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創造了怎樣的「中國奇蹟」？

改革開放創造了怎樣的「中國奇蹟」？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八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環境日甚一日地被污染，資源日甚一日地被透支，國民的健康日甚一日地被損害，貧富的差距日甚一日地被拉大，傳統道德和文明日甚一日地被毀壞------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證明，所謂「中國奇蹟」其實不過是一種以毀滅生態環境，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剝奪廣大民眾的權利和福利為慘重代價的「無發展的增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慢性自殺式的增長」！    ——題記

一

2011年4月3日，享譽全球的英國《泰晤士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繁榮讓英國‘自慚形穢’」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埃莉諾•米爾斯的英國人，他在文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來到中國後所感到的震驚。

他寫道：「我從倫敦希思羅起飛，11個小時之後抵達上海。它看著像是未來。這裡大得叫人難以置信。即使是從空中俯瞰，中國的這座超級城市——人口達2000萬——也似乎綿延無盡。一模一樣的以馬口鐵為屋頂的藍綠色工廠不計其數；一排排嶄新的高樓；彷彿無邊無際的玩具鎮內均勻分布的樂高建築模型。而機場……

我是從希思羅最新、最漂亮的第五航站樓出發的，那裡人擠入，瀰漫著一股汗味，到處都是航班延誤的旅客，感覺就像第三世界的公共汽車站。相比之下，上海的機場一塵不染，它有兩個嶄新的航站樓，與無論哪個相比希思羅的第五航站樓都像是可憐的小溫室。

在中國，人們正以驚人的速度修建高速鐵路；他們的目標是連結重要城市，促進貿易和就業。在過去的10年裡，當局修建了龐大的公路網路。------這裡到處都體現著進步、活力和對貿易的渴求。」

想當年，毛時代的中國留給西方人的印象，除了專制愚昧恐怕就是貧窮落後了。事實也確乎如此。那時的中國，絕大多數生活必需品都得憑票供應，很多青壯年人吃不飽，城市面貌和基礎設施更是比西方落後許多。

與那時相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確實發生了足以稱之為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條條高速公路和鐵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輛輛轎車川流不息，一間間商場琳琅滿目-----每到夜晚，鬧市區更是流光溢彩，車來人往，市聲喧囂，一片繁華景象。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其發達程度與紐約巴黎倫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無幾。不久前舉辦的「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更是以其舉世無雙的奢華和規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令眾多挑剔的老外也為之折服。

而在所有的變化中，被中共視為改革開放最大成果和其政權合法性金字招牌因而也最為它津津樂道的，則莫過於持續了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也就是被大陸媒體和一些海外媒體競相熱炒的所謂「中國奇蹟」。

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的GDP持續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水平，在全球可統計的166個國家中位居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個百分點，比排名第五的韓國高3.5個百分點，比排名第七的印度高4個百分點。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居世界第10位。但到2010年，便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試想，在這樣的「奇蹟」面前，像埃莉諾•米爾斯這樣對中國並無深入瞭解的西方人怎能不感到震驚呢！

然而，老話說得好，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撇開統計造假的數字水分且不論，一旦人們對中華民族為近30多年來的高增長付出了怎樣慘重的代價和巨大的成本，以及這種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究竟如何有了充分深入的瞭解之後，就會恍然大悟，所謂的「中國奇蹟」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之所以被有的人稱為「奇蹟」，當然是因為它超乎尋常的持續的增長速度。不過，如果我們放眼近幾十年的全球經濟發展史就會發現，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別的一些國家的經濟其實也在高歌猛進，與中國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俄羅斯巴西便是這方面的代表。

以印度為例。1991年印度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在果斷拋棄陳舊的中央計畫經濟體制之後，企業家的活力得到了釋放，貿易被刺激起來了，外國投資也被吸引來了。1992年後，印度像雄起，GDP增幅從1年前的1.3%迅速升高至1996年的7.8%。5年間，印度實現經濟年均增長6.2%。爾後，1997年至2002年的5年裡，印度GDP年均再漲5.5%。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5年，即2003年至2008年，印度又分別以3.8%、8.1%、7.5%、9.4%、9.9%的GDP年增幅，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姿態，GDP年均增幅進一步升至8.8%。2009年，印度GDP年均增長9.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10年印度經濟增長率為10.4%，高於中國0.1個百分點，第一次超過中國成為世界大型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國家。

印度主要評級和研究機構印度信貸評定與投資服務公司2011年1月4日發布研究報告說，強勁的內需將推動印度經濟在今後5年實現年均增長8.4%。IMF稱，中期來看，印度可實現經濟年增長8%至8.5%，花旗銀行的分析師則更加樂觀，他們認為在2010至2015年間，印度GDP的年均增長可以達到8.8%，超過中國的8.7%。

印度推行經濟改革20年後，近兩億民眾擺脫了極端貧困，其在全球產出中所佔比重也增加逾一倍，人均GDP更是增長了4倍多。如今，印度常常被當作一個典範，證明亞洲的一個民主制國家如何能夠與中國的飛速發展不相上下。被稱為「印度經濟改革之父」的現任總理辛格總結說：「1991年以來，印度已經經歷過4屆政府，但沒有一屆政府敢於逆轉我們確定的經濟改革路線。不論政府如何構成，經濟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脅。這是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

當然，與印度俄羅斯巴西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明顯又要更快一些，但這種差別充其量只是數量上的，並非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它們都處在中、高速增長區間。在這個意義上，不乏學者認為，把中國經濟增長稱作「奇蹟」，未免有點誇大其詞（注1）！

不過，「中國奇蹟」到底是不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並不是我們想在這裡深入探討的主題，我們的想要闡述的主題是通過對比「金磚四國」經濟的高增長，找出「中國奇蹟」形成的原因，由此揭開蒙在其光鮮外表下的真實內幕。

三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金磚四國」的經濟高增長總體上都是在全球市場體系高速擴張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同時它們各自都實行了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化改革。這兩點恰恰正是這四個國家的經濟在幾乎相同的時期裡能夠同步實現高增長的共同原因——全球市場體系的高速擴張為它們大幅度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而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化改革則極大地激發了各國潛在的經濟活力。

