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親歷1960年人吃人的飢荒

前言：五十年後的今天再來講1960年的飢餓以及死亡，似乎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許多年輕的朋友或許會以為那一定只是個故事。不，作為省報的一個記者，我親歷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歷史，我有責任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為了表示我對歷史的尊重，哪怕在細節上都不加任何修飾，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上發表了原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尹曙生寫的一篇文章，也為本文的真實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證，文章說，1960年省公安廳給省委的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自願報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報社。那時候我還不滿22歲，儘管那裡的自然條件比較差，物資供應同我原來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並沒有絲毫受苦的感覺，腦海裡裝滿的惟有「事業」二字。記得四月報到，六月便到「萬里黃河第一城」尖扎縣去採訪了，在那個遙遠的幾乎無人知曉的小城，我第一次騎馬，第一次坐著羊皮筏子在滔滔黃河裡顛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飯，第一次走進藏族同胞的帳房，第一次看到從縣委書記到生產隊長如何帶領公社社員「大開荒地，大辦農業」，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場上插上「高產田」「豐產方」的字牌，那是一個字足有兩米見方的大木牌……那時的我，整個身心都浸沉在年輕人都會有的那種新鮮和興奮的愉悅之中，青春的激情在體內勃發，我沒日沒夜地採訪寫稿，幾乎每天都有稿件發往報社，在我心裏，真是感到生活多麼燦爛，工作多麼美麗，「形勢一片大好」！

可是沒有一年光景，情況就開始大變，每月每人二兩油半斤肉和幾兩豆製品都需要排隊才能買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點之類，在市場上已經絕跡，抽煙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聞所未聞的地步（註：一支質量低劣的煙，供煙民們輪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幣）；最嚴重的是每月的糧食定量開始大幅度減少（註：從28斤減至22斤，再節約一斤「支援」災民，實際為21斤，後來又減至不足20斤，麵粉從「85粉」到「88粉」，以至「95粉」）於是，什麼「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誰發明的旨在解決肚子問題的種種新鮮奇特怪異的東西就像「靈丹妙方」一樣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迅速傳佈推廣，我所在的單位自然也不例外。記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機關食堂（報社也在此就餐）貼出一張佈告，說是「根據領導指示，從七月一日起（這日子純屬巧合，絕非本人有意編撰，所以記憶猶深），糧食定量吃飯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納悶又好奇，中樞神經甚至有點興奮。這是誰發明的呀？誰這麼有智慧有才幹呀？許多肚子裡早已沒有一點油水的善良百姓都這樣想這樣盼：畢竟，從此以後，不至於每次吃完飯肚子依然覺得空空，也不至於一個月的飯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終於等到了那偉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門口就擠滿了飢腸轆轆的等待開門的人群，談話的唯一主題就是馬上要到嘴邊的這頓早飯究竟會是怎麼個模樣？大門一開，人流便似潮水般湧了進去。恐怕連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像到這「放開肚皮吃飯」的精彩和滑稽：只見大堂裡餐桌旁放著一個個大缸，缸裡是切碎的捲心菜青皮和極少雜麵煮就的「稀糊」－－其實和清湯沒有多少區別。不過省委的小「公僕」（幹部則另開中灶和小灶）和報社的記者編輯們仍是高興非凡，有人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幾乎比一洗臉盆還要多！（後來才懂得，這樣下去就出現了大量的浮腫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丟了小命。）

就在這個時候，我先後碰上了兩件事，至今刻骨銘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兩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說吃包子。

大約是1960年的頭上，我跟隨省委主管農業的陳思恭副書記下鄉「調查研究」。是在湟中縣的一個山村。湟中縣是聞名於世的黃教誕生地。金碧輝煌的塔爾寺在燦爛的陽光下顯得越加迷人。我們一行，包括農村工作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秘書等，在縣、公社和大隊三級幹部的陪同下首先走進一座「敬老院」，撩開雪白的門帘，只見屋子裡並排的五張床上是一樣雪白的床單雪白的被子，五個老人一動不動地朝天躺著，沒有一絲聲響。毫不誇張，當時我真有一種走進停屍房的感覺，當然，我不敢有半點流露半點馬虎。陳書記很親切地對其中一位老人說：「日子過得還好吧？」一個幹部搶前一步：「一天三頓，按毛主席的指示，兩稀一干，還有專人伺候……」陳書記顯然不想繼續聽他囉嗦，問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個老人一動不動，雙眼還是盯著天花板，好像是點了點頭。大家見陳書記轉過身子，後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門，我聽見書記說了一聲：「不錯嘛！」

