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廣西平樂因統購統銷徵糧過頭餓死人

[導讀]大源村村民李明章：餓死人是因為統購統銷。徵收糧食最厲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農民什麼都沒有了。交完公糧，還要賣餘糧，村幹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餘糧了。

1956年的春天，因統購統銷征了過頭糧，廣西平樂縣湧現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發生嚴重夏荒。

對於平樂縣乃至廣西省委失職領導的黨內處分，直至19 57年6月才作出。幾乎與此同時，反右運動開始，批評1956年廣西餓死人事件的人士被波及。

與新一輪整肅相伴隨的是大躍進的萬丈豪情。平樂縣在19 59年開始進入另一次更大規模的飢荒。

春節剛過，16歲的蘇世輝就和母親、小姑等四人逃離了家鄉。從廣西平樂縣二塘區大源村出發，一路向東北乞討，在與湖南省交界處一個叫龍虎關的地方，他們被平樂縣糧食局副局長陶純森(音)帶領工作組攔住。

10多天後，飢餓難耐的蘇世輝和村裡一個同齡夥伴再度逃荒，夜裡偷偷越過政府設下的關卡，在湖南江永縣桃川公社住下來。「我們村出逃幾百人。白天討飯，或者去田地裡撿些東西吃。晚上，翻牆去牛欄裡住，有的就住廟裡。」他對南都記者說。

這不是「大躍進」的三年飢荒時期。這是1956年的春天，因統購統銷征了過頭糧，廣西平樂縣湧現了一股逃荒潮。縣委、縣政府採取措施進行阻止，卻沒對飢饉的百姓採取適當救濟。到了6月，又發生嚴重夏荒。按照縣委8月16日的統計，「全縣因斷糧而餓死的有121人，與糧食問題有關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糧而多日摻吃代食品而致身體浮腫的1388人，因糧食問題未得到解決逃荒到湖南省永江縣和桂北灌陽縣一帶謀生的1100戶1246人。」

在1956年的廣西，類似的人為飢荒，並不僅存在於平樂縣。平樂專區荔浦縣和南寧市橫縣也發生嚴重餓死人事件，他們被埋在春節的大喜日子裡。

而經驗教訓並未被汲取，兩年後，更大範圍的人為飢荒襲來，平樂乃至整個廣西，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張火生兒子是怎麼死的？

「二塘鄉張火生的兒子是怎樣死亡的」，這是平樂縣檔案館內一份檔案的標題。它的內容很簡單：「張火生兒子，男性，今年才滿兩歲，他家是貧農成分。據目前瞭解上報，其兒子死亡的原因是因為去年該社減產，張火生是老社員，因他老婆平時很懶，不出工，在社裡分得的口糧在十二月就吃完了，家裡沒有米，年關供應漏銷了該戶，後因家中沒有糧食，其夫外出找雜糧，留出娃仔在家，到3月12日餓死在家中。」

主文後面，附了一句話：「區委意見，該人是斷米餓死的。」

這份情況說明，將孩子餓死的原因歸咎於三點：1955年減產「他老婆平時很懶」和年關供應漏銷了該戶。

查1990年平樂縣檔案館編的《平樂縣自然災害史》，並沒有1955年的記錄，由此可知當年即便有自然災害也並不嚴重。那這一年的減產是怎麼回事？

據1992年編輯的《平樂縣民政志》，1955年，存在旱、蟲災，但糧食僅減產9.12%，而縣委主要領導「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為達到上級下達的糧食生產計畫指標，把農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餅等列計入主糧總產，向廣西省委假報增產21.06%。同時按糧食三定任務向農民徵購糧食，把主糧購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嚴重缺糧災荒。加上1956年春連續乾旱4個月，接著夏澇秋旱。當時，縣委領導對災荒估計不足，思想上麻痺大意，沒有全面地掌握災情，發放救濟款不及時，因而在全縣範圍內出現了餓死人、拍賣傢俱、買糧，逃荒湖南，患缺乏營養性水腫等嚴重現象。」

由此可知，餓死人主要並非因為減產，而是縣委領導的虛報產量和過頭徵購糧食。在1955年12月，已經有農民家裡沒了糧食，年關將近時，因飢餓普遍，政府名義上還特地進行糧食「供應」，但顯然有很多人沒有受惠——— 這和張火生老婆「很懶」沒有太大關聯。

「餓死人是因為統購統銷。徵收糧食最厲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農民什麼都沒有了。那時交完公糧，還要賣餘糧，村幹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餘糧了。只有紅薯、南瓜和芋頭可吃，1955年冬天就有人跑湖南逃荒了，1956年達到高潮。」大源村村民李明章對南都記者說。

「災情緩和」了嗎？

1955年冬天，二塘區二塘鄉有一戶農民賣掉了自己的兒女，1956年4月，又有一戶農民也這麼做了。在牛角鄉，1956年的2月和3月同樣有兩人被親人販賣，一個是孩子，一個是妻子。

