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闢的紅色作家自白：這樣寫艷陽天的
鼓吹農業合作化的文藝作品是餓死農民的幫凶
49年之後,經歷過多少次政治運動,有多少人挨整,也有多少整人的人！歸結起來,都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作為指導思想造的孽！如果對具體的人,一一追究起來,將會陷入另一樣的泥潭,非明智之舉。何況浩然生前雖有人指責他與老舍之死,有某種關聯,總的來說還不算有大惡。
但是,浩然作為竭力鼓吹農業合作化的代表作家,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可以說有標本意義。因為中國人為執政者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和相關聯的三面紅旗運動,付出的代價太慘痛了,直接造成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主要是農民被餓死！在眾多因素中,鼓吹農業合作化的文藝作品也應負有一定責任,稱之為幫凶應不過分！
先說說農業合作化的事。中國數千年農耕立國,農村穩定了,國家就穩定了。民國時期曾為內戰須要,強行推動過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層保甲制,想改變中國鄉村綿延幾千年的鄉村自治局面。因正直人士不願出任保甲長,而宵小之徒投機鑽營,終告失敗。不過保甲制並不干預鄉村的經濟體制,所以影響不大。49年後,新政權很快實現了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掌控。先實行土改,農民們分到了土地,得到了實惠,農村有過幾年安定發展的日子。大約從1955年毛澤東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開始,農村安定的日子結束了。已獲得的利益逐步被收回。隨著農業合作社由小社到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農業合作化問題,已不單純是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是在強烈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大轉換。
中國農村社會幾千年來的鄉村自治制度徹底結束了,新的執政者以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即集體化國有化,兩手都硬的強大手段,佐以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打倒他們認為是反對派的敵人。從而把有數億農民的農村,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為所欲為了。
中國農民從此失去了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先是以入社方式,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再以集體生產的方式使農民們失去了土地使用權。隨著耕牛農具的入社,農民們就再沒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失去了勞動所得的支配權！具體的說吧,農民們一年辛勞生產出的糧食,已不再為農民自己所有,農業社時期,只能以工分形式向社隊領取；到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特別是實行公共食堂制之後,又收去了微薄的自留地,數億農民就家家無糧了！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現實！幾億農民命懸食堂,食堂今天給一斤,勉強夠吃；明天發半斤或二、三兩,就餓得你歪歪倒；後天食堂關門了,你只有被餓死一途了。就這樣各級領導還在根據虛報數字催交餘糧,為完成任務,不惜挖地三尺,刮盡地皮！心狠歹毒的如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之流,居然下令家家戶戶不准生火冒煙,不准逃荒！還村村路口派民兵把守,見逃荒者就逮！以至小小的僅二百萬人口的地區,就餓死了一百萬人！這就是當時農村活生生的現實,也是人類史上亙古未有的大慘案！
58到60年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大一點的水旱災害,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毛澤東強制推行農業合作化,無限度地剝奪農民利益,包括用農民度命的口糧出口支持所謂世界革命,以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的惡果！要說是政策殺人,也是恰當的！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皇帝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那幾年的百姓,是豬狗都不如的！養豬養狗都還得餵飽伺料哩！
都說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寫照,就是所謂現實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年餓死三千多萬人的慘烈現實,還不是最重大的社會題材嗎,為什麼當時未見到中國有一個作家寫過一本那怕只和現實沾點邊的作品呢,沒有！沒有！一本書也沒有！一篇文章也沒有！連一首詩也沒有！相反的大量發表的出版的全都是對農業合作化和這個逼死餓死人制度推行者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弄虛作假粉飾現實的文字垃圾！散文方面代表人物是楊朔,詩歌方面代表作是郭沫若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小說方面的代表作則是柳青的《創業史》,和浩然的《艷陽天》了。
《紅旗歌謠》的出版,不僅是文學史上的奇恥大辱,也對數千萬農民被餓死,負有相當的責任！不信抄兩段看看：「一個蘿蔔有多重,十個後生抬不動。用刀砍回一半來,足夠全村吃三頓。」「早稻才聞三萬六,中稻又傳四萬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緊緊追趕麻城縣。」幾斤重的蘿蔔說上千斤,幾百斤的水稻說成幾萬斤,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空話,到靠吃空話過日子了,還能不被餓死！