不過，這兩個原因雖然能夠解釋「金磚四國」為何在幾乎相同的時期裡能夠實現經濟的同步高增長，卻無法說明中國的增長速度何以又比其它三個國家明顯要更快一些。那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原因就在於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

像所有造反起家的專制政權一樣，中共從當政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如何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尤其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更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

文革後，由於中共本性不改，繼續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動，罔顧中國民眾的民主呼聲，拒絕還政於民，死心塌地地堅持一黨專政，只能把重塑政權合法性的希望全部寄託在經濟改革上，更準確地說，也就是寄託在經濟增長上。因而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眼裡，經濟增長遠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任務，而成了關係到中共能否贏得民心繼續執政的頭等政治大事。

「六四」屠殺後，懼怕失去權力的中共徹底關閉了政治改革的大門。發生在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的這場血腥屠殺，雖然用坦克和開花子彈成功地將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但也使劊子手同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如果說在這之前，中國民眾對中共實行政治改革還殘存著某種幻想的話，那麼現在所有的幻想都被徹底擊碎了，中共的政治聲譽也因此一舉下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在失去了除經濟增長之外的所有合法性資源的政治情勢下，中共比誰都更清楚，能夠讓民眾繼續忍受其一黨專政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更大的力度推動經濟的高增長，進一步做大財富蛋糕，從而在物質需求上給予他們更多的滿足。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強壓在民眾心裏的不滿和怒火很可能就會因此爆發，共產黨的統治很可能就會因為百姓的揭竿而起而毀於一旦。換句話說，能否實現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此時已不僅關係到中共能否重塑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直接決定著它的生死存亡。

因此，「六四」屠殺之後，經濟增長的意義在中共眼裡被進一步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整個統治集團和國家機器從上到下必須不惜代價不計成本予以確保的死任務，也成了醫治一切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甚至變成了公共治理的唯一目地。毫不誇張地說，此時的中共其實已經走投無路，只能把維繫一黨專政的砝碼孤注一擲地全都押在經濟增長上。其結果，便導致了盛行至今的GDP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

四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給出了許多定義，有人稱它是投資依賴型的，有人說它是出口導向型的，更多的人則把它定義為粗放式的。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更確切地講，它其實是一種GDP主義主導下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的核心就在於盲目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規模。形象地講，也就是GDP為王，GDP挂帥，一切圍繞著GDP轉，只要能夠增加GDP，可以不計成本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不講質量和效益。

與眾不同的是，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具有追求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罕見動力和激情，同時還擁有在短期內不計成本不惜代價迅速拉動經濟高增長的各種能力和手段。這是因為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共大權在握，壟斷了經濟增長需要的幾乎所有要素和資源，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幹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注2）

一方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有著超乎尋常的飢渴，另一方面同時具有在短期內迅速拉動經濟增長的各種能力和手段，這樣一種GDP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顯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產，是「金磚四國」中的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因為握有這件「獨門秘器」，中國各級政府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和激情不但遠遠超過了印度俄羅斯巴西，人為壓低各種經濟增長成本（比如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稅收成本等等）的能力和政府的投資能力也都遠遠超過了它們。前一種能力既為中國在全球資本競爭中贏得了更多的投資，也使中國產品因為低價優勢而得以暢銷國外；後一種能力則顯著拉升了中國的投資總額。回到我們前面提出的問題，「金磚四國」同樣受惠於全球市場體系的高速擴張和更加開放與自由的市場化改革，同樣都出現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何以中國增長得比印度俄羅斯巴西更快？奧秘就在於此。如果沒有這個「獨門秘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速度不可能超過印度俄羅斯巴西，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所謂的「中國奇蹟」。

不過，源於中國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情勢的這種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固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但同時也注定了這樣的高增長必然是一種病態畸形的「奇蹟」。這也正是我們要在這里加以深入分析的。

五

以GDP主義為特徵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其具體特點表現為「八高」——除了高增長，還包括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高成本、高投資、高出口和高風險。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眾多嚴重問題，可以說都源出於此。

讓我們先從高污染說起。

由於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地追求GDP的增加值，中國經濟的增長簡直成了一場拼環境拼資源的戰爭，由此導致的最大的負面影響，莫過於對生態環境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壞。

有關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在GDP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8∼9倍。3億農民喝不到乾淨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佔了16個。

在當前的中國環境污染版圖上，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形勢最為嚴峻的三大重災區。

PM2.5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測控空氣污染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數，世界衛生組織認為，PM2.5密度小於10是空氣的安全值。2010年9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一張2001年至2006年PM2.5平均值的全球空氣質量地圖，展示了全球的空氣污染形勢。從這張圖上看，PM2.5密度最高的地區是中國和北非、東亞，其中中國華北、華東和華中PM2.5的密度全部高於50，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比撒哈拉沙漠還要高很多。這就是說，中國已成為目前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

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年3月2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與2005年相比，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機動車保有量急劇增加，經濟發達地區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顯著增長，使得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區域PM2.5污染進一步加重，灰霾現象頻繁發生，能見度降低。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已成了國人越來越遙遠的夢。以致有人戲謔說，如果你位於PM2.5指數高的地方，想要呼吸到新鮮空氣就得背井離鄉，穿越千山萬水。

空氣污染成這樣了，那麼水呢？據全國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原主任委員毛如柏披露，從2005年起，全國人大常委會連續3年開展了水污染防治法的執法檢查，結果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有水皆污。

據《瞭望新聞週刊》2007年3月19日報導，中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113個環保重點城市的222個地表飲用水源地平均水質達標率只有72%。而據2011年8月出版的《半月談》披露，近幾年全國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為此每年群眾上訪達2000多人次。2012年1月12日的《中國科學報》上有一篇報導稱：「我國現有3.2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其中1.9億人飲水中的有害物質含量超標。」可見，對於中國農民中的3億多人來說，喝上一口清潔的飲用水，幾乎成了一種奢望。

土壤污染也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據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2006年7月18日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視頻會議上透露，據不完全調查，目前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用污水灌溉的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佔地200萬畝，合計超過1.8億畝，佔耕地總面積的10%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地區。

毫不誇張地說，伴隨著GDP的高增長，中國近30多年對環境的污染與破壞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來自國家環保部門的資料顯示，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在144個國家中排在第133位。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曾有專家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就連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都曾公開表示過：「一系列數字和事實，使我認識到，環境問題已經不是未來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

