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詞在詞境和格調的開拓上頗有建樹(圖)
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歐陽修離開洛陽前夕，與朋友餞別時寫下此令。
二十四歲的新科進士歐陽修在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被授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洛陽）留守推官，至景祐元年（1034）秩滿回京師，前後整三年。洛陽三年是歐陽修政治、文學生涯中的重要階段。在這裡，他先後結識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張子野、張堯天、謝希深等人。歐陽修的一首《自敘》詩曾記述當年與朋友愉快相處的情形：「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成為終身摯友，尹、梅等人還與歐陽修一道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主將。
這首詞從友人餞行筵席起筆。「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古人送別，往往有擺酒的風習。唐詩人王維「勸君更進一杯酒」的《陽關曲》，即作於送友人的宴飲之時。「尊前」本是歡樂的場合，然而筵席散時，即是分別之際，因而席間又充滿了愁緒，這也是柳永登舟遠行前「都門帳飲無緒」（《雨霖鈴》）的原因。分別之時終究還是近了，別辭欲語又止難以啟齒，「歸期」尚是「擬說」、「欲語」，未及言出，已是心潮翻騰，連周圍的自然景色也為之慘然。「春容」即春景。本來春光明媚，給人以欣悅。作者這裡作一拗筆：春光春色也為分別之情所感染而淒慘嗚咽。以情觸景，景中含情，正是王國維所言之「有我之境」（《人間詞話》），賦予自然景物以強烈的感情色彩，造成一種感人的意境。
歐詞頗得「花間」風韻。宋人羅大經曾稱讚歐陽公詞「無愧唐人《花間集》」（《鶴林玉露》）。以此詞開端二句而言，「擬說」「欲語」，心理刻畫細微，語勢頗有吞吐之妙，加之「有我之景」的渲染，委曲婉轉，姿態橫生，確是「花間」本色。但這首《玉樓春》的特色卻不僅在於逼似「花間」，而在於下面詞境的開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議論入詞，作者似有不吐不快之情，急欲傾吐。古人有云：太上有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人以痴情獨秀於萬物，而「情」之內涵又是十分複雜的。以離情而言，有男女之間的纏綿，也有朋友間的沉摯。
唐五代以來詞中寫離情多為前者。也許作者擔心讀者誤入傳統的「欣賞模式」，故而特加說明「此情不關風與月」。「風月」在古典詩詞中多為表現男女戀情的意象，或即為其代辭。如歐陽修另一首《阮郎歸》有云：「淺螺黛，淡燕脂。閑妝取次宜，隔帘風雨閉門時，此情風月知。」即以風月喻戀情。而《玉樓春》中，作者將自己的「痴情」與「風月」明確分開，那麼，情之內容雖未明言，亦已透出了陽剛之氣。作者通篇沒有寫明贈別的對象，因而後人的理解頗有分歧，不少人認為是歌妓。但這並不準確。此詞宋本《醉翁琴趣外編》題為《答周太傅》。《外編》所載，往往不甚可靠，前人已多為指明，周太傅其人今亦不可考。但《外編》所記已透出一個消息，即所贈對象為士大夫而非歌妓。我們認為據詞中語氣及作者交遊經歷，此詞贈別對象為洛陽摯友則更為可能。在詞中此二句並非單純起到說明議論的作用，詞之感情為之激昂，格調為之提高，由前二句的低回轉入高昂。
過片與上片的尊前話別相呼應，「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離歌是送行或離別的歌。離歌的演唱是一曲接一曲不斷唱下去的。「祖席將收，離歌三疊」（秦觀《喜遷鶯》）。三疊即多遍。作者勸止那些演唱離歌之人，不要再接唱下一曲了，因為一曲已教人「腸寸結」——哀痛欲絕了，何堪再三。這時詞中情致作低回曲婉之勢後立刻又呈豪宕：「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洛陽花指牡丹。王像晉《群芳譜》云：「唐宋時，洛陽花冠天下，故牡丹竟名洛陽花。」作者以觀花遣懷作結，是寓有深情的。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三年中，他常與朋友結伴賞花。作者另一首《浪淘沙》詞回憶當年「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花叢。」多年之後對洛陽的回憶仍是「關心只為牡丹紅」（《玉樓春》〔常憶洛陽風景媚〕）。可以說，牡丹花是他們友誼的見證，並寄託著他們深厚的友情。觀花思人，恰似人在眼前，可以排遣春風所帶來的相思之苦。統觀全詞，作者的感情跌宕起伏，回還往復，纏綿哀婉與沉雄豪宕交織。
詞在北宋以前多作於「綺筵公子，繡幌佳人」（歐陽炯《花間集序》）的場合，悲離傷別是詞家傳統題材之一，這種離別之情多限於男女之間，柔曼之姿和脂粉之氣的陰柔為其特色。歐陽修這首《玉樓春》則寫朋友間闊別之情，意境開闊，格調豪邁。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人們多注意蘇軾的豪放詞，謂其「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胡寅《向子諲酒邊詞序》），其實從「花間」到蘇軾，歐詞在詞境和格調的開拓上也是頗有建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