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為什麼反對「微服私訪」

古時君主偶有「微服私訪」之舉,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陽」,不過「康熙微服私訪記」之類的故事則完全是戲說的,並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倒是據《康熙朝實錄》,康熙本人並不讚同微服私訪,他說:「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開創帝王恐人作弊、昌言於外耳。此等事朕斷不行,舉國臣民以及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且有妨大體。況欲知天下事,亦不繫於此也。」宋太祖「易服微行」,則確有其事。司馬光《涑水記聞》稱,「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但臣僚並不贊成皇帝微服私訪,明末的王夫之更是在其著述《宋論》上對宋太祖微行一事作了措詞強烈的批評。

古人為什麼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訪?這裡首先涉及到「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再往深,又隱藏著一個君主當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

先來說微服私訪的成本,宋代的臣僚主要是從風險的角度考慮的,「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即擔心出現不堪設想的意外,這並不是臣下多慮,朱弁的《曲洧舊聞》就記有宋太祖遇刺一事:「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傘,禁衛驚駭。」不過宋太祖似乎並不十分顧慮自身安危,「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

王夫之不相信宋太祖毫無防備,認為他「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即早已佈置好週全、秘密的保安工程。不管王夫之的猜測有沒有道理,皇帝微服私訪的成本肯定是極高的——如果不加防備,則難保沒有「不虞之變」;如果嚴加防護,則勢必勞師動眾。

那君主微服私訪,又所為何事?用康熙的話來說,是為「恐人作弊,昌言於外」;用王夫之的話來說,是「以伺官箴之污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換成今日的話來說,有為的君主希望以微服私訪的方式,繞過顢頇的官僚集團,親入民間,收集到更真實的信息。但微服私訪能達至這個預期嗎?王夫之認為,不能。因為君主以為自己出訪嚴格保密,但實際上,君主往往剛離禁闈,消息便泄露出去,下面的人知道皇上要來私訪了,又裝出一副不知情的樣子,「飾慧為樸,行諂以戇」,演戲給皇帝看,結果就是皇帝受到了矇蔽而不自知。而且,君主微行訪查所得到的信息,通常也是碎片化的,即使「偶得之小民者」,一時之間也難以核實。如果君主「自矜其察微之睿」,根據這些不盡可靠的信息「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群臣莫敢爭焉」,則難免有獨斷之弊。

這一番「成本—收益」計算下來,微服私訪看來並不是體察民情、治理政事的好辦法,難怪康熙說,「此等事朕斷不行」,因為「舉國臣民以及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且有妨大體」,況且,「欲知天下事,亦不繫於此也」。康熙另有「知天下事」的辦法。什麼辦法?設立「密奏制」。他對宋明君主微行之事的批評,便是在「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皆可密奏」的時候說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清代密奏制的背後,埋伏著一個君主專制的權力結構,所謂「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康熙自述)。因為君主乾綱獨斷,臣下的密奏才是必要的。這樣的治理方式顯然不符合儒家傳統的「共治」之道,思想開明的王夫之更不可能支持密奏制了。

王夫之說,「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即實現優良的治理,需要先明白治理之道。王夫之理想中的治理之道,不是表現為君主以一人之力之智「與天下斗捷」,而是建立一種接近於「虛君共治」的權力框架:君主在這個權力構架中「端拱於上」,統而不治,具體的治理權劃分為四塊:塚宰負責選舉,憲臣負責監察,廷尉執掌司法,宰相則主執政大權。四者各司其職,各行其權。這樣,「以求俊乂(才德出眾的人才),塚宰公而側陋(出身卑微的賢才)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意思是說,在這一分權構架下,塚宰秉公,則即便是出身卑微的賢才也會被發現;憲臣廉正,則貪墨的官吏會受到抑制;廷尉審慎,則司法得以保持公正;宰相忠誠執政,則國家得以安寧。這樣,君主只需居中監督、督促這四條權力分支的工作,則「垂旒纊而坐」便可治理天下,用不著密奏制,也用不著微服私訪。

當然這個「虛君共治」式的權力構架的運行,也需要有一個通暢的信息系統提供支撐,王夫之說「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便是這個意思。那各地的信息該如何反饋到朝廷的權力中樞?王夫之設想通過合理的科層制度來完成下情上達:「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在信息技術落後、民意表達機制也不發達的明末清初,王夫之寄希望於科層制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要求他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就能設想出網際網路和代議制。

但科層制又具有內在的信息過濾本能,信息在科層制的傳遞過程中難免會被變形、遺漏、注水。也正因為此,舊時有作為的君主才想以微服私訪相補救。現代政制則通過設立代議制來救科層制之弊。十七世紀的王夫之雖然還想像不出代議制,但與他同時代的黃宗羲已經有了這樣的闡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而且,「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在黃宗羲的設想中,這樣的「學校」顯然不僅是教育機構,而是作為傳達民意、發表天下公議、並具有立法權威地位的機構,可以說已具備近代議會的雛形。將黃宗羲所說的「學校」補充進前面王夫之勾勒出來的分權構架,便是一個憲政性的政體了,跟孫文所設計的「五權分立」政制居然條條合轍,不知孫文當初是不是從王夫之的設想獲得靈感。

至此,我們才可以完整發現蘊藏於王夫之《論宋太祖微服私訪》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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