撇開別的不論，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莫過於國民的健康，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離不開這個根本的保證。而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如今已成為國民健康名副其實的頭號殺手。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醫學會會長鐘南山的感嘆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他曾對記者說：「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問我一個問題，我不抽煙、不喝酒、注意飲食，為什麼也會得肝癌、胃癌或者腸癌？我家很乾淨，為什麼孩子得白血病？這使我越來越感覺到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空氣污濁、飲水有害、食物有毒、傢俱有味的環境裡，再好的生活習慣也會得病。」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每年因空氣污染而致人死亡數目最高的國家。全世界每年大約有兩百萬人死於空氣污染引發的疾病，而中國每年大約有656000人死於由室內或室外空氣污染引起的各種疾病，佔全球總人數的32.8%（注3）。另外，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中國人有1.9億（注4），因飲用被污染的水而發病致死的有9.56萬（注5）。

不斷加劇的環境污染還導致了中國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上升。2008年4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表明，中國城鄉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過去30年中增長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個死亡的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人死於癌症，中國每年死於癌症的總人口，接近200萬人，其中以肺癌死亡率的上升速度為最快。據中國衛生部2006年公布的消息：「在過去的30年中，我國高發癌症變化明顯，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4位，躍居2000年的第1位，上升最為明顯。各種數據顯示，無論患者人數、發病率還是死亡率，中國目前（2010年）已經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國（注6）。

2012年7月9日，衛生部通報說，中國目前確診的慢性病患者已達2.6億人。慢性病導致的死亡已經佔到全國總死亡的85%（注7），導致的疾病負擔已佔總疾病負擔的70%。另據《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05》披露，中國每年死於心腦血管病的人數達250萬至300萬，每年心血管病的醫療費用高達1301.17億元人民幣，其增長速度接近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2倍。而慢性病高發的罪魁禍首也是環境污染。

根據中國出生缺陷監測中心披露的數字，由於環境污染嚴重，中國出生缺陷發生率2006年已高達145.5／萬。每年80萬到120萬先天缺陷兒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終生殘疾（注8）。

六

與高污染同樣驚人的是高消耗。

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其實是一個資源十分短缺的國家（注9）。為了給子孫後代留下持續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節約資源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GDP主義的主導下，中國的當政者和企業家卻嚴重缺乏這方面的意識，當政者看重的是當下的政績而不是國家的長遠發展，企業家關注的是眼前的經濟效益而不是資源利用率，是如何獲取更多的經濟價值而不是被消耗掉的自然資源的價值，這從根本上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必定是以對自然資源不計後果的掠奪性開發和揮霍浪費為前提的，是以犧牲中華民族未來的生路為代價的，因而也是難以持續的。

如今，連習慣於文過飾非的官方媒體也不諱言「我國是世界上浪費最嚴重，生產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國的6倍，歐盟的5倍多，日本的9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了40多倍，而單位資源產出水平僅相當於美國的1/10，日本的1/20。2009年，中國GDP佔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一些主要礦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等)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這幾年的50%以上。人民網2005年11月28日載文稱：「由於開採方法不科學及工業生產空排空燒，我國可燃氣資源利用率不到1%，一年就浪費8個‘西氣東輸’的輸氣量。」

煤炭在中國能源產業和消費結構中佔７０％左右，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戰略性能源。儘管中國人均煤炭佔有量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煤炭資源浪費卻十分驚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局長張寶明曾痛心地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我國從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間，煤炭資源就浪費了２８０億噸。」   據該報報導，目前全國擁有各類煤礦２．８萬座，其中國有大型煤礦２０００多座，產量約佔全國煤炭產量的６５％，礦井回採率（開採出來的煤量和可採儲量之比）平均只有４５％左右；產量約佔全國煤炭產量的３５％的鄉鎮和個體小型煤礦２．６萬座，這些煤礦的回採率平均只有１５％－２０％。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資源回收率能達到８０％左右，他們每挖１噸煤只消耗１．２－１．３噸資源。平均下來，中國的煤炭回採率只有３０％，相當於採１噸扔２噸，不到國際先進水平的一半。如果回採率仍然維持在這個水平，２０年後至少還將有１１８０億噸煤炭資源被浪費掉。

再來看水資源。現在中國單方水GDP產出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3至4倍。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專家稱，「華北地區如果繼續按照現在的開採方法，再過15年，地下水就會全部枯竭……」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根據2010公布的遙感調查，全國現有土壤侵蝕面積達到357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37.2%。水土流失不僅廣泛發生在農村，而且發生在城鎮和工礦區，幾乎每個流域、每個省份都有。

森林資源破壞和浪費也很嚴重。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據統計,中國森林在10年間銳減了23%，可伐蓄積量減少了50%，雲南西雙版納的天然森林，自50年代以來，每年以約1.6萬公頃的進度消失著，當時55%的原始森林覆蓋面積現已減少了一半。

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是全球最權威的獨立環保機構，它發布的《2004年地球生態報告》推出了兩項指標，其中之一為「生態足跡」。什麼叫「生態足跡」？簡單地說，就是能夠維持人們從事生產及生活所需要的全部陸地和海洋麵積。地球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麵積共為113億公頃，人均1.8公頃，而人類人均卻消耗了2.2公頃土地海洋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生態赤字達0.4公頃。中國人均資源只有0.8公頃，人均消耗卻達到了1.5公頃，雖然消耗量低於全球平均數，但生態赤字為0.7公頃，遠高於全球0.4的平均水平。

因為遭遇不計後果的掠奪性開發和被大肆揮霍浪費的緣故，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可避免地被嚴重透支，可供未來利用的越來越少。按照經濟學家周天勇教授的研究，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越來越多地擠佔農業用水，中國的農業缺水在300－500億立方米，工業用水缺口達60億立方米，667個城市中420個缺水，共計105億立方米。到2040年，全國淡水資源供給對需求缺口在2000億到3000億立方米。另外，未來30餘年中，中國55%品位的鐵礦石缺口在173億噸到326億噸。再則，即使按照2009年中國低水平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消費量，剩餘的石油可採年限也僅為7.08年，天然氣為39年，煤炭為108年。即使未來石油和天然氣按照目前發達國家最低的消費水平變動，中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也遠遠不夠未來31年的消費，石油缺口為2008年國內儲量的15.5倍，天然氣缺口為2008年國內儲量的3.14倍（注10）。

