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主義的困局

法國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集團首席執行官貝爾納·阿爾諾申請比利時國籍的消息震動了歐洲。儘管他聲明將繼續在法國納稅,但還是讓法國和歐洲感到驚訝。 

我去法國多次,是六次還是七次竟然有點記不清。有兩次呆了一個多月,其他幾次也都是一兩個星期,所以不僅感受了法國的文化藝術,而且感受到它的社會困境。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二〇〇五年這一次,它的幾個大社會現象讓我感到十分困惑。一是工人老是罷工,老是示威遊行抗議;二是製造業快消失了,所謂工人罷工,多數是交通業、郵電業、服務業的工人,至於產業工人階級則已「日薄西山」;三是稅收太重,一般的中產階級,稅收已達48%,將近收入的一半。二〇〇五年之後,我仍然關注法國,去年秋天去歐洲七國遊覽,雖然未到法國,卻也聽到許多法國的故事。因為有親眼目睹又有友人講述,我更是感到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三個種「階級大現象」,這就是大資產階級的逃亡,即逃往美國和其他國家,以逃脫重稅的壓迫;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即剛才所說的因為製造業的逐步消失而引起的後果;三是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因為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逃亡或消亡,所以擔子就落到中產階級身上。政府被大資產階級逃掉的稅款,就讓中產階級來補償無產階級的憤恨,也得讓中產階級花錢來平息,於是,中產階級便不堪其負而日益清寒。

雖然多次到法國實地察看,但大部分時間還是隔岸觀火,所以上述評說未必精當,不過,歐洲陷入經濟困境,法蘭西也是境中之國,這是事實。面對這種困境,我想說的是「平均主義」這個漂亮的平等思想誤了歐洲。

二戰後數十年,歐洲左翼政治力量十分強大。許多國家長期由社會黨執政,而社會黨的優點是更多地著眼於社會下層的利益,甚有道德感。眾多社會黨共同發表「福利宣言」,其主題講的是締造社會共同福利,可是要實現這個目標(理想),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增加對富裕階層的稅收,把這些錢用於救助下層人的醫療、教育和日常生活等困難。這種大思路聽起來相當動人,但是實行起來卻幾乎是「劫富濟貧」的半「革命」行為。「劫富」便是高稅收。一九九二、九三年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客座」,才知道教授的稅收達65%。馬悅然教授告訴我:現在是聯合黨執政,前兩年社會黨執政,稅收高達85%,而航空公司的董事長,其稅收則是收入的98%。收入愈高,稅收的比率就愈高,難怪擁有高收入的財主們、明星們要拚命往美國跑(美國教授的稅收只是工資的三分之一)。法國新任總統上臺後不久就宣布要對富人們增至75%的稅收,這自然就把富豪嚇跑了。

平均主義很受底層人的歡迎。在中國,從古到今都受歡迎。從孔夫子開始,就有「不患貧窮只患不均」的大思路。「五四」運動的改革家們雖然批判孔家店,卻仍然接受這種大思路。他們向西方學習,接受西方的文化,也只片面地接受法國盧梭的「平等」文化,並不接受英國洛克的「自由」文化。而所接受的盧梭,又是片面的盧梭,強調的是經濟平等,而非人格平等、心靈平等,機會面前競爭的平等。可惜經濟上的平等,無論是「均田」、「均富」還是「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都不過是難以實現的烏托邦。難以實現偏偏硬要實現,那就只能動刀動槍,走上樑山進行造反革命。平均主義的招數一定要導致「劫富濟貧」,不同的只是劫與濟的方式有暴力與非暴力之別。歐洲社會黨的方式不同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用的是非暴力的辦法,但歸根結蒂也是以劫應濟。原先不少知識者對這種方式頗為欣賞,但歐洲的經濟危機烽煙四起之後,又開始反思:平均主義之路是否行得通?倫理主義的願望是否能取代歷史主義的邏輯?人類生存的困境是否可以浪漫式地解決?這些問題不能不再重新思索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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