楊朔是60年所謂散文年的代表人物。三年大飢饉,60年是最嚴重時期,哀鴻遍野,餓殍遍地！而楊朔筆下卻是生活比蜜甜《荔枝蜜》。「如果用最濃最艷的硃砂,畫一朵含露下開的童子麵茶花,豈不正可以象徵著祖國的面貌。」《茶花賦》。可惜如此賣力曲學阿世的粉飾太平者,竟不得善終！文革中自殺身亡,年僅55歲。真是莫大諷刺！
但是,如果深究文藝作品對餓死農民的幫凶責任,民歌民謠散文評論都無法和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等量其觀的。略略回顧一下,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有影響的關於農村的長篇小說還真不少。除去文革中的什麼《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不計,因為它們都是毫無藝術價值可言,圖解口號的文字垃圾,當時就沒影響,現在已早被記憶丟棄。有影響的甚至至今還常被人們提起的,大約有以下幾部長篇小說。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秦兆陽的《在田野上前進》、趙樹理的《三里灣》、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陳登科的《風雷》。其中以柳青的《創業史》和浩然的《艷陽天》影響最大。《創業史》又更勝一籌。
先說《創業史》。這部曾紅極一時,被譽為歌頌農業合作化所謂史詩式的作品,一直享譽文壇！據稱是柳青(劉蘊華)於1951年5月,放棄9級高幹生活,走出中青報編輯部,扎根農村14年,經歷了農業合作化的全過程,獲得了第一手的農村現實資料,創作出以梁生寶為代表的堅決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新型農民形象,和動搖於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梁三老漢；以及堅持個體經濟的富裕中農郭世富；還有瘋狂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反動富農姚士傑；還有就是黨內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村長郭振山。經歷了尖銳複雜的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打退了階級敵人的進攻。並以活生生的事實證明集體化比單干好,教育了落後的農民。終於取得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偉大勝利,使執政者的方針路線在廣大農村得到貫徹執行。
說罷《創業史》,再說《艷陽天》。這部洋洋百萬言的巨著,說的還是推行農業合作化的事。書中背景是1957年的農村,主線是說以東山塢黨支部書記蕭長春為首的農業合作化帶頭人,團結帶領一批堅決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貧下中農們,和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馬之悅及破壞農業集體化的地主分子馬小辮之間的鬥爭。結果當然也是階級敵人被打倒,階級異己分子被揪出,農業合作化運動取得輝煌勝利！社會主義新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農民們過上了越來越富足的幸福美好生活！
有了《創業史》和《艷陽天》的標本,別的小說都毋須說了。都是一個模式：一定會有堅定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積極份子；一定會有階級敵人破壞；一定會有意志動搖的所謂中間人物。最後當然是堅決走合作化的先進份子取得勝利,階級敵人被打倒,落後分子受到教育轉變了態度,合作化運動滾滾向前,新農村一片光明。如果一定要在上述諸本著作中找到有什麼差異之處,那就是在趙樹理的《三里灣》中未看到階級敵人,更多出現的是懷疑農業合作化的落後分子,或曰中間人物。所以有良心的趙樹理也成了落後分子中間人物。文革中被批鬥致死。再就是陳登科的《風雷》。只因為寫了一點三年災難之後,農村的困難情況,而且說明瞭是在災後。就這也被批判為污蔑農村大好形勢。文革中被江青點名,關進大牢,九死一生。
說句公正的話,就小說本身而言,上述大作也各有成功之處。要說到題材撞車,人物雷同,故事結構公式化概念化,都在圖解政策,都不敢面對慘烈的社會現實,也不能全責怪他們。那是制度的產物,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結下的怪胎,不正本清源,板子只打在作家們的屁股上,也是不公正的。本來嘛,作家寫書是作家們個人的事,他要寫圖解政策的書,也是他的權利,不容別人置喙。但是,當我們瞭解到,這麼多堪稱一線的名作家,都在發了瘋似的使出全身解數,編造謊言,為逼死餓死幾千萬農民罪惡的農業合作化制度,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而釀成嚴重後果時,我們就再也不能冷靜下來坐以論道了！我們有權利追究製造那場准人類滅絕大慘案罪魁禍首的責任！也有權利向這些大作家們討個說法！
本來嘛,農業勞動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干好？也就是一種生產方式的變革,如果只是從權利的角度選擇,本不是大事。
每個農民應該都是有獨立選擇的權力,選擇的標準說破了也很簡單,就是要選一種體力和物質的付出較少,獲得收益更多的生產方式,這是常識,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趨利避害只要不妨礙他人,沒有什麼不好。就說農業合作化吧,如果執政者真正從農民利益考慮,或即使想從很貧困而基數龐大的農村獲取利益,但能有個休養生息作長久的考慮,不是殺雞取蛋竭澤求魚的急功近利的方式。大可以試辦一些集體化的社隊,不做先入為主的宣傳,不與意識形態掛鉤,不抓階級敵人,讓農民能真正地自由選擇,選錯了可以真的有退社自由,試問那樣還會有災難嗎？那樣對農民是好事對政府也是好事呀！幹嗎要像《艷陽天》書上所寫的,鬧退社就是階級敵人破壞呢？