接著是「考察」村裡食堂。我緊緊跟在書記後面，生怕遺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們一腳踏進廚房，只聽一聲吆喝：「好嘞！」在一片騰騰熱氣中，只見鍋台上包子正在出籠。書記大步走過去，沒等開口，身著雪白工作服的大師傅已經遞過來一個包子，說：「嚐嚐，趁熱。」書記親切地微笑著掰了半個，側過身來把另半拉給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豬肉餡，麵粉雖沒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細潔，但實事求是說，味道不錯，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這時只聽書記又隨口說了聲：「不錯嘛！」幹部接下書記話茬說，這包子，我們食堂一月少說也得吃上那麼三幾回的。另一個穿得更有幹部模樣的說，全公社各隊都差不離（當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書記說：「全省自然災害，糧食減產，你們能安排得這麼好，不容易，要認真總結經驗，不過，還是要注意節約呵，要細水長流呵，要干稀搭配，發動群眾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潛力呵，啊？」周圍的人無不連連點頭，還有位始終緊跟在書記身邊的人一個勁地說，請領導（或陳書記）放心，我們一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決不辜負省委對我們的期望。從那口氣上聽，我斷定他是這個縣最大的頭兒無疑。

我們一行還「調研」了幾個「點」，最後在公社召開了「匯報會」，先「聽取」匯報，然後領導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與會的都埋頭記筆記，沒有一點聲音，最後，陳書記問了一聲：「大家還有什麼要說的？」這時，「大家」中職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謙卑地回答說：「沒有了，沒有了。」整個調查研究當然也就結束了，剩下的寫總結呀、給省委的報告呀，以及把省委領導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全省每一個角落」呀，那就是秘書和記者的事了。這樣的工作作風和運作方式幾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君不見全國各地各級領導依然是如此中規中矩，無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實說，當時我就看出了其中攙雜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知道這是預先安排的一場戲。但是，我當時的想法是，誰不想讓上級領導說幾句表揚的話呢？誰不願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現在眾人面前呢？也可能，這裡的群眾生活雖沒有這樣好卻也確實還算可以呢？等我在這個社會裏摸爬滾打，特別是文革中從監獄裡兩進兩出之後，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國成立還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虛作假已經那麼駕輕就熟那麼有恃無恐（當然，比起後來者，他們還只是小巫見大巫），因為他們是為自己的領導而干，他們只需對自己的領導負責。他們需要那種領導，那種領導自然也需要他們。可是他們能瞞和騙於一時，還能瞞和騙於永久嗎？他們騙得了領導，可騙得了千千萬萬人的肚子嗎？這就要說到吃人肉的事了。這聽起來很是嚇人，但確實是真的，是我親眼所見。

