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大規模摧殘民主群星(圖)

編者按：中共史家沙健孫曾有一份研究，透露中共利用學運在內戰中逹到牽制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軍力量。該研究有一段指出毛澤東就表明中共的兩條戰線，第一條戰線是「蔣介石進犯軍的人民解放軍的戰爭」，第二條戰線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而那些中共在背後鼓動下的學運中，當年的「民主群星」卻紛紛在中共執政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大規模的摧殘殆盡。

李銳（左）和《群星隕落記》作者李凌。

今年我已經吃九十六歲的飯了，精力體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筆。前不久，李凌同志將他的書稿《「民主堡壘」群星隕落記》給我，並囑寫序言。我之所以應命，是由於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當代許多著名學者、大師的悲慘命運，所關注的問題恰恰是我晚年不斷呼喚的「何時憲政大開張」。可以說，這本書是當代中國歷史變局的一個例證。

西南聯大先後有二百名地下黨員

一九三九年夏，我到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時（青委書記是蔣南翔），認識了袁永熙。他當時是西南聯大黨總支書記，參與領導學生民主運動。他曾有過短暫輝煌。「解放」後，在團中央任學生部副部長、清華黨委書記、校長助理。他的夫人陳璉（陳佈雷的女兒）因他被打成右派而離婚，文革中自殺。

一九五二年以前，我一直在報社和宣傳部門工作，非常關心國家形勢的發展，對國民黨鎮壓民主運動曾寫過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慘案，隨後李公樸、聞一多相繼遇難，是震動全國的大事。書中的統計數字說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學中只有黨員二十多人，運動之後發展到一百多人，僅西南聯大就有七十一人。西南聯大存在的八年多時間裏，曾在校就讀的學生約八千人，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三千八百多人，先後在校中學習和工作過的中共黨員有二百零六人。其中「一二一」慘案中遇難的烈士有於再、潘瑣、李魯連、張華昌（於、張不是聯大的）。

大多數學生「解放」後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如馬識途、宋平、王漢斌、彭佩雲、何東昌、何功楷、瀋克琦、李曉等。有一位一九四○年在聯大畢業的老教授、研究美國史的專家劉緒貽，書中沒有提及。二○一二年五月，武漢大學為劉教授一百歲大壽開了慶祝研討會。由於他堅決反對「用民本偷換民主」的「維穩」，以此壓制改革，大家歌頌他為「百歲非毛派」。

一支富民主思想的校長教授隊伍

西南聯大能夠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堡壘，不僅是雲南省工委領導了聯大有戰鬥力的黨組織，一批優秀黨員和許多進步同學奮不顧身的英勇戰鬥；還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領導和教授隊伍，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成，後兩校校長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有兼職，不能來雲南，校務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全權主管。梅的人品與個人修養極佳，從不輕易發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

梅校長的生活也很嚴謹，他將校長專用車改為公用車，自己盡量步行；每遇困難挺身而出，從不獨斷專行。清華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長力主學術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體制，學校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教務會議，最有發言權的是教授，被稱為「教授治校」。梅視教授為大學的脊樑，一九三一年就職演說有這樣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沒有讀過大學的華羅庚，入學考試英語差的吳晗，數學極差的錢鐘書，都是他引進的人才。在雲南時，梅校長對校內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活動從不干涉，甚至加以保護，對「國民黨鎮壓學生行動」時則予以抵制。

聯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隊伍。著名學者、詩人聞一多遭國民黨刺殺，引起軒然大波，激發更多知識份子站到國民黨的敵對方面。羅隆基、潘光旦、曾昭倫、費孝通、向達、吳晗還有雲南大學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進中國民主化變革進程的。他們大都留過學，受西方科學、民主和憲政治國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深感不滿。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層成員。這當然也是聯大成為「民主堡壘」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年堅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馬克思主義。如羅隆基，抗戰前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就因為批評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權狀況，鼓吹言論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資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從英國拉斯基學來的政治學，在《新月》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對於馬列主義、共產主義作了直接的批評。這些教授反對國民黨的統治是極其真誠的、堅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還可以說陳寅恪教授，我和黎澍同去錢鐘書家拜訪時，聽錢談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寫信給陳，邀請他到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任所長。陳回信說：如要我當所長，這個所就不講馬克思主義，請你告毛澤東、劉少奇得到他們的同意。

陳沒有去臺灣，一直留在廣東中山大學，也沒有北上。陳是史學大師，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是真正的家學淵源：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和父親陳三立都支持維新變法，舉辦新政，遭到撤職。陳寅恪曾經指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桎梏」當時指三民主義，後來指馬克思主義。中央曾先後派章士釗、陳毅、周揚等人到廣州勸說陳來京就職，陳一一謝絕。

這些當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進步青年和精神獨立的教授們，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壘」，乃星空中璀璨奪目的群星。這種定性是完全正確的。

聯大師生歷次運動被斗者不計其數

李凌這本書的書名是《群星隕落記》，它不是要寫群星，而是要寫群星的隕落。一九四九年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被趕到臺灣去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了大陸的執政黨。根據當年共產黨尤其毛澤東著重宣傳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學生們追求的目標可說已經達到了，這不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學上發生的流星雨一樣，群星亂落了！這本書就是記下了這一頁歷史。