試想，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國還剩多少資源可供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還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嗎？

七

除了高污染和高消耗，伴隨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還有極端冷血的高剝奪。

為了維持低成本的經濟優勢，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擴大GDP的規模，中國政府一直不惜以行政權力蓄意剝奪廣大中國民眾的基本權益——包括他們的環境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福利、社會保障福利以及經濟收入和收益等。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不啻就是一部中國民眾的血淚史。因為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在此描畫這部歷史的全景，只想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章為例，這就是中國政府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奪。

按照袁劍先生在《奇蹟的黃昏》中的分析和概括，與毛澤東時代通過統購統銷，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對農民實施的剝奪不同，改革時期中國政府對農民的剝奪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的。首先是農村基層政府對農民的收刮，這一點由於各種發生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殘忍事件已經廣為人知。但事實上，這種最為著名的剝奪卻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剝奪。

第二種是對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的制度性剝削，其具體形式包括壓低、拖欠工資、戶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視、公共醫療的不平等分配等等。通過對數量龐大但政治權數幾乎為零的農民工實施這種剝奪，中國政府獲得了數量相當驚人的財富，有學者估計，僅僅壓低工資一項，農民工每年被捲走的財富就達4400億。在中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房地產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佔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這種剝奪的一個力證。

第三種是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這種剝奪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加劇，到新世紀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突然提速而進入高潮。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這本來是中國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巨大的潛在資本。然而，在現行農村土地徵用制度下，政府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徵用土地，然後高價出手，其中差價可以達到幾十倍之多。中國國土資源部一項調查說，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其中征地補償費只有591萬元，僅佔賣地進賬的2.7％。」有資料表明，在改革開放近前20年，農民承包地被徵用的數量達到9800畝，以每畝地農民被剝奪財富10萬元計，那麼這些年裡農民光通過土地徵用被剝奪的財富就接近10萬億。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毛時代23年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裡剝奪的8000億。

不過，中國農民的損失不是用靜態的數字可以衡量的。剝奪了農民的勞動力權利和土地權利，也就徹底剝奪了農民在未來市場活動中最重要的兩種潛在資本。這就關閉了中國農民進入現代化的大門，從根本上將中國農民排拒在經濟發展的果實之外。換言之，農民的財富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當然，被剝奪的絕不僅是農民，通過國企改制、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房地產市場化、低工資、低利率、低匯率等方式和手段，中國各個階層的民眾都遭到了政府程度不同的剝奪，這種剝奪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由此導致的一個最大的惡果，便是分配不公，貧富懸殊。

改革開放30多年，高增長的豈止是GDP，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同樣也在高增長，在GDP迅速躍居全球前列的同時，中國已一舉跨入了當今世界分配最不公平、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剛剛過去的10多年裡，中國居民收入佔GDP的份額持續下降，目前的比例不到40%，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數值。中國官方的最新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低於政府財政和企業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繼續下降。中國人社部專家表示，中國基尼係數已經逼近0.5的國際警戒線，中國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是最窮的10%家庭收入的65倍。而這一切，正是高剝奪的必然結果。

八

高污染、高能耗和高剝奪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高成本。

凡是具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評價GDP，不能只看收益，也要計算成本。只有在扣除成本之後，才能看出GDP的淨效應（也就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淨效應並不一定跟收益成正比。即便收益再高，數字再漂亮，但如果成本居高不下，GDP的淨效應肯定也不會大。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所謂的「中國奇蹟」便立刻露出了馬腳。

按照經濟學家的解釋，經濟增長與作為國民財產和自然資源總和的國民財富密切相關（注11）。經濟增長固然能創造新的財富，帶來收益，產生正效應，但因為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技術進步的相對性,人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使已有的財富損失浪費一部分，也就是說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本，也就是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具體而言，這個成本指的是經濟增長中除去生產投入之外所付出的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前者包括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後者包括因為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會因素引起的所有經濟損失成本。顯然，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收益大於成本時，社會的財富存量才會增加，經濟增長的淨效應才是正的，含金量才會高；反之，如果成本大於收益，社會的財富存量就會減少，經濟增長的淨效應就是個負數，經濟增長就成了一樁得不償失的虧本買賣。

而作為國民經濟最重要的統計指標的GDP，恰恰沒有扣除經濟增長的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它只告訴了我們社會當期新增加了多少財富，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有多大，並沒有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成本即負效應有多大，在付出成本產生負效應後，整個社會的財富存量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如果是增加了具體又增加了多少等等。總之，沒有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淨效應究竟是怎樣的。就連中國官方的統計權威也承認「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注12）

為了彌補GDP的這個重大缺陷，準確反映財富存量的變動情況也即經濟增長的淨效應，國外經濟學家在GDP的基礎上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綠色GDP的研究和推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中國政府也開始了綠色GDP的研究工作，並初步建立了中國綠色GDP的核算體系框架。

所謂綠色GDP，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從而得出的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換句話說，只有從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後，才能看出經濟增長究竟有沒有帶來國民財富的淨增長？如果淨增長了，是否跟GDP的增長同步？一言以蔽之，才能看出經濟增長的淨效應究竟是多少？

那麼，從綠色GDP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成本究竟有幾何？它的淨效應到底怎樣呢？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牛文元教授在21世紀論壇2001年會議上曾披露：「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獲得的，這種代價至今仍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發展之中（注13）。」

2006年6月5日，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祝光耀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新聞發布會透露說，生態環境的破壞或者環境污染的影響對中國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大，政府相關部門做過研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分析結果是佔到GDP的8％，而世界銀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們在西部調查的基礎上又作了一個分析，損失大約為11％左右。這幾個數字強調的角度不同，差別比較大，總的來說，大概就是10％左右。」

《半月談》雜誌刊載的「中國奇蹟背後：長期偏重經濟發展忽略自然規律」一文告訴我們：有關部門的資料顯示,從2002∼2006年的五年間環境污染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近6億。若從對生態環境破壞的角度來計算,中國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6萬億元，佔GDP的12%多。據《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2000∼2006年全國共發生環境污染及破壞事故11706次。其中2006年全國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達到了842次,平均每天發生兩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億元。