這裡，我先得交代一點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較少，所以相對安徽、河南、甘肅這些省份來，飢荒出現和蔓延的時間好像稍為晚一點，1960年，有的地方已經非常嚴重，可青海一時還沒有顯出緊張，大約是在下半年開始，飢餓的情況才愈益明顯起來。那時候，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飢餓狀態的「嚴重性」「難受性」和「可怕性」，於是也進一步認識到了餵飽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這時，省委領導部門又有新的文件出臺：幹部下班後必須「採集一切可以採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還列出若乾品種，如灰條、苦苦菜等），好在那時幾乎各個單位都有自己的農場，除了在近郊野地裡小打小鬧揀拾外，可以派出「專業隊」去集中批量採集，少數有「實力」的單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撈隊」，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網打魚（那時可不像現在講求什麼生態環保，怎麼捕怎麼打都行，誰捕歸誰），他們的日子自然就要好過得多。我所在的報社雖屬省委管轄，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關」，吃飯問題就不可能做到「無微不至」，省委機關的人比我們好過，當然，我們比一般機關的要好過，更別提百姓了。但是許多人還是沒能逃過浮腫這一關，記得全報社得浮腫的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於老家母親二姐她們時不時省下一點全國糧票給我寄來，我有幸躲過一劫。那時的總編輯叫喬遷，他是1938年在清涼山就辦報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註：處級吃中灶，小灶須廳部級，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審稿件時目睹小灶的「優越性」，最深刻的莫過於那雪白的圓圓的可愛之極的小饅頭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白那麼白那麼小那麼小的饅頭。）他說過一句名言（我敢說，當年的青海報人，沒有一個會忘記），這句話是這樣的：「浮腫的人，不能出去採訪，丟社會主義的臉！」他還振振有辭地說：「浮腫，主要是思想問題，有的同志怎麼沒浮腫，我怎麼沒有浮腫？」關於辦報，他也有精彩的經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臉上，不要搽在屁股上。」這是他一次批評一位愚蠢的記者辦了一件愚蠢的事後說的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創，但我現在依舊覺得他這話對於所有無產階級新聞工作者，無疑具有普遍的指導性，而且，用現在媒體上常見的話說，叫做「既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回過頭來再說吃飯問題。由於情況愈來愈嚴重，偷饅頭票乃至偷食堂饅頭的事便屢有發生，儘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沒有什麼效果。我們單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學又是我老同事還是本家的「孫記者」，一次外出回來遲了，他逕直到大堂後面去買飯，恰好沒人，便順手牽羊在籠屜裡拿了一個饅頭，真叫運道不佳，臨出門被人逮個正著，這下糟了：「搞宣傳的還幹這種丟人的事？」「還是省委機關的，連百姓都不如（這話說的，百姓都不如機關幹部？）」可憐這位本家連續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檢查且不說，最後連「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票子也丟了。我們部門的老領導吳仲宣是個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擔保，才算沒有把這位1958年的北大畢業生掃地出門。我自然也是發了言的，無非是有辱斯文什麼的，可能沒有什麼過激的話，我是想，一併非有意為之，二畢竟是饅頭票太少，肚子太餓，加上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何苦為了一個饃弄得大家沒臉面。記得俄國的涅克拉索夫寫過一首關於流浪漢的詩，流浪漢因為偷麵包被人當成賊而痛打了一頓，我讀到這裡好像總是很同情那個流浪漢，這或許就是我不斷受到批評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其實那時候的老百姓誰不艱難，我的一位在中學教書的朋友「困難時期」下放到農場勞動，一次回到省城，剛下汽車，在教育廳給我打電話，那顫抖的聲音聽著就有點不對勁：「老孫嗎，我是某某呀，你能想辦法弄點吃的東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農村的家時，才知一個兒子已經餓死，另一個出世不久的女兒由於家中無人照料，竟然跌入炕裡活活燒死，這是怎樣的慘劇呀！

繞了一圈，現在再說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東部農業區有個叫「民和」的縣城，滔滔黃河從它的南面流過，靜靜的湟水則從北面將它和甘肅的永登縣分開。這裡的氣候是全省最好的，這裡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這裡的交通是全省最發達的，向著茫茫西部延伸的蘭青鐵路和公路，在這裡是它第一次歇腳的大站。在歷史上，這裡一直是青海的「糧倉」，盛產小麥、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於水果品種之多，恐怕初來乍到的人都難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間，到此地來採訪的趟數少說也有十好幾回。

