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後，還有多少「反人類罪」待審判？(圖)
最新出版的《鳳凰週刊》284期封面文章：「審判紅色高棉」。一種沈重的振奮。正義往往遲到，幸好遲到並非缺席。該來的還是來了。
柬埔寨人民終於用勇氣撕開了「歷史的傷口」。以正義的審判來證明歷史最終會還原真相，會將殺人者送上法庭，維護人類權利的至高無上和生命價值的尊嚴。
歷史的傷口不可能因為被隱藏而湮滅。
有一首同名歌曲這樣唱：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盡塵埃
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哦……哦……哦……
永遠都記得永遠都記得歷史的傷口
永遠都記得永遠都記得歷史的傷口
這一次，柬埔寨人民將那塊蒙著眼睛的「紅布」徹底扯開了。
2007年9月19日，「紅色高棉」在世的最高領導人農謝被警察以反人類罪的罪名拘捕。聯合國支持的「種族滅絕罪行國際法庭」準備以法律訴訟的方式清理柬埔寨之前的讓40萬到300萬人死於其中的屠殺歷史。
11月20日，由聯合國和柬埔寨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被收押候審，並被以反人類罪起訴。
三十多年前，紅色高棉領導人為了實現其構建的烏托邦式革命理想國，強行將舉國民眾拉上了戰車，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過大屠殺、飢餓和過度勞動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締造了一個人間煉獄。
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所說，是「柬埔寨人民和國際社會期待已久的」。儘管紅色高棉的倒臺已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對其成員的審判仍然從人權高於一切的人性尊嚴角度具有極其重要的世界性意義。因為，放眼世界，還有不少的非人類罪還在等待正義之劍，等待審判之神的最終蒞臨。
這樣的審判，最大的價值在於：這是對20世紀最恐怖的兩大極權主義──法西斯極權主義和斯大林式極權主義的審判。審判代表著拋棄，審判代表著正義的覺醒，代表著人性尊嚴的回歸。更代表著善惡終有報應的宇宙律法的到來。
同樣是《鳳凰週刊》第278期《蘇聯大清洗70年祭》載：「1937—1938年的蘇聯大清洗，目前統計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157萬人被判刑，約69萬人被槍決，約7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於1000萬人。這意味著，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1000萬人被送進古拉格群島。」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正是這個極權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變種。1970年代，在紅色高棉統治不到4年的短短時間裏，共有100萬人慘遭屠殺，而當時柬埔寨的總人口數隻有700萬。
將紅色高棉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與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做一個比照，不是非常類似嗎？都是斯大林式極權主義釀造的極惡。
從蘇區「肅反」，到大規模「反右」，到「大躍進」，再到登峰造極的「紋化大革命」……哪一次不造成無數無辜者命喪黃泉，打的都是革命的名義，結果全部是民族的災難。
僅僅一個大躍進造成人民非正常死亡的數據保守估計就達到3000萬之巨。
文革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死亡人數看似沒有大躍進後「非正常死亡」人數多，但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傷筋動骨，再過百年也難以彌補文化大動脈被割斷造成的創傷。
廣東名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一九八○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Ｒ·Ｊ·Ｒ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
如此眾多的國家核心人才的非正常死亡難道不是反人類罪？無論打著任何旗號，造成生命的無端喋血就是最大的罪惡。
遺憾的是，對此，我們仍然只是保持著不允許談論的態度，將歷史的血債包藏在秘密檔案中，對受害的中國人民，還是繼續傳播那種害人不淺的思想。
蘇聯大清洗70年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紀念大清洗受害者時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當記住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為我們應該清楚，為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壞性的。」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贊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相比之下，我們這個災難更加深重的國度在幹什麼？
宋彬彬這樣的「要武」者，文革的罪惡推手，卻被當作知名校友供奉起來。
災難的直接發動者的巨大塑像還在各地陰魂不散，巨大的墳墓還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
更作惡的是，文革罪惡的文化代表：樣板戲，最近又被放入到課本中，孩子們又要開始接受文革流毒的殘害，在幼小的心田裡播種罪惡。
莫斯科早在1988年就敢於「取消當時的歷史考試」，否定肅反罪惡。我們現在卻要開始再次實施「文革樣板戲」教育。我們的人民還被謊言欺騙得不夠嗎？
沒有冷靜的反思，沒有徹底的審判，反而不斷的強迫表揚和自我表揚。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到底還要在謊言和被迫遺忘中生活多久？
一個被高壓壓製成腦萎縮和腦積水的民族已經喪失掉反思和揚棄的能力了。
大腦裡現在繼續發揮作用的不是思考的細胞，而是被輸入的「負營養」。
以至於，像《鳳凰週刊》報導的這樣的事件，在中國是多麼難得。
不過，我們仍然還是要關注，要質問，要與人類的良知一起發出聲響：
類似的反人類罪還有多少沒有被清算？被審判？
紅色高棉之被審判是否是一個更廣泛的審判專制極權災難的開始？
紅色，可怕的紅色。只要有紅色的地方，流血一定普遍，紅色是血的顏色，全國山河一片紅，幾乎就是「血染的風采」，只不過，是人民的血染紅了人民的土地，極權者卻以此中飽私囊。
凱迪網上有一篇分析審判紅色高棉的世界意義的文章相當深刻，引用在此，作為結尾，也以此表示對該文作者的敬意：
「由聯合國參與的、帶有國際性質的法庭審判紅色高棉，從弘揚‘人權高於主權’理念的角度來說，意義深遠。紅色高棉屠殺的只是本國人民和具有本國國籍的華裔、越南裔、寮國裔和泰裔。從傳統的國際法觀念來看，這乃是一國之內政，而非國際法的管轄範圍。何況，紅色高棉也並沒有侵略別國的領土、屠殺別國的人民。但隨著人權時代的來臨，人權已突破國界而成為一種絕對權利。侵略他國領土並踐踏他國人權的行為固然應該受到國際法的懲處，但本國統治者踐踏本國人權的行為，同樣也應該受到國際法的懲處。而從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現狀來看，踐踏人權的主體往往是來自國內殘暴的統治者。這種狀況在極權主義的國度尤甚。因而，國際社會對此現象不可能袖手旁觀，而應該擔當起捍衛不論是哪一個國度的每一個個體人權的重任。此次組建帶有國際性質的法庭審判紅色高棉，使得‘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由自然法進入到了實在法的層面。如果說，在科索沃事件中，執行‘人權高於主權’原則只是訴諸國際警察機制的話；那麼，這一次則是更深一步地啟動了國際司法機制。那些在本國屠殺人民、將人民驅離家園、虐待人民、剝奪人民財產的極權主義者，不僅要被國際警察用暴力擒拿，更應該被推向正義審判臺。由國際社會審判紅色高棉，是‘人權高於主權’理念的重大勝利。」