可見，上述有關自然成本的數據儘管並不一致，但即便是最保守的統計，也相當驚人。一旦扣除這塊成本，中國的GDP顯然將縮水不少。

2004年2月16日，央視國際播發的報導《中國經濟自主增長遭遇「可持續發展能力低」挑戰》稱，「據有關部門統計，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一直保持在８．８％的高速度，但其經濟增長成本卻高於世界平均水平２５％以上。據世界銀行綜合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的人均財富，中國為６６００美元，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７．７％，位居１９２個國家的第１６１位。」同年3月4日，新華網刊載的一篇題為「中國對片面追求GDP增長說不」的文章更明確斷言：「數據顯示，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ＧＤＰ年均增長率為８．７％。但如果扣除損失成本和生態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虛數和人文部分的虛數後，這期間中國的‘真實國民財富’僅為名義財富的７８．２％。這意味著，過去１５年中國ＧＤＰ的實際年均增長率只有６．５％。」知名經濟學家劉勝軍博士說得更直白：「如果充分考慮高昂的環境污染成本，中國的GDP實際上並沒有增長。換言之，經濟陷入了‘零和遊戲’（注14）的狀態」（注15）。

牛文元教授對中國國內儲蓄率的研究從一個角度為上述論斷提供了佐證。他告訴我們說，「在過去的20年，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國內儲蓄率(指銀行儲蓄額佔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2000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近20年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0．3％，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於第2位(僅次於非洲資源國家波札那)。1999年中國國內儲蓄率為4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個百分點。但是，由於中國資源的浪費、生態的退化和環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名義國內儲蓄率’的真實性，即中國國內儲蓄率中的相當部分是通過自然資本損失和生態赤字所換來的」（注16）。

還要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尚未公布有關經濟增長社會成本的具體數據，但從已有的資料來推算，這個成本顯然不小。試想，如果再把這部分成本扣除掉，中國的GDP還將縮水多少？所謂的「中國奇蹟」，到頭來完全有可能是白玩了一場的零增長，甚至很可能是一樁徹頭徹尾的虧本買賣。

九

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不僅代價慘重，成本驚人，而且還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樣，是「懸崖邊的增長」。這種高風險，除了跟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的高污染、高能耗、高剝奪和高成本有關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兩大特點——高投入、高出口同樣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先說高投入。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是典型的投資依賴型經濟，之所以能夠維持30多年高增長的「奇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超高水平投資的支持（注17），而這種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又是由中國政府建立在金融壟斷之上的不遺餘力的金融支持來維持的，說得更直白些，也就是靠中國政府強摁著自己控制下的國有銀行增發貸款來維持的。如果沒有這種支持，中國超高的投資率根本就無法維繫，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麼「增長奇蹟」。但問題恰恰也出在這裡——這種充滿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是以巨額的銀行壞賬為代價的，它所包含的金融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知道，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然而，在中國特有的制度框架下，由於保增長始終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中國政府在為投資提供金融支持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投資有無風險和效益，而是能否在短期內立竿見影地收到增加GDP的效果，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政府都會不計代價地出手。可見，這種金融支持純粹就是政府實現高增長政治目標的予取予求的政策工具，根本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行資源配置的手段。

事實證明，由於嚴重忽視風險和效益，再加上腐敗的侵蝕，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勢必導致金融資源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和浪費，進而淪為銀行壞賬。而且，中國政府對增長速度提出的要求越苛刻，投資越高，浪費就越大，壞賬也就越多。難怪有學者指出，中國政府利用其建立在金融壟斷之上的這種不遺餘力的金融支持，固然成功地維持了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從而維持了經濟高增長的「奇蹟」，但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

那麼，中國銀行累計產生的壞賬到底有多少？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1％，鑒於中國官方數據一向存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要遠遠高於這一數字。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佔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有學者估計，截止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銀行不良貸款的總額不低於35903.2億元（注18），約佔2006年GDP的17%。

巨額的銀行壞賬不但變相盜竊了中國百姓的養老金、醫療保險，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一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而且它就像一隻蟄伏在「中國奇蹟」陰影中的猛虎，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蹟」發出致命的一擊。正因為意識到了這種巨大的危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為了清理多年累積的巨量壞賬，挽救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發動了一場規模罕見的金融救援行動。

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了15000億元的壞帳。2004年，中國政府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並在同年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了2787億元人民幣的壞帳。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了600億元人民幣的壞帳。但不管剝離也好，注資也好，其實都沒有真正消滅壞賬，充其量只不過是將它們「左兜換右兜」，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這個科目下挪到了那個科目下，從現在支付被延期到了未來支付而已，最終都得付出隱性通脹、高物價的代價，由納稅人買單。由此不難想見，因為存在著巨量壞賬，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泡沫究竟有多大，風險究竟又有多大。

更糟糕的還在於，儘管中國政府從1998年以來進行了一系列頻繁和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卻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杜絕銀行壞賬的產生，只不過解了一時的燃眉之急。說到底，這是因為產生壞賬的根源在於中國政府的金融壟斷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金融作為經濟增長政策工具的特殊功能，而這一切又是由中國的政治體製造成的。如果不改變這種體制，中國金融系統在注資之後還需要再注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壞賬將源源不斷地產生，成為一個無底的黑洞，這也正是中國銀行壞帳最可怕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就在中國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一模一樣的方式重新積累。據2011年6月21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中國銀行業能否托起四萬億之累？》一文披露，2008年，當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中國出口業時，中國政府責令中資銀行為大規模信貸擴張提供支持，以創造就業，刺激經濟增長。中資銀行積極展開行動，2009年和2010年新增貸款總計人民幣20萬億元(合3.1萬億美元)。銀行貸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發放給了地方政府借貸者。估計這些貸款的壞賬率為25%至30%，即人民幣8至9萬億元。這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清理和拯救，中國的金融系統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危狀態，很可能再一次掏空納稅人的腰包來修補他們的資產負債表。而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銀行壞帳的進一步打擊的。可見，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國金融躲過了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謂在劫難逃。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銀行壞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中國之所以迄今尚未爆發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一直維持著40％左右的超高水平的儲蓄率。中國老百姓一向喜歡存錢，而且在金融市場封閉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把錢存到國有銀行。一旦這些條件改變，不良貸款失去了高額存差（即存款大於貸款的數額）的掩護，就會大白於天下，那時銀行離危機也就不遠了。儘管當下誰都無法精確預測危機何時將會降臨，但可以確認的是，驚人的銀行壞賬已經為遲早將會到來的這場危機準備了充足的彈藥（注19）。