這兩個鄉的情況在二塘區並不嚴重，截至1956年6月，茶林鄉有5名人妻與孩子被賣掉(其中1956年元月賣掉4人，2、3月分別賣掉3人)，而大源鄉則有11個孩子被父母出售(其中1956年2月1人，3、4月各3人，5月4人)。在半年多的時間內，二塘區共有44人被賣(其中38名孩子，6名人妻)，賣人的最高峰是在1956年3、4月份，分別為11人和12人(見平樂檔案館藏《平樂縣二塘區56年因災出賣妻子兒女統計表》)。因飢饉而販賣親人的事實，在平樂縣地方志中屬於禁忌，未被記錄。

「二塘區的飢荒是最嚴重的。」1955年起出任平樂專區供銷社經理的葉柏松對南都記者說，僅二塘區就有數千人逃荒去了湖南，湖南一個女性縣委書記層層上報，最後上面派人下來進行了調查。

廣西省委對平樂專區大規模逃荒、販賣妻兒和餓死人現象的重視，可能即源於湖南省的上報。1956年4月13日，廣西省委檢查組到達平樂專區，「聽取了地委和有關部門對該區春荒情況的介紹，並在地委的指導和協助下，到平樂、荔浦兩縣做了重點瞭解。」

1956年5月25日，廣西省委批轉了省委檢查組對「春荒」情況的報告。廣西省委稱，「這些地區的春荒之所以嚴重地發展起來，則由於平樂地委和有關縣委在糧食統銷和救災工作上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主要的表現為不從實際出發，不深入調查研究，缺乏實事求是精神，不適當地反對下面的‘右傾’，不夠關心群眾生活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對下邊真實情況的瞭解，不能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和及時地糾正工作中的缺點。」

廣西省委稱，平樂地委對此事件已經做了檢討，並且在實際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災情緩和下來。省委特責成平樂地委對平樂縣此次嚴重失職有關的幹部作適當處理，並將處理決定在黨內公布。

不過，所謂「在實際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災情緩和下來」，是平樂地委和廣西省委的虛應之詞。這份報告剛剛下發到各平樂專區各市縣，更大規模的飢荒就來臨了。

「6月份，也就是農曆四五月份，是最高潮的時候。生產隊分的糧食都吃完了，而穀子要農曆六月份才打下來，這時逃荒的人最多，全家跑出去的都有。」大源村的李明章說。

按照平樂縣委8月16日的統計，「全縣因斷糧而餓死的121人，與糧食問題有關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糧而多日摻吃代食品而致身體浮腫的1388人，因糧食問題未得到解決逃荒到湖南省永江縣和桂北灌陽縣一帶謀生的1100戶1246人。外出湖南省永江縣一帶購買雜糧的4003人。因災賣送子女的145戶156人。因災引起夫妻離散的22戶。因災婦女早婚的8人。因災拍賣傢俱、衣服、被褥、蚊帳的1901戶。」(平樂檔案館館藏《平樂縣1956年上半年救災工作總結》)

一邊廂黨內處分，一邊廂反右

廣西省委要求平樂地委對失職幹部所做的「適當處理」，遲遲沒有下文。在此期間，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人民日報》開始鼓勵黨外人士「鳴放」，整風開始。

在平樂縣，很多人針對統購統銷和餓死人現象提出批評。包括富農出身的教師葉中立，他在整風時期表示：「糧食統購統銷搞得一團糟，黨自實行這一政策後，不知餓死了幾多人，就拿我家裡來講，個個被餓得面黃肌瘦，我哥就是因這樣而被餓死的。」(平樂檔案館館藏，1958年8月24日平樂縣人民委員會《對葉中立的行政處分的決定》)

廣西餓死人事件，也在中央引起討論。「桂系廣西軍閥黃紹竑，當時是民主黨派(民革中央常委)，聽說他反映了很多情況，對廣西餓死人批評最為強烈。」生於1933年的平樂縣人大常委會退休幹部廖干對南都記者說。

對平樂縣乃至廣西省委主要領導的黨內處分，是在1957年6月作出的。6月14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五十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平樂縣委書記矯志周，平樂地委書記楊林、副書記何庶民，直至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蕭一舟被撤銷了黨內職務。

《人民日報》和《廣西日報》均刊發了消息。平樂教師葉中立看到廣西日報的新聞後，「憤恨的說：‘他媽的，真該槍斃幾個，這樣處分根本太(輕)了。’」(《對葉中立的行政處分的決定》)

不過，幾乎與此同時，反右運動開始。在平樂縣，批評1956年餓死人的各界人士，均被波及。在一場遍及全縣的大辯論中，統購統銷與合作化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再度得到肯定。

1958年，葉中立被定性為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對餓死人的批評被指為「惡毒攻擊黨的統購統銷政策」，他的另一個主要右派言行是，「污蔑」肅反時檢舉他的同志，公開在宿舍說：他們根本是含有血債的人。1957年6月18日，廣西日報報導了中央對餓死人事件的處分決定時，還在頭版刊發新華社題為《黃紹竑為他顛倒是非的言論作辯護，陳其瑗指出他一貫誇大運動的錯誤》的報導，不過，報導中並未提及黃紹竑此前對廣西餓死人事件的批評。很快，黃紹竑也被打為右派。

新一輪的整肅開始，與之相伴隨的是大躍進的萬丈豪情。平樂縣在1959年開始進入另一次更大規模的飢荒。「1956年，雖然逃荒，但還沒聽說我村有餓死人，但到1960年，餓死的可就多了。」李明章說。

歷史以更慘痛的方式在平樂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