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有學者統計，大小四十多次），這些運動不論叫做什麼名字，都是「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擊知識份子的。書中寫到：當年受周恩來派遣到昆明做龍雲工作的華崗，取得很大的成功，還一度化名在西南聯大任教。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就在山東大學校長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來被整死了。肅反運動的打擊面（立案審查）是一百四十萬人，所有政治歷史稍微複雜一點的都得列為肅反對象。華崗這樣的大案是登了報的，其他的人就無從知道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為了要使右派份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毛澤東規定要有十分之一見報。這樣，在當年的報紙上，就看到了羅隆基、費孝通、潘光旦、曾昭倫、潘大逵、吳文藻、吳景超、向達⋯⋯等等民主教授被列為右派份子的材料。聯大的學生劃為右派份子的，有參加黨組織領導的袁永熙。

本書作者李凌，是在聯大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也被劃為極右了。當年在聯大積極參加領導學生運動的共產黨員，解放後被整得很慘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陳璉外，還有李炳泉、吳顯鋮、尚嘉齊、範迪之、盧錫錕等，聯大師生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極右、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據我所知，一九五七年謝富治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時，他就把當年「邊縱」的許多聯大學生黨員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義分子。陳寅恪是一九五八年批判「厚古薄今」的運動中，遭到批鬥的，從此告別講臺，潛心著述，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雙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反右運動大規模摧殘民主群星

我在幾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刊《炎黃春秋》二○○八年第七期），從《毛選》上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六年最早發表的原件中（《選集》作了大量刪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敵視知識份子的思想情緒。他認為無論哪個國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將銀行等高等員司、政府高等事務員、政客、部分留學生和大學教授、學生、大律師等，稱為「反動派知識階級」，屬於前四等人的附屬物（人數約一百萬）。將為「中產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即大部分留學生、大學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分為右翼和左翼，右翼屬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這些可友可敵的人有四百萬。

延安時期必須同國民黨爭奪知識份子，毛對知識份子的看法略有變化，但沒有根本變化，從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知識份子仍被當作「異端」慘遭迫害，我有親身經歷。（搶救運動中，延安和邊區共打了一萬五千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毛始終認為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乃「皮上之毛」，「階級鬥爭」革命中的反動派。直到文革時，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連知識也被否定了：「知識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動」。

關於反右派鬥爭還應多說幾句話。一九四九年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識份子。反右派鬥爭除開打擊人之外，還要批判這些人的見解，即批判所謂右派言論和右派思想。今天看來，其實當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許多都是有助於中國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張。批判了這些，就顛倒了是非，遲滯了中國按普世規律前進的進程，其後遺症至今還沒有消除。

反右派運動可以說是對中國民主群星一次大規模的摧毀。可是事情至此還沒有完，比如吳晗，在反右派運動中是頗為積極的（那時他剛入黨），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犧牲，最後他全家死得好慘。

毛定知識份子為反革命文革祭刀

由於知識份子喜歡提意見，喜歡多嘴多舌，執政當權之後，視「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為異己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當「馴服工具」，當「螺絲釘」（學雷鋒）的要求格格不入，將知識份子特別是大知識份子當敵人看待的早年認識，終於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實踐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寫道：「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對「北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一文的批語」中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份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既然是反革命，當然要對付了。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邊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這個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紀要，在註釋中指出：「此件請印發黨的基層黨支部，口頭傳達到全體黨員，並認真學習，正確領會主席講話精神。」也就是說要全國各地一直到基層黨支部都要對知識份子「開刀」。（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至第118頁，第12至35頁，第13至171頁、182頁。）

文革中，將知識份子打成「臭老九」，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毛澤東扭曲知識份子的歷史地位

西南聯大即是「民主堡壘」，又是「人才搖籃」。在八年多的教學期間，教育出的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生中，到一九九五年，共有九十位學生成為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國二十三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八位是聯大人，其中只有趙九章、楊嘉墀兩位是當年的教師，其餘六位都是當年的學生，即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王希季、鄧稼先。我國從二○○○年開始，評「最高科學技術獎」，每兩年評出兩人。該項獎極其嚴格，寧缺毋濫。到二○○八年，共評出十二人，其中有當年聯大學生四人，即黃昆、葉篤正、劉東生、吳征鎰。還有李政道、楊振寧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也來自聯大物理系。可是培養這些學生的老師們，如曾任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饒毓泰和兩彈一星元勛之一的趙九章都下場淒慘，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這本書，以他的親見親聞親歷為主，加上蒐集到的材料，記錄下這一頁沈重的歷史。現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瞭解這一頁歷史。中國應當走上自由、民主、科學、法治的現代化道路，這是大家的責任，一百多年來，多少人為此奮鬥、為此犧牲。知識份子在人類社會進步的道路上處於一種什麼身份和地位，毛澤東怎樣扭曲了這種地位，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能無動於衷。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都同他們當年經過的史實分不開。本書作者以耄耋高齡、孜孜不倦來寫這本書，當然感到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前幾個月，我所在的單位老干局發了一個《關於開展「黨的生日寄語」活動的通知》，要求我們這些老頭寫一段「寄語」，「以營造慶黨的生日、迎黨的十八大良好氛圍」。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處，寫了這樣幾句話，錄以結束這篇序言：「以史為鑒，鑒往知來。人類歷史進步，從工業革命到現在智能社會，靠的是科學知識創新；此種創新又同自由民主的憲政治國分不開。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正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循此普世規律、世界潮流。我們黨革命勝利，也是靠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宣揚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獲得的。可是執政之後，卻走了一條與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禍國，直到‘文革’十年嗚呼哀哉。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好轉，前十年隨世界潮流前進，八九年之後，普世價值失效。我的憂慮在：何時憲政大開張」。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