十

如果說高投資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那麼高出口則必然使實體經濟的不穩定性劇增。後者與前者一樣，都使中國經濟的增長籠罩在一片高風險之中。

作為典型的投資依賴型經濟，中國長期畸高的投資勢必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如何消化這部分過剩的產能便成了橫在經濟增長路途上的一大難題。幸運的是，在冷戰後全球化市場急劇擴展，國際間經濟聯繫明顯加強的大背景下，中國因為高投資而產生的龐大過剩產能通過維持低價在國際市場暫時找到了出路。在國外市場需求強勁的前提下，依靠著領先世界的超低價格，中國的外貿出口額逐年劇增，國民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不斷攀升。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長被打上了高出口的明顯烙印。

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貨物出口貿易規模的增長速度顯著地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2009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出口額達1.2萬億美元，全世界70%的玩具、50%以上的手機、空調、彩電，40%的紡織品都是中國生產的。同時，出口依存度也從1980年的6%提高到2007年的39.19%，遠遠超過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

不過高出口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固然成功地解決了由高投資造成的龐大過剩產能的出路問題，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建立在國際市場需求強勁和中國產品具有低價優勢的基礎之上的，只要這兩個條件中任何一個發生變動，高出口都將難以維繫。正因為如此，在經濟行家看來，一個國家的出口依存度過高通常並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為它意味著經濟安全性的降低和經濟風險的加大。

就國際市場而言，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外貿出口的持續高增長是以全球化市場的明顯擴展為前提的。但歷史經驗證明，經濟發展從來都是有週期的，國際市場更不可能以哪一個國家的意志為轉移，一旦經濟全球化的勢頭放緩或受阻，全球經濟下滑，國際市場萎縮，高出口就會變得難以維繫，中國的製造業就會遭受重創。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對象之一，根據以往的貿易經驗，美國消費下滑一個百分點，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會下滑5到6個百分點；如果美國消費下滑3個百分點，經濟步入衰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會大幅下降。因此，形象地說，美國經濟一感冒，中國經濟就會跟著打擺子。

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它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波再生動不過地展示了高出口所包含的高風險。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作為中國主要出口對象的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普遍出現衰退或增速放緩，對外需求降低、進口萎縮，受國際市場滑坡的衝擊，2008年中國出口額增速結束連續6年超20%的高速增長，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增速更是全面回落。當年，中國工業生產增速比上年下降5.6%，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則降到了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在中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地區，特別是廣東和浙江等地，由於外需萎縮，不少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

就價格而言，多年來「中國製造」之所以能在國際競爭中打敗對手，獨領風騷，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地攤價」這把殺手鐧，這一點可謂眾所周知。那麼為什麼中國產品的價格能做到比別人都低呢？那是因為中國有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有時甚至就是白送）、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力價格等。而中國的要素和能源之所以能做到比別國的價格都低，那又是因為中國政府強行將它們壓低了甚至壓低到了極限。不過，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力價格等，固然大大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它們的國際競爭力，但這種長期人為壓低要素和能源價格的做法卻是與市場規律背道而馳的。而且，伴隨著它們的還有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生態危機、資源透支和貧富分化，對民眾利益的這一系列嚴重剝奪無疑大大抬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宏觀成本。鑒於長期以來出口的快速增長並沒有帶來中低階層收入的同步增長，同時，環境容量、資源供給已難以支撐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一旦中國政府無力或無意再壓低要素和資源的價格，長期被壓抑的要素、資源價格開始從最底線反彈，不難想像，「中國製造」的低價優勢很快就會喪失。試想，到那個時候，高出口這本經還能再念下去了嗎？

十一

早在1934年，GDP指標的發明者、俄裔美國人庫茲涅茨就發現GDP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國家的收入並不等於國民的福祉」。在他之後，經濟學家更是明確提出了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的觀點。按照當今經濟學家界的普遍看法，經濟增長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後者卻包含著遠比前者更豐富的內容。經濟增長主要是指經濟總量的增長。雖然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也可能伴隨著結構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是經濟增長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它的主要目標是數量的增加而非質的變化。經濟發展則不同，它是指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均衡的持續的和協調的變化，包括了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業比重、分配狀況、消費模式、社會福利和文教衛生等諸多具體內容。英國經濟學家沃夫德曾尖銳指出：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物質資本增加而環境資本在減少，總體資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負值，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注20）。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來看，採取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盲目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很可能會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況。《1996年人類發展報告》在討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繫時列舉了5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無工作的增長（出現嚴重失業的經濟增長）、無聲的增長（失去民主和自由的經濟增長）、無情的增長（貧困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經濟增長）、無根的增長（毀滅文化，降低了人們生活質量的經濟增長）、無未來的增長（造成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經濟增長）（注21）」。將中國經濟近30多年高增長的現實與之對照，無論是「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貧困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公」、「毀滅文化，降低了人們生活質量」，還是「嚴重失業」（注22）和「失去民主和自由」，可以說沒有一樣是不吻合的！

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Acemoglu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Robinson的話說，中國並沒有行進在向發達國家繁榮水平邁進的道路上。「中國的崛起並不是在播撒繁榮，它只不過提供了有一個社會走進死胡同的例子（注23）。」就連中共領導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注24）。」「這主要表現在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斷擴大，資源能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等。這些問題都促使我們考慮，今後我們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麼？」（注25）

這種「無發展的增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兩個成語：殺雞取卵和飲鴆止渴。就像知名經濟學者袁劍說的那樣，中國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所製造的GDP「是以剝奪人民的未來福利為代價的。如果將外部性比如比如環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慮進去，中國的所謂‘發展’可能是負的。GDP在今天以政績的形式體現出來了，但其成本卻被推到了未來-----福利效果卻是負的。」（注26）。

