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官員多抑鬱?

聽聞廣州公安局副局長因為抑鬱症而自縊,貼一段舊文作為評論。

循著這些思路追溯下去,我們會發現各類疾病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和體制因素,社會身份的單一使得底層民眾往往成為最脆弱的患病群體,個體權利的貧瘠使得病患者缺乏有效的救濟渠道,醫療體系的沉痾往往讓病患者雪上加霜,道德倫理的失守使得社會救助乏力,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問題不斷堆積。這一個個病患者所構成的底層社會的悲慘畫面,和所謂的中國奇蹟圖景擺在一起,構成一個極有力度的意象對比,讓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分裂的中國。

當然,這種分裂僅僅是表面的,事實上所有的光環下面都掩蓋著破敗,社會生活的參與者以一種複雜的方式相互影響和相互塑造,社會的各種病症也以複雜的方式交互感染。當民間社會長期被公共權力壓制,公民社會無法正常成長,也意味著公民社會無法通過新聞輿論,社會組織和政治參與等方式對公權力機構進行塑造,構建一種健康的公共生活空間。而缺乏約束,公共空間就變成權力擁有者恣意的舞臺,權貴和官僚的驕橫跋扈就應運而生,長此以往,他們在另一種社會病理意義上,成為了一類典型病人。

某種程度的人格分裂症,幾乎是官僚的普遍症候。現有的體制,不鼓勵真話,官僚之間沒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在私下場合,很多官員都能把體制之病說得頭頭是道,而在公開場合,他們被迫一本正經的扮演體制辯護士的角色。每年總有不少官員因為真真假假的抑鬱症而自殺,跳樓,或者被休假式治療。這其中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因為腐敗東窗事發,部分官員選擇自殺,當局為了掩蓋醜聞,而宣布其是抑鬱症患者;另外一類是的確是因為環境壓力大,精神緊張,導致抑鬱病爆發。無論是哪種狀態,官場抑鬱症的流行,最直接的折射了官場的畸形生態和權力對官僚形象的虛飾。

2012年官場中最戲劇性的劇本自然是薄熙來王立軍等為主角的重慶大戲,這場跌宕起伏的大戲給我們提供了多個觀察中共高層生態的視角。不過一個容易忽視的視角是,幾個當事人某種精神上的病症。因為長期不受約束的權力滋養,同時又害怕失去權力的緊張,薄熙來,薄古開來,王立軍等似乎都有某種躁狂和神經質的性格傾向,他們關係混亂,行事乖張,進退失據,對政治規則和人性缺乏尊重和敬畏,他們的形象和一個正常社會政治家和公眾人物具有的那種謙卑,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把他們形容為一群政治病人,似乎並不過分。

根據大陸《南都週刊》的報導,薄谷開來要求王立軍設局謀殺英國人海伍德,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海伍德要加害她的兒子薄瓜瓜,而當時重慶公安副局長郭維國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但是雖然如此,一個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還是在當地主要公安官員的安排下發生了,接下來是一系列的掩蓋和不同利益方的訛詐,這一切,直到王立軍潛逃美領館,才徹底引爆。

從重慶事件來看,即使這些官員個體一個個都是人格健全人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總體上已經變成一出瘋子和狂人的遊戲。毋庸諱言,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體制,體制既給社會底層帶來大面積苦難,同時也讓權貴和官僚階層成為權力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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