當然,我這些空想都是廢話,隨著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的逐步強化之後,中國百姓已再沒有選擇的空間了。就農業合作化而言,已不是農民們出於權利的選擇,而是由執政者憑藉權力強制推行的結果了,目的在於對農村農民的控制權,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根本沒有考慮農民的利益和生存狀況,才會造成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執政者最終也不得不宣布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失敗,解散了人民公社,一切從頭再來,依然要從給農民一點土地使用權,說白了也就是還得從單干做起。
原來作家們竭力歌頌的集體化道路,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而是災難的深淵,他們塑造的所謂堅決走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帶頭人,不是子虛烏有,就是顛倒了黑白,把一些投機鑽營,品質惡劣坑害百姓的農村新當權者,塗抹捏造成英雄。這些新貴大部分是受害農民的直接加害者！二十多年前,曾有報告文學披露,許多名噪一時的所謂合作化帶頭人、勞動模範,原來是新惡霸,從而惹起了不少名譽官司。多少也說明瞭,壞的制度也能使好人,更明確的說,應該是本來不壞的人變成了壞人,因為他有了幹壞事的條件！而被他們批評嘲笑挖苦的一些所謂中間人物和落後分子,還真正的代表了農民的心聲。所謂落後自私和藏糧鬧退社甚至被視為階級敵人搞破壞的要求土地分紅,不就是已經非常貧窮的農民,在竭力守護住自己最後一點的自身利益,在求一點活路嗎？這有什麼錯！作家們想過沒有,如果你們自己是農民,如果沒有強大的壓力,你會把賴以生存的土地耕牛農具,甚至把辛勞一年的糧食都交出去,而被活活餓死嗎？你們當然不願被餓死,那世上還有願意被餓死的人嗎？你們如此肆意中傷最善良最窮苦的中國農民,能心中無愧嗎？
我想問問鼓吹農業合作化的諸位著名作家們,特別是柳青先生浩然先生,你倆都有長期生活在農村的經歷,並且親身體驗了農業合作化的全過程。你們如果是看不到以權力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造成農村的空前大劫難,反而把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慘案,描繪成一枝花,那你們就是有眼無珠,是個糊塗人。這恐怕說不過去,別說作家們一個個都能明察秋毫,即使有一兩個糊塗犯傻,還能全犯傻嗎？即使一時犯傻還能終身犯傻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你們就是震懾於政策的威力,或是早已在已往經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嚇破了膽,為了保全自己,再也不敢挺起腰桿說話了；或是受名利的驅動,依然想憑藉自己的所謂才能,從權勢者手中,分一杯羹,所以才紅口白牙說謊話,自欺欺人。
諸位大作家都駕鶴西遊了。使後來者不知道他們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他們幾乎都沒有留下什麼值得研究的文字,使這一段歷史訴說起來,非常困難。然而,最近我在網上一篇悼念浩然的文章裡,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
任彥芳先生是浩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文友,常在一起作推心置腹的懇談,他們稱之為「神仙會」。下面這段話摘自任彥芳先生網上的近著《送別浩然------我們正年輕》。
1961年的中秋節,我和在《中國青年報》工作的北大同學詩人瀋仁康,與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裏很熱。這叫「神仙會」,都坦露胸懷交心。我和浩然,是50年代初期一同寫作投稿的文友。我寫詩,他也寫過詩,後來轉成寫小說,成績越來越大了。他卻很羨慕我們北大出來的。我聽浩然談,收穫很大,在日記裡記錄下來。
浩然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不去計較任何東西,只要埋頭苦幹寫作,把我們的理想,寄託在作品中。我在農村見到的問題多了,有的幹部就是地痞,欺壓百姓。你照實寫,誰給你發表！我呢,寫自己心中理想的幹部形象,正面歌頌,這叫樹紅旗的寫作方法。這就解決了既寫了現實,又表達了自己的願望,這是最大的幸福。
浩然說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勸我不要太天真,把問題看的簡單。說到讓歷史去證明你,就太晚了；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樹大會招風,也只有樹大了,風才拔不動你！我銘記下朋友之囑,並願共勉。
這真是一段精彩絕倫的作家自白,好一個樹紅旗的寫作方法！它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假大空瞞和騙的文字垃圾是怎麼製造出來的！什麼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過是一塊奉命寫作的遮羞布。在這段話裡你還能看到一點社會的責任與作家的良心嗎？為了自己的所謂成功,弄虛作假粉飾現實指鹿為馬都是他囊中之物,拿來就是！什麼對歷史負責,笑話,我還能等到那一天？那不是白了少年頭嘛！是傻子才幹的事！
有了浩然這樣的少年老成,終身奉行圓滑世故的獨白,你還指望他還能寫出有血有肉真情實感對蒼生敬畏對歷史負責反映了社會真實的作品嗎？
這樣說也許對浩然不夠公正。因為浩然未寫出來,別的作家寫出來了嗎？浩然寫農村的作品是假大空高大全,別人的作品就是真善美了嗎？當然都不是！有人也許會說,浩然說出來了,還有他老實坦誠的一面,那些未說出來的可能更虛偽更狡詐。這話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作為文革十年只有八臺戲一個作家,研究他確實有標本意義。一個作家是浩然而不是別人,並非是偶然事件。
也許不該苛求於前人,儘管有許多人,迫於當時的壓力,說過違心的話,寫過弄虛作假的文章,但不能把這筆賬都算在他們頭上,那是當然。在三千七百多萬百姓,主要是農民被餓死的慘烈現實面前,誰該承擔多少歷史責任,就得承擔多少責任！歷史的法庭是公正的,誰也別想逃脫歷史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