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词在词境和格调的开拓上颇有建树(图)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欧阳修离开洛阳前夕，与朋友饯别时写下此令。

二十四岁的新科进士欧阳修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被授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洛阳）留守推官，至景祐元年（1034）秩满回京师，前后整三年。洛阳三年是欧阳修政治、文学生涯中的重要阶段。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张子野、张尧天、谢希深等人。欧阳修的一首《自叙》诗曾记述当年与朋友愉快相处的情形：“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终身挚友，尹、梅等人还与欧阳修一道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

这首词从友人饯行筵席起笔。“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古人送别，往往有摆酒的风习。唐诗人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的《阳关曲》，即作于送友人的宴饮之时。“尊前”本是欢乐的场合，然而筵席散时，即是分别之际，因而席间又充满了愁绪，这也是柳永登舟远行前“都门帐饮无绪”（《雨霖铃》）的原因。分别之时终究还是近了，别辞欲语又止难以启齿，“归期”尚是“拟说”、“欲语”，未及言出，已是心潮翻腾，连周围的自然景色也为之惨然。“春容”即春景。本来春光明媚，给人以欣悦。作者这里作一拗笔：春光春色也为分别之情所感染而凄惨呜咽。以情触景，景中含情，正是王国维所言之“有我之境”（《人间词话》），赋予自然景物以强烈的感情色彩，造成一种感人的意境。

欧词颇得“花间”风韵。宋人罗大经曾称赞欧阳公词“无愧唐人《花间集》”（《鹤林玉露》）。以此词开端二句而言，“拟说”“欲语”，心理刻画细微，语势颇有吞吐之妙，加之“有我之景”的渲染，委曲婉转，姿态横生，确是“花间”本色。但这首《玉楼春》的特色却不仅在于逼似“花间”，而在于下面词境的开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议论入词，作者似有不吐不快之情，急欲倾吐。古人有云：太上有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人以痴情独秀于万物，而“情”之内涵又是十分复杂的。以离情而言，有男女之间的缠绵，也有朋友间的沉挚。

唐五代以来词中写离情多为前者。也许作者担心读者误入传统的“欣赏模式”，故而特加说明“此情不关风与月”。“风月”在古典诗词中多为表现男女恋情的意象，或即为其代辞。如欧阳修另一首《阮郎归》有云：“浅螺黛，淡燕脂。闲妆取次宜，隔帘风雨闭门时，此情风月知。”即以风月喻恋情。而《玉楼春》中，作者将自己的“痴情”与“风月”明确分开，那么，情之内容虽未明言，亦已透出了阳刚之气。作者通篇没有写明赠别的对象，因而后人的理解颇有分歧，不少人认为是歌妓。但这并不准确。此词宋本《醉翁琴趣外编》题为《答周太傅》。《外编》所载，往往不甚可靠，前人已多为指明，周太傅其人今亦不可考。但《外编》所记已透出一个消息，即所赠对象为士大夫而非歌妓。我们认为据词中语气及作者交游经历，此词赠别对象为洛阳挚友则更为可能。在词中此二句并非单纯起到说明议论的作用，词之感情为之激昂，格调为之提高，由前二句的低回转入高昂。

过片与上片的尊前话别相呼应，“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离歌是送行或离别的歌。离歌的演唱是一曲接一曲不断唱下去的。“祖席将收，离歌三叠”（秦观《喜迁莺》）。三叠即多遍。作者劝止那些演唱离歌之人，不要再接唱下一曲了，因为一曲已教人“肠寸结”——哀痛欲绝了，何堪再三。这时词中情致作低回曲婉之势后立刻又呈豪宕：“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洛阳花指牡丹。王象晋《群芳谱》云：“唐宋时，洛阳花冠天下，故牡丹竟名洛阳花。”作者以观花遣怀作结，是寓有深情的。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三年中，他常与朋友结伴赏花。作者另一首《浪淘沙》词回忆当年“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花丛。”多年之后对洛阳的回忆仍是“关心只为牡丹红”（《玉楼春》〔常忆洛阳风景媚〕）。可以说，牡丹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并寄托着他们深厚的友情。观花思人，恰似人在眼前，可以排遣春风所带来的相思之苦。统观全词，作者的感情跌宕起伏，回还往复，缠绵哀婉与沉雄豪宕交织。

词在北宋以前多作于“绮筵公子，绣幌佳人”（欧阳炯《花间集序》）的场合，悲离伤别是词家传统题材之一，这种离别之情多限于男女之间，柔曼之姿和脂粉之气的阴柔为其特色。欧阳修这首《玉楼春》则写朋友间阔别之情，意境开阔，格调豪迈。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人们多注意苏轼的豪放词，谓其“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胡寅《向子諲酒边词序》），其实从“花间”到苏轼，欧词在词境和格调的开拓上也是颇有建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