十二

如果把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放在現代經濟史的範圍去考察的話，我們還會發現，所謂的「中國奇蹟」與一戰後納粹德國所取得的令西方世界震驚的「經濟成就」其實頗為相似。

提到納粹，人們想到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戰、集中營、焚屍爐、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臺後短短几年內，就使一度跌入經濟低谷的德國迅速復興，這不僅在當時被納粹黨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蹟」。

1929年至1939年之間，一場經濟大衰退席捲了全球。這次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資本的短缺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其中世界國際貿易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以往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7%的很多倍。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都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據估計，大蕭條時期，全世界的錢財損失達2500億美元。

為了走出低谷，恢復和發展經濟，西方各國紛紛尋思良策，而納粹德國則是大蕭條時期最早復甦的國家之一。希特勒上臺後短短4年裡，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國的失業率從原來高於30%下降到幾乎為0，到1936年秋天，失業問題已基本解決，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時，德國還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

以高速公路為例，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就誕生在當時的德國。到1939年，納粹德國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這些高速公路連接全國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鎮，還通向周邊國家。到希特勒倒臺時，納粹德國已修建了最初規劃總長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國的高速公路累計約長1.24萬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時代修筑的，人們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當年，希特勒還對高速公路的工程質量提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一般四車道寬34米，中間有約5米的間隔帶，鋪草植樹；不設路燈，每隔約200米豎一金屬片鑲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車燈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條「光帶」；路面經特殊處理，整齊排列著指頭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盡量小，要有足夠的視野，轉彎處的半徑要盡量大等等。連緊急停靠地帶、高架橋、立交橋，每隔一定距離設置加油站、連鎖餐廳等設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僅可以讓軍車一天內橫貫德國的東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還要能起降飛機。高速公路修好後，沿途風光明媚，技術先進，希特勒廣邀各國媒體進行宣傳報導，連美國人看了都稱羨不已。

光有路還不行，還要有車開，希特勒的另一項重要計畫是為德國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買得起的車。這就是世界汽車史上的一代名車——「甲殼蟲」的由來。為了能夠生產這種人人都買得起的轎車，著名的大眾汽車廠組建成立。

納粹德國的這些經濟成就無疑是巨大的，但同時它們又是十分畸形的，因為這些經濟成就都是建立在全體德國人民的自由權利被野蠻剝奪，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管制，他們祖祖輩輩創造的德國優秀文化橫遭摧殘的基礎之上的。

或許更重要的還在於，迅速恢復的德國經濟並非是實現民眾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為啟動瘋狂的戰爭機器作準備的。換句話說，納粹德國的經濟乃是名符其實的以軍事工業為基礎和支撐的戰爭經濟。德國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托馬斯少將當時就直言不諱地承認：「一個國家，像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麼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他說的沒錯，只不過把經濟駛向戰爭的軌道並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識做出的決定。除非發動戰爭，否則這種「要大炮不要黃油」的經濟是絕不可能支撐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於民。

舉個例子說，因為「要大炮不要黃油」，納粹當局極力壓縮糧食和副食品進口。1929年，德國進口糧食182.9萬噸，動物油脂12.5萬噸，乳酪6.4萬噸，蛋16.8萬噸。到1939年，德國進口糧食126.8萬噸，動物油脂4.2萬噸，乳酪3.2萬噸，蛋10.2萬噸。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1939年納粹當局對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採用定量配給，併進一步壓縮原有的糧食和副食品的消費定量。結果，德國居民每人每天的糧食定量僅有343克，連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飢餓時的糧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把「中國奇蹟」和「德國復興」相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都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基礎之上的，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於民，都是一種畸形的繁榮，一種扭曲的增長。

十三

綜上所述，在GDP主義的主導下，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走的是一條典型的盲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的粗放型道路，因而至始至終都貫穿著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一方面全社會的總體生活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在與人的生存和發展密切相關的許多重要方麵人們的生活質量卻反而下降了，甚至下降得很明顯；一方面今天的中國人不再為溫飽而發愁，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未來卻被嚴重透支了；一方面社會的財富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貧富的鴻溝也越來越深；一方面高增長取得了可供炫耀的收益，另一方面為此付出的代價和成本卻大得驚人-------儘管在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上，在二戰後新興國家經濟起飛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現和存在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不曾集中和惡化到像中國這樣觸目驚心的地步！

GDP一路高歌猛進的中國，雖然擁有了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的桂冠，卻失去了湛藍的天空，潔淨的空氣，未被污染的江河和農田；雖然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新興城市，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越來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卻失去了不含瘦肉精的豬肉，不加三氯氰胺的牛奶，沒有甲醛等有害物質的無毒大米和農藥含量不超標的蔬菜水果；雖然擁有了「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和「令人驚艷」的「上海世博」，卻失去了越來越多可供子孫後代開發利用的土地礦山河流和森林。

環顧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環境日甚一日被污染，資源日甚一日被透支，國民健康日甚一日被損害，貧富差距日甚一日被拉大，傳統道德日甚一日被摧毀------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證明，所謂「中國奇蹟」其實不過是一種以毀滅生態環境，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剝奪廣大民眾的權利和福利為慘重代價的「無發展的增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慢性自殺式的增長」！退一步講，如果硬要將中國經濟稱為「奇蹟」的話，那也不僅是高增長的奇蹟，同時還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高成本和高代價的奇蹟。

「我看著滿目創痍的繁華
感到痛徹心扉的惆悵
聽著心在爆裂的巨響
陷入深不見底的悲傷----」

試想，這種光鮮耀眼卻含毒帶血的高增長對中華民族究竟有何價值和意義？這樣的「奇蹟」如果再延續下去，等待著中華民族的又將是什麼？

十四

事實上，這樣的「奇蹟」不僅不該再延續下去，也無法再延續下去了！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片蕭條的大背景下，儘管一些御用學者宣稱中國經濟還可以再高速增長几十年，一些幼稚的外國媒體和學者甚至對「中國拯救世界」信以為真，把中國當成了帶領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諾亞方舟，官方輿論更是一如既往地充滿了忽悠人的樂觀主義情緒，但許多瞭解中國內情的經濟學家都很清楚，支撐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持續高增長的基本條件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昔日光環耀眼的GDP主義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中國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期多次委婉地表示「中國經濟不樂觀」。按照他的看法，原有投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因素已經不復存在，即通過技術提高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已經下降，通過進出口彌補國內消費不足的趨勢也已經發生改變，且其已經讓當前的宏觀經濟進入到了兩難的境地（注27）。以何清漣、袁劍、牛刀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拐點已經出現，一個大裂變、大衰退的新時代正不期而至。