這一次，我到了一個淺山（本地稱呼，即半山）地區的生產隊。這一年，中央有關部門已經建議不要宣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實際上，農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夥，「吃飯不要錢」的美夢似黃粱一樣成了笑談。現在，當農民有了自由吃飯的權利時，卻完全沒有了自由吃飯的可能：他們被徹底的剝奪了，一無所有，連鍋碗瓢盆都沒有，真正的要從「另起爐灶」開始。我多次在農村採訪，畢竟對農村的情況還有所瞭解，出發前，我就作好了精神準備：「災害」已經連續三年了，城裡幹部的日子都不易，貧困地區的農民肯定更加艱難，加上正是青黃不接，那困難恐怕難以想見，那裡的農事活動還在正常進行嗎？那裡的社員家中還有糧食嗎？他們還有「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嗎？那裡的治安情況怎麼樣呢？那裡農民的身體狀況乃至生存狀況又是如何呢……我設想了許多許多的問題，就是沒有想到此次會碰上人吃人這樁讓我驚詫莫名難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裏一輩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總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特別是後來當我悄悄告訴我幾個好友時，他們無一例外地告誡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說，更不能向領導匯報……更加使人困惑的是，這樣的歷史真實，至今仍被捂得嚴嚴實實，他們是有意要讓後人在遺忘中抹去這段血淋淋的歷史呢，還是企圖逃避歷史的審判呢？這是怎樣的一種沈重一種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無法抑制心中的憤懣和狂怒！這些餓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裡就覺得有些異樣。歷來到農村採訪，在找到支部書記或者隊長（即現在的村長）後，一般總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這也就是吃飯的人家，可是這一回卻安排我和一位飼養員住，那個黑乎乎的屋子裡只有一張黑乎乎的像錢櫃那樣的桌子和一鋪同樣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裡的霉味、牲口的尿糞味撲面而來。隊長把我領到之後，交代說，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簡直就是「木」，一個有些佝僂的滿臉黑乎乎的老頭）將就著吃吧，糧票和開支（指伙食費）也給他吧。剛要轉身，又說，這糧票其實也沒啥用，鄉里又沒糧店，不給也行，多給幾塊錢。抬腳剛往外走又補充說，明天，你要是參加隊裡勞動，中午有二兩炒麵。說完就走了。我懷疑耳朵出了問題，竟有「炒麵」？後來才知道那是野燕麥秸桿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開水沖成糊糊吃。我試著吃過那種「食品」，無法下嚥，粗糙得似乎會把你的喉嚨刺破。可為了這二兩「炒麵」，大家還是會拿著一個碗或者一個布袋，去排隊，去等候。看那場面我直想落淚。

夜裡，在同老慕說話中，才知這裡的艱難非我等可以想像，村裡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樹皮，那是好東西，後來，只要是地里長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後來，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見啥吃啥，連「觀音土」也吃了，頂餓呀，可那玩意兒漲肚子，拉不出屎……村裡呀，沒少死人，先是年歲大的，這也罷了，閻王早叫他幾年，總要走的，最可憐的是娃娃，哭著鬧著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裡幾年沒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還不是個死？

「那你日子乍過的？」他回答說，我嘛，一世就我一個，隊裡照顧我，有啥好吃的，總記著。這不，還有幾頭牲口在這兒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給牲口捅刀子，公社來人按「現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說，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給餓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幾兩肉嗎？這小子可忘了，幾百號人，全指望這幾頭牲口呢，沒有了牲口，你說，莊稼人還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裡隨意走走，採訪經驗告訴我，往往在不經意中可能會抓到很有價值的東西。我走過一個莊廓，看到大門倒在一邊，便走了進去。這是一個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較大，至少有五間，東西房好像只有三間，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個三代人的大家。院子裡不見人影，牆根邊胡亂堆了幾件農具，西南角上還有一點柴草，我高聲喊了一聲：有人嗎？沒有回音。我再細細一看，發現東西房的門窗大多已經東倒西斜，心頭不由一怔。老慕說過，有的人家已經死得絕種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門走進好像還有人住的北房，立即聞到一股有些異樣的味道，我朝鍋臺走去，鍋裡冒著熱氣，我隨手揭開鍋蓋，眼前的一幕讓我驚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條胳膊！

我記不得在那裡呆滯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鐘、三分鐘，還是更長一點？突然，一個中年男子撲通一聲跪在了我腳邊，讓我越加驚嚇不已。我趕緊扶他起來，他卻向我一個勁地作揖磕頭，好像還在求我什麼，可是我怎麼也沒聽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對他說，我不是縣裡的幹部，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什麼也不知道……。

然而，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中年男子竟然在這天夜裡投水自盡了。老慕告訴我，幸虧被人發現，救了起來。老慕說，算他命大（本地話，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長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礦上（不遠有個鉛鋅礦）去偷糧食，不然，不是多了個冤死鬼？誰給他弔孝？全家就他了，沒人啦。

我像逃避瘟疫一樣匆匆離開了這個村子，或許更是擔心別惹出更大的麻煩，也可能乾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這地獄般的恐怖和殘酷……

