」隨即摔了出來——一是14日那天給我看的照片，他們告知後排的那個男子，好些人都證明他是崔萬秋，而惟有我說不是;二是我在材料上說，張春橋於魯迅逝世後表現淡漠，但另有材料證明他仍有活動。對於前者，我說我沒認出來，可能是用以後在重慶時的印象去印證，故不能肯定;對於後者，則可能是自己的記憶不準確了。但於及某局長則硬是以此為據，說我有「顧慮」。我情急中頂撞他們道:「我不會把自己綁在四人幫的戰車上的!如有重大問題被我隱瞞了，我可以用生命作擔保!」於急說:「戰車之類的話可是你自己說的!」遂不歡而散。回到515室後憤然垂淚。「文革」中自己被審查七年，在任何壓力下未曾流過淚;如今我這個被「四人幫」迫害的對象竟反被無端地懷疑，實心痛也!片刻某局長又來我室中，命令道:最近勿與外界（包括自己的家人）通信。這是在施加壓力了，默然應之。下午寫一關於崔萬秋的材料，空洞無物。雖不滿意卻也無奈。

昨晚老徐勸我頭腦要清醒，則今日再改寫崔萬秋的材料及另外一份有關張春橋的補充材料，其實仍很空洞。沒有想到像於桑這樣的老幹部，也不免有逼供式的行為!

將張春橋的材料交徐，請代轉。同徐、瞿訴述了自己的心情，要求與家中通信。下午老胡來，說通信事已向上面請示去了。

江青專案組的二同志來，以「南國社」照片相示。是120相機的小幅照，已灰黃，約為1930年前所攝。以放大鏡看之，其中三女人，一為黃大琳，一似俞珊，一可能是李尚賢。來人疑黃為江青，為其排除之。黃，易漱瑜之同學，易臨危時以之薦田漢作續弦者，識之者少，幾誤斷。

全國美展，一幅漫畫畫的是張春橋從蘇州反省院中出來。聞之頗以為怪——難道瞿最終也相信了我在材料中所寫的張並未被捕而在當時卻一直不被專案組所相信的話了?

中央6號文件，張的結論，是特務而非叛徒，這證明我所寫的材料是正確的。

「四人幫」第二批材料。張在1935年至1937年間，除與宋振鼎有關係外，只提了他與崔（萬秋）的關係，而無其他的活動，這證明我的材料是可靠的。江的材料中，雖說她與崔來往密切，但也只講崔如何捧她，而未提其他活動。想想於桑當時的態度，真惱於他的主觀主義!

省委材料組，組織部，接至省公安廳招待所，北京來人。「四人幫」專案還未最後結案，還需繼續做大量的工作。據稱此次談話將改變以往的方法——可以插話，可以討論，並一再強調要我消除顧慮。

與張（春橋）的接觸，彼插話訂正。均是在某些小事上加以訂正。如張在上海曾住過呂班路、薛華立路;我在搬出呂班路120號之後所租的房子叫幸福坊;在環龍路居住時的門牌是196弄4號，（張）天翼則住的是204號;張到上海是1935年5月12日，離滬是1937年9月15日;張在上海談對象，我曾經向之提過意見;對於張認識崔萬秋一事，我在向別人介紹張時還曾經提到過……這可都是我完全忘記了的，聞後大為驚異。在談話開始時我曾說，在「四人幫」的第二批材料中，關於張到上海後的二年多時間內，除崔（萬秋）、宋（振鼎）二人事外，是個空白。我在京128天未能填補它，實感遺憾。溫欣然曰:「老陳，這個空白你應該努力填補上呀!」夜間反覆思考，睡不寧。

今天又談了一整天。我對老溫說:「以前我對張春橋的材料有如走進了一個黑胡同，兩眼漆黑，找不到一點線索。昨日的談話，使我看到了一線光亮;今日的談話，則如同大門打開了。」上午，他引出了我對張辦的《文化新聞》的回憶;下午，又從朱凡等人在夏令配克電影院從事難民救濟等事聯繫到了張在「八一三」後的行為等等。晚飯前，他提出了四個問題讓我思考。飯後又增加了張靜廬的上海雜誌公司一事，以及有關吳稚暉的一些情況，共六題令作回憶。老溫在談到張春橋於解放後同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時說:「張當時為什麼要迴避你?害怕你?這是因為你知道他的底細——介紹人問題、雜誌公司問題，特別是他與崔萬秋的關係問題，只有你知道呀!」接著他又提醒道:「江青為什麼要找黑大漢?要找當年在環龍路為她燒飯的女工秦某?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她的底細!老陳，你不能太書生氣啊，你現在是應該積極進攻了!」心中頗感奮然。

晨起即寫材料，除去張春橋化名狄克寫文章向魯迅進攻一事因不瞭解情況無從下筆外，共完成了五份材料……

以上日記的片斷，足以說明當年政法系統斷案中存在的問題了，特別是作為重大政治任務的審案，因為是作為政治任務來完成的，免不了會採取「傳統」（肅反、搶救等等）的「經驗」，而日記中關於歷史上江青、張春橋等等的若干問題，其實如今多已獲得澄清，如其為「叛徒」等等，確實是「過度闡釋」了（見《炎黃春秋》等等的文章，包括日記中提及的崔萬秋，也有文章指出其並非是「文化特務」云云）。又如當年張思之在公審「兩案」時是李作鵬的辯護律師，他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辯護，最後終於除卻了李的兩條罪名:另立中央、企圖暗殺毛澤東，事後李作鵬表示感謝，他告訴張思之要在二十年後贈其一詩以謝，後果然如願，李將一詩饋贈給了張思之:「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唸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對此，張思之詮釋說:「所謂‘公正、無偏'，在那個年代，承辦那樣的政治性大案，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個中況味，天人共知。」

好一個「個中況味，天人共知」。看來走上法治的大道，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