從外部條件看，中國面臨的國際市場形勢已經發生了鮮明的逆轉。過往20年裡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全球市場的大幅擴容，使得「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優勢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從而有力地支撐了高出口和高投資的延續，成功地拉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然而今非昔比，以全球經融危機為標誌，戰後開始的長達60多年的全球經濟擴張週期如今正在落幕，國際市場由此將進入一個持續低迷的時期。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製造」的獨特競爭優勢已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何況，近年因為來勞動力、土地、水、電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大幅上升，這種優勢本身也已開始褪色。這一切都使得昔日的高出口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中國持續低迷的出口數據便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帶來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衝擊如今正在顯現。

從內部條件看，市場化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已顯著減弱。過去的30多年裡，它曾對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貢獻，未來的日子裡，它還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繼續發揮作用，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產能的嚴重過剩以及市場可拓展空間的日益縮小，市場化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邊際作用將逐漸減小。如果考慮到在教育、醫療以及其它公共品方面的過度的扭曲的市場化特徵，中國可拓展的市場空間甚至可能比別的發達國家更小」（注28）。

試想，既然曾經拉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這些決定性動力正在逐漸減弱甚至迅速消失，這種高增長還可能再延續下去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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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是一個讓世人瞠目的奇蹟，顛覆了國際上通行的歷史經驗。但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認為，「這種觀點是視野太狹隘造成的。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絕不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舉例來說，美國上世紀30年代左右開始經濟大蕭條，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普遍出現經濟危機，而蘇聯的經濟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他們那時GDP增速比中國現在的增長速度還要高。」（引自郭宇寬《慎言中國經濟奇蹟——專訪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載北京大軍觀察中心網站）

注2：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0-241頁。

注3、注5：引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致死人數達世界第一65萬》，載2007年7月11日網易。

注4、注6：引自北明《中國冥路》,載《新紀元》162、163期。

注7：引自《中國慢性病致死佔總死亡數85%確診患者超2.6億》，載2012年7月10日中國新聞網。

注8：引自《污染嚴重畸嬰激增四成》，載2007年10月31日香港《蘋果日報》。

注9：2004年2月16日央視國際題為《中國經濟自主增長遭遇「可持續發展能力低」挑戰》的報導稱：「我國資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礦少，許多重要資源人均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我國人均耕地０．１公頃，相當於世界水平的４２％。我國水資源總量為２８１００億立方米，人均淡水資源量為２２５７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平的２７％。全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面臨嚴重的資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況。我國是少林國家，現有森林面積１．５９億公頃，約佔世界森林面積的４％；人均森林面積僅為０．１２公頃，人均蓄積量８．９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２０％和１２．５％。我國石油資源最終可採儲量為１３０—１５０億噸，僅佔世界總量的３％左右，但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估計到２０１０年石油需求將超過３億噸，２０２０年達到４億噸。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採難度大。」

注10：引自《不轉變模式中國未來發展將無路可走》，載2010年7月16日《經濟參考報》。

注11：百度百科對「國民財富」的解釋是：「一國（地區）一定時間內所擁有的全部物質資料。包括國民財產和自然資源兩部分。國民財產是歷年勞動產品的積累，其在存在形態上又可分固定資產、流動資產、金融資產三部分。自然資源是自然界的產物，如土地、森林、礦產、水等資源，它們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

注12：引自《GDP：作用與侷限》，載2010年第5期《求是》。文中說，「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經濟增長質量不高會導致財富的巨大損失和浪費，導致財富存量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存量不能與經濟增長率保持同步增長，從而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

注13、注16：引自《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載2005年8月21日中國政協新聞網。

注14：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零和遊戲又被稱為遊戲理論或零和博弈，源於博弈論。是指一項遊戲中，遊戲者有輸有贏，一方所贏正是另一方所輸，而遊戲的總成績永遠為零。零和博弈零和遊戲的內容如下：兩人對弈，總會有一個贏，一個輸，如果我們把獲勝計算為得1分，而輸棋為-1分。則若A獲勝次數為N，B的失敗次數必然也為N。若A失敗的次數為M，則B獲勝的次數必然為M。這樣，A的總分為（N-M），B的總分為（M-N），顯然（N-M）+（M-N）=0，這就是零和遊戲的數學表達式。

注15：引自《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載2011年12月26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注17：據新華網2012年1月17日報導，2011年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54.2%。英國「每日電訊」在一篇題為」中國宿醉後的漫長痛苦開始了」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率是一個危險的數值，即使在亞洲4小龍經濟崛起的時代，也沒有見過這樣強勁的投資增長。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史上，這都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數字。

注18：《銀行壞賬三萬億》，載2006年8月4日新浪網。

注19：本節系根據袁劍《奇蹟的黃昏》第六章整理編寫。

注20：引自百度百科「綠色GDP」詞條。

注21：引自《經濟發展成本、經濟主體行為與制度安排》，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注22：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國城市失業率為9.4%，其中男性為8.7%，女性為10.4%。中國社科院於2008年12月16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稱，中國城鎮失業率是9.4%，已經超過了7%的國際警戒線。而臺灣經濟學家測算中國大陸失業率在30%以上，亞洲開發銀行測算在34.3%。

注23：引自Acemoglu、Robinson合著的《為什麼有的國家會失敗》，轉引自2012年第七期《南風窗》第16頁。

注24：引自《溫家寶:中國經濟依然存在四個巨大的結構性問題》，載2007年3月16日人民網。

注25：引自《溫家寶：「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對得起人民」》，載2012年4月25日中國新聞網。

注26：袁劍《奇蹟的黃昏》第十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

注27：《吳敬璉：與林毅夫有異見不稀奇中國經濟不樂觀》，載2012年10月15日搜狐財經。

注28：袁劍《大拐點》第186頁，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