那時的報紙，從省報到中央各報，依然是「形勢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誰要是說了點肚子餓甚至飢荒之類的話，那必定是「反對三面紅旗」，必定是「地富反壞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問題」，「只看到一個指頭而看不到九個指頭」等等。那時農民有句特別形象特別精彩的話：「報紙上的字（指大標題）越來越大了，碗裡的糊糊越來越清（稀）了。」在另一個地方，我聽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裡的清湯照著天花板上的字（農村多用報紙糊在天花板上），越來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幾十年後，非官方公布的資料中說，三年「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萬，其中4000萬是農民（據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進》），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肅、青海等，如果按總人口比例計算，那麼青海應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樣一個比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或許會是一個永遠的謎。有時我想，每個個體生命一生的遭際怎麼那樣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預測，人生命運的乖戾、盲目和無情，簡直難以解釋，然而，有誰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竟會如此慘烈地倒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主義祖國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親」的懷抱裡，而且讓老天爺承擔了罪責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隱瞞著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後，城市的生活已經有了初步好轉，當然，食品的供應還是極其有限，買什麼都要票證，我親歷的一個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說明這種狀況：一天，我在單位附近的食品店買東西，進來一位老婆婆，她看見店裡擺著一些雞蛋，便對營業員說，想買幾個雞蛋。營業員問老人，有證明嗎？老人問，要什麼證明？營業員說，出生證呀。這時，老人一臉失望地說，我都六十多了，那東西早不知道扔哪兒了，要知道那紙片片能買雞蛋，還不得好好保存著？店堂裡的人都哈哈笑了起來，這笑聲也多少顯出了心理上的些許寬鬆（多長日子了，難見笑臉了）。那時，許多機關，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別是「高價」食品開始出現在市場上（後來才聽說這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覆研究，作為一條重要政策措施出臺的），比如奶糖大體是15元一斤（500克），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五斤。記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過之後，晚飯後經常出去散步，出門時我買二兩糖，每人可得七顆，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於是調頭，再由他買二兩，剛好到家吃光。當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負擔不起的，工資也只有七十來塊嘛。不過，這個聰明的抑或無奈的政策畢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腫大大減少了。就在這樣的時候，報社領導還是省上領導提出一個問題：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後的中國農民，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希望什麼？他們準備怎樣迎接生產新高潮的到來？

這又是一個春天。我受領導的派遣，「帶著問題搞調查」，又一次到了民和縣。這次我選擇了一個川地的生產隊，在湟水之濱，蘭青鐵路正好從她身邊劃過。還沒有進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園，那盛開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頭，似乎是到了另一個神話世界，那麼陌生又那麼熟悉。在我記憶裡，怎麼彷彿從來沒有見過，這是叫做「川口」的那個我已經來過多次的地方嗎？我懷著極大的興奮，一步步朝果園深處走去，很可能，還哼著什麼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常常會下意識地哼哼曲子，高興時，難過時，都會這樣）。在一棵大樹下（好像是棵銀杏樹），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著。我輕聲輕氣地問她：「阿奶，幹什麼呢？」她回答說：「看園子呢。」聲音很細很小。我又問：「隊裡的還是個家的（本地話，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氣無力地回答說：「隊裡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說，困難的地方允許土地承包，說這叫「放寬政策」。這「政策」一「放寬」，竟然面貌立即大變，我因此而常常納悶：「放」了就「活」，否則就「死」，這叫什麼「政策」呢？我把領導提出的「現在農民在想什麼」這個問題直截了當地問這位阿奶，聽到的回答卻讓我半天回不過神，她望著我，一臉的不解一臉的無助，好一會，才說：「同志啊，我想吃個饃啊！三年啦，沒吃上一口乾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無法描述這句話對我心靈的震撼，我只記得，那一瞬間，我多麼希望背包裡能拿出一個饃呀！將近五十年過去了，「想吃個饃」這句話還時時在我心頭迴響，每當我懈怠時奢侈時忘乎所以時，那一定是忘了那個老奶奶，而當我對我們的祖國對我們的人民對這個執政的黨有一點獨特的認識時，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樣的瘦弱那樣的蒼老那樣的無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張破舊的小凳子上還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後一刻的時候，她終於吃到一塊乾糧了嗎？

我可愛祖國的可憐百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