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孫維世坦言知道江青太多事 肯定會整她

核心提示: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
   
1966年孫維世坦言知道江青太多事肯定會整她
   
她讓我燒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幾年忙碌過去,家人團聚,親友往來,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間,「文革」驟至。誰都不會想到,維世的生命旅程,即將終結。
   
我清楚地記得我和維世的最後三次見面。地點都是在北京我的家裡,時間都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我們聊了很多當時「文革」的形勢,還有江青過去的事情。
   
那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兒子學校沒事兒,愛在家裡玩剪紙,自己把一些畫兒和毛主席的照片設計成剪紙圖案,再剪出來,弄得挺好的。維世在我那兒聊天,偶爾看到了那些剪紙,可喜歡了。她很高興她的小弟弟們有這樣小小的創造性,樂呵呵地欣賞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黃昏時分,維世偷偷來找我,進門說她噎被軟禁了,天天有人監視她,她是秘密地溜出來的。一坐下,她就告訴我,哥哥死了。
   
孫泱死了?我大驚。她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她很難過。我們談孫泱,談他的家人孩子,都覺得他那樣樂觀的人,不可能自殺。我們想起來小時候寧世帶著我們一起淘氣,難過極了。然後我們一起還是說江青。她問我:「六姨你還保存著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嗎?」我說:「就是在東方話劇社,她一塊兒送給咱們一人一張的那個?簽著‘藍萍’的?還在呀。」維世說:「就是那個。六姨,你趕快燒了吧。要不萬一查出來,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鬧不好有殺身之禍呢。現在她們一手遮天,說什麼是什麼,咱們不能讓她們抓著把柄。」我理解她的話,也相信她的話——儘管我還以為毛主席會管著江青,不讓江青胡來的。維世走後,我就把江青那張照片燒掉了。我知道維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過的人傾訴。聊一聊,心情會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維世敲開了我的家門。她帶著帽子,帽檐壓得很低,大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我的孩子們平時都叫她「蘭姐」,這次,她只是對問候她的表弟妹點頭笑笑而已,就進到我屋裡。掩上門,她把帽子掀開一點兒讓我看。我大吃一驚:她的頭髮噎被剃光了。給女人剃光頭,是「文革」初期一種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樣子,我心疼極了。維世是個多漂亮的人呀!怎麼能被弄成這個樣子?維世告訴我:「六姨,金山噎被抓起來了。」我說:「啊?那你可千萬當心。你就一個人怎麼辦呀?他們會不會抓你?」她說:「六姨放心,我沒事兒!」我說:「江青可別不放過你。還有那個葉群。」她說:「她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她江青能抓我什麼呀?我沒有任何把柄讓她抓!」維世憤憤地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的事兒)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能說什麼?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沒有能被人家整的問題。維世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我說:「她們是想‘清君側’。」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清君側」,不知道是「殺功臣」。我和維世還議論說,江青在毛主席身邊這麼多年了,毛主席應該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於太壞了吧?

維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戲劇故事中的亂臣賊子,對一哄而起的「文革」,憂心忡忡;對維世的處境,提心吊膽——那時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讓我心緒稍安,而且我覺得,有周總理、鄧大姐在,維世起碼能有生命安全。臨告別時,維世說:「六姨你也小心,咱們家的人都得小心。現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說話的人不多了,我總會有機會再溜到六姨這兒來的。」
   
可是,那以後,她再也沒來過我家。因為周總理、鄧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為孫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鳴不平,發出了五封申訴信,分別發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沒想到,孫泱、金山的事兒沒人理,維世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最後見面那次,我看著她美麗而又自強的面容,聽著她憤憤而又自信的話語,對她的前程也有些許樂觀。我沒有去設想殘酷的明天,更沒有去想像悲慘的結局。我想,維世聰明,她一定能溜出來,能悄悄地再來找我。我們倆從小就一塊兒溜出過學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來的。

誰料,今生今